在我向学校申诉多伦多大学和三一学院的人权问题时,我曾认为我有申诉成功的可能。推动多大改变政策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我和来自静默即暴力(Silence is Violence)的同事将对此事召开记者招待会,以便于帮助受害者发声。静默即暴力(Silence is Violence)是一个宣传反性侵害的学生组织。

但我也知道此次申诉会过程中会给我带来不可避免的麻烦,令我进入引人侧目的境地。我猜对了,有个人两分钟之内在我的脸书时间轴上写了七条回复,给我发了两张维尼熊的图片,然后说想带我去做足疗。

与此同时,我觉得不管我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至少支持我的人会帮助我。而当我看了他们给我的回复和留言时,吃惊地发现他们似乎并不在乎我等待正义来临的那十七个月。学校和强奸犯在庭下达成和解,而我的案例在我完全不知情,也未签署同意书的情况下,就
此结案了。我的支持者们最在乎的似乎并不是这件事。他们最关心我最先向哪个教职员工吐露实情,而三一学院的助理教导主任知道其他受害者在报警后受到的不公的对待, 因此建议我不要报警。

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谴责那些人,或者指出他们的错误。这种关注的热潮正表明普罗大众是如何看待性侵害的。作为司法系统要解决的首要犯罪之一,性侵害造成了极大恐慌,以至于我们不敢讨论它。

歪曲的责任
我仍然记得我的高中时光。我一进教室,我的英语老师——这人在两年中曾经猥亵过班里的大部分女生——突然金盆洗手,并且告诉我们他不想谈论我们刚读过的一篇小说的性侵描写。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这些描写让他很不舒服。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告诉别人我受
辱的经历时,他们表现出的明显的不适。我也遇到过在我真的很想倾诉时,有人告诉我类似“如果你想说的话就对我说吧”这样的话。

当性侵发生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如果我们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了的话——是让受害者远离自己,让他们向警察或者一年排不到一次的心理咨询寻求帮助。我们认为受害者们应该带着他们的创伤去那里寻求帮助,而不是我们这里。

因为我们的预设立场让我们以为处理性侵是警察该负责的事,所以我认为一些关注我的案例的人忽视了形势的复杂程度。我们不能说绝大多数受害者没有在司法体系下获得公正判决,即使事实上只有0.3%的案例嫌犯被定了罪,但这也是揭开受害者伤口的行为。在曼迪·格雷案例中,定罪的判决仍然可以被撤销。

报道真实的司法流程
我的问题在于有人建议我不要报警,理由是我和其他受害者一样都只能受到不公对待,和上报学校的结果如出一辙。实际上当我问到是否考虑将加害者开除时。我得到的答复是:多大对性侵害“毫不容忍、严肃处理”。我相信了这个答案,并且认为学生办事处的建议值得考虑。学生处的人关心我,因此才建议我不要报警。然而实情是多大针对性侵害的政策并未给这种关心留下生存空间,因为他们的共情通常建立在你辜负了某个人的假设上。

当我经历这一切时,我发现在多大的去中心化结构中,问题在于一些不良教职员工玩忽职守,而他们的上司通常毫无觉察。归根结底,声称加害我的人,已经洗心革面的人,和允许他参加校内足球赛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性侵害。

慢慢地,我开始不信任处理我案件的人。我转而寄希望于三一学院学生处。每当加害者违反了禁止在学校食堂吃饭的禁令时,有一位委员让我向她发泄负面情绪。当我告诉她其他教职工的口径时她也只是摇了摇头,并告诉我至少她和三一学院副院长重视这个问题。

在2016年1月,我收到通知去参加听证会。在之后的九个月里,我帮助学生处处理教育计划的同意书。她摇摇头以一种看无能为力的人的眼神看着我,她告诉我除了听证会时间,他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她带我进了她的办公室,告诉我在这段时间,她和副院长不仅知
道一切进程,而且与加害者和他的律师积极接触,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以帮助他避开听证会。

我离开了她的办公室,感觉像是刚经受了朋友的背叛。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在这种感觉中沉沦,我如此耐心的等待,信任整个程序,遵守一切规定,在别人告诉我“事情就是这样”时试图去理解。最后,事情十分明确,整个司法系统和他的管理者们从来不关心我这样的受害者。

系统性非正义
对我而言,这是种很熟悉的感受。在我整个学生经历中,我的残疾经常带给我这种感受。我经常感到我需要特殊照顾这件事是在旁人看来是不合理的,尽管这不是我的错,也从来不会是我的错。

我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性侵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统计数据表明一些易受性侵害的群体映射了校园里和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女性,变性人群体,非二元性别人群成为性侵受害者的可能较大。处在同样境地的还有残疾人、有色人群和酷儿群体。大部分人会发现,在受害者的阐述中,性侵的加害者通常都是受欢迎的高年级学生、学生积极分子、助教,甚至还有高年资的教授和实验室的上司。一般情况下,在一所机构的权力结构中处在顶层的人容易成为加害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很容易摆脱加害者的负面影响。不管学校方面如何宣传它闪闪发光的崭新的反性侵政策,

