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地在寒假期间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去坦桑尼亚游猎旅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Serengeti National Park)和周围的保护区度过。在这样一个自然资源富饶的地区旅行，不可能不好奇它的寿命。几乎所有全世界游客想看的物种——大象、狮子、豹子等——都在大幅得减少。但在坦桑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这些物种的保护比我们想象得更复杂。
政府需要找到一种不仅对动物有利，而且对公民实务的动物保护方法。这种截然对立的存在是因为狮子或斑马会给附近的社区带来问题，并对发展构成直接和间接的威胁。例如，本土食肉型动物往往威胁牲畜，而有时它们会对濒危动物进行报复攻击。《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去年发表了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在博茨瓦纳(Botswana)，一群特别有攻击性的狮子对整个村庄造成的伤害。同样，旅游网站非洲地理(Africa Geographic)详细描述了去年11月纳米比亚发生的一起袭击事件，在此期间，仅一周内有超过250只动物死于狮子袭击。
也许更普遍的问题是对土地的竞争需求。2016年，坦桑尼亚当局威胁要强行驱逐受干旱影响而将牲畜转移到指定保护区的牧民。坦桑尼亚副总统萨米亚·哈桑·苏鲁胡(Samia Hassan Suluhu)当时说：“我们不想看到任何来自国内或国外的牲畜侵犯和破坏我们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 这样的言论促使一些人质疑美国国家公园的模式是否在“土地需求更迫切”的地方存在缺陷。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2014年进入大众视野，当时德克萨斯州的猎手科里·诺尔顿(Corey Knowlton)为猎杀一只濒临绝种的黑犀牛购买了狩猎许可证。许可证由纳米比亚环境和旅游部(Namibia’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Tourism)颁发，并在达拉斯狩猎俱乐部(Dallas Safari Club)拍卖。也许比以娱乐方式杀死最后仅存的极度濒危物种更有争议的是，由诺尔顿(Knowlton)和狩猎俱乐部声称的，发放此类许可证是为了保护环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诺尔顿说：“杀死一头年长的不会对基因库做出贡献但却可以伤害年轻男性的犀牛，是科学保护的一部分。”此外，诺尔顿为猎杀黑犀牛所支付的35万美元，将被用于资助保护和反偷猎。
在批评家看来，这是表面上的伪善，近乎荒谬。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主席(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阿泽丁·唐斯(Azzedine Downes)明确表示：“我们只是不相信狩猎也能算作保护。” 保护动物伦理协会(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的人承诺提起诉讼，并且宣称：“这些许可证从根本上不符合《濒危物种法》的目的，即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而不是授权屠杀它们。”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收到的反对此事的请愿书收到了超过13.5万个签名。
其他群体在面临相似困境时采取了更实用的方法。例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强调对于人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现状的保护。在一份任务报告中，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承诺了对于“对濒危物种生存没有威胁的狩猎项目”的支持。他们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项目为当地社会的保存和发展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来源，并且为这些长期投身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群体提供激励。”
我们平时对于保护环境的讨论中缺失的正是这种强调。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理解让环境为人类服务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保护动物。这一平衡不仅来自于对人类福祉的担忧，更是来自于长期可循环保护策略必须提供收入和财富增长，发展而非阻碍的理解。
说到底，诺尔顿的评论可能是正确的。允许一个动物被杀似乎确实违背了动物的价值超过它们对我们的价值这一原则——不论可能的经济利益，杀戮一个无辜的动物本身就是本质上错误的。但对于野生保护更本质的见解依然存在。
我们加拿大，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至少从经济层面已经获益于环境之于我们需求的主从关系。从我们一立场来说提倡环境保护很容易——开采早已发生，相对来说，我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对于纳米比亚，坦桑尼亚，和其他那一地区的很多类似的国家来说完全不是这样。
持续追求环境保护不能以发展为代价，尤其是因为那些最需要保护环境的地区，正是最需要经济发展的地区。我们应该让野生保护运动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谋福利，而不只是对动物有益。我们最好的保护方式应该适应时代发展。
扎克·罗森(Zach Rosen)是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历史和哲学二年级学生。他是The Varsity的实事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陈嘉华/Jiahua Chen, 杨典潼/Diantong Yang
校对/Proof: 万春潇/Chunxiao Wan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