我和许多其他受害者仍然清楚,比起关心被边缘化的学生,多大更加看重自己的名声和金钱利益。这就是我们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为自己发声的最好证明。

多大和政策变革
如果多大仍然坚持如此不当地对待受害者们的话,就可能会面临更多指控。这种感觉像是他们需要我相信一切尽在他们掌控之中,他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这种算计延续了整个他们的承诺,管理者们一再强调他们从没见过像我这样要求严惩加害者的受害者。他们知道下定指示学术适应几乎不够严密。

这个学校因声名远扬的研究和学术而自豪。这样的名声需要安全作为支撑,而不是虚假的
怜悯。此外,没有家长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就读同学中有性侵害者的学校。比起坚守老古董一般的传统权力,将隐藏在暗处的性侵害解决是更简单有效的方案。

如果多大不真心希望解决性侵害问题的话,其针对性侵害的新政策就无法生效。性侵对于受害者的伤害仍未结束,受害者只是向所有人瞒着他们的问题,比起回去上学更愿意悄悄去反性侵中心。性侵只会跟着权力结构的崩塌而消亡。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审理渠道更贴近受害者的需求、为受害者减轻伤痛。学校方面急需意识到,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学生。潜在的性侵加害者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同学同事。不管宣传部门贴了多少海报宣传注意安全,不管迎新周有多少侵害者吹口哨调戏受害者,也不管学生们被迫看了多少教人们在性爱前应获取同意的录像——就像是同意也需要教学,性侵只是个误会而已,性侵仍旧不会走远。

大学只是调查性侵案件还远远不够,只能浅尝辄止地尝试避免让受害者遭遇加害者。 处理性侵犯也意味着处理其实际影响,比如弥补在学校缺课的学费损失,咨询的相关费用。这意味着学校不再作壁上观,不再只是给加害我的人一个17的月禁止参与社交活动、禁止与我同堂上课的禁令,部分三一楼不包括在内。

申诉
这是我向多大申诉人权问题的终极原因。我去学生办事处参加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回到家,看看我匆忙之下做的笔记,想到学生办的人告诉我学校和加害者私下和解的事,手因愤怒而发抖。我看着学生守则上自己大一时记的笔记安抚自己,思考着我该如何制定一个贴近受害者需求的条例。

几个月之后在回头看,我对大学不再抱有幻想,而是想帮助那些和我一样因为条例原因对自己的遭遇无能为力的人。我最终被打垮了,对今后充满着恐惧。我十分忧虑的看着大学里稳步实施针对性侵的新政策,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我不知道我将要做的事是白白浪费时间,还是成为加害人的助力?

所以我开始着手做了。我和其他静默即暴力(Silence is Violence)中认同我想法的人交流。格雷把我引荐给人权与法务中心,现在他们的律师受我委托正在进行交涉。整个第二学期我都在组织语言进行抗议,每一步都只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和静默即暴力(Silence is Violence)的合作给像我一样被责备并禁止发声的受害者的海报随即飞快传播。

而学校的反应只是把我们的海报从学校里的路灯上和车站告示板上撕掉,而不是去了解、去处理情况。

同时,我们在贴完海报的转天就收到了海量信息。我惊觉众多无处发声的受害者们极其需要这样一个发声的途径。最终在我填写人权申请时,我决定把我的经历公开。我把我的经历曝光给了多伦多星报,也在三一学院召开记者招待会,让大家明白我的遭遇。我知道多大方面除非承担严重后果否则绝无作为的行事方式,我觉得我有责任帮助其他无处发声的受害者们争取应得的权利。

如果你觉得我在这篇文章里的口吻似乎十分悲观,其实不是的。不要误会我,只是人们很难接受一边感受着这些管理者、咨询师、校安全部门带来的希望,另一边听说了关于同样一批人玩忽职守的事。虽然在咨询各个校区之后学校推行了针对性侵的新政,但学校仍然不关心受害者的境遇。而学生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在校园里活动的草根社会活动者越来越多,希望将性侵加害者从他们的高位上拉下来。

我见过太多希望张贴海报宣传非洲绿猴病毒危害性的海报,我也听了太多诸如“这件事我没对任何人说过,但是……”的悲伤故事,我也告诉过太多梦想着正义以某种方式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受害者,却忽视了我们自己改变这一切的力量。

我只是希望多大准备好了。
这是The Varsity关于多大校园里的性侵害的第一篇调查报道。


—翻译/Translate: Shrike Jing/井欣
—校对/Proof: Yingxue Li/李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