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A CARNEVALE/THE VARSITY

我没有任何文化背景。我十个月的时候被一名加拿大单身白人女人从中国收养。我在一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半乡村小镇长大。在那种奇怪的境遇下,任何有意义的,我与出生地的联结和故土文化的连结,都被抹去了。

我没有任何过去。据我养母说,我来自一个类似于“贫民窟”的边远农村。然而孤儿院根本不具有或不提供(关于我身世的)更多信息。我的本名是易淑兰(音译),但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来自于亲生父母或是孤儿院。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出生的。我的官方文件上说是12月16号,但我怀疑这是孤儿院经过猜测然后冠以我的——据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我所有的过去都是模糊的,是一系列不可靠的估计。没有过去的人,是不可能有文化背景的。

我有一个中间名(middle name)是淑兰,这是母亲企图将我与中华传统联系起来的证明。年岁尚幼时,她送我去上过汉语课,带我去过中式节庆活动,给我讲中国民间故事。时至今日,她还会在春节给我一封装有一元加币的红包……然而,这些都没有起任何作用。我与我的祖国没有与生俱来的联系,当春节游行上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红狮向我呼唤时,我并没有电影里那种灵光一现的瞬间。

那些与我熟识的人总会开玩笑似地说,我被西方文化“洗白了(Whitewashed)”。这倒是真的——我会带法式砂锅菜(French Casserole) 当午餐。当我看向镜子,有时候会因为看到一张带有东亚特征的面孔“覆盖”在我脸上而感到惊讶。然而,我也没有期待会有一张白人女性的面孔从镜子里盯向我。我与白人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并不只是“洗白”这么简单。白人与西方文化,是我从小熟知的一切,我大部分的生活都被它围绕着,然而,我也仅仅是被“围绕”着——我从未成为它的一部分,也从未被它欣然接受。

小学时,一些顽劣白人小孩对我施以带有种族歧视的嘲讽;初中时,同学对我数学能力的隐晦挖苦,让我清楚的意识到,从一开始,我就是与他人不同的。我并没有把差异当作一件坏事,但是我非常清楚这种差异的存在。高中时期,东亚人是学校里人数最少的的少数群体之一——我依稀记得1100个学生群中,或许只有10个。白人群体兼有人数优势和文化地位,就连最受欢迎的运动都是英式橄榄球(译者注:一项白人喜爱的运动)。
 
随后,我进入了多伦多大学(U of T)学习。这是一个奇异的转变——我已“不合群”超过十年,却突然完美融入到了这里的学生群体中。当然,这只是个表面现象。相比过去,这里有着庞大的华人群体,而这,也只是进一步让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有多么的不同。在大一新生周(Frosh Week) 的社团集会(Club Fair) 上,我路过一个大型中国学生社团展位,却根本没有想过,我也可以算作一名中国学生。每一天,我都很有可能路过几百个中国学生;每一天,我都经历着灵魂出窍的体验——明明身处其中,却似相隔甚远。

今年年初的时候,校报The Varsity开始把一些文章翻译成简体中文。翻译们最开始报到的某一天,我正坐在校报办公室里一个沙发上,而他们坐满了新闻编辑室里,位于我面前的一张桌子,然后开始聊天。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然而他们却说着一门我听不懂的语言。他们身上,承载着一个另一个时空里,我也许可以拥有的人生。

我生于加拿大的舅舅曾经告诉我,我应当时常对我母亲领养我存有感恩之心。言下之意便是:若非当初她领养了我,我的人生会是另一幅光景。我和我的舅舅关系并不亲密,但是就算是在我更亲密的小家庭中,我也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有一次,我穿着一件与用腰带绑紧的和服式长大衣,我母亲善意地告诉我我看起来很“东方”。她这是在夸我。

我确实尝试去提醒自己,我何其幸运。在一个具有重男轻女观念(在贫穷家庭中尤为常见)的文化背景中,作为一个女婴,我并没有被杀死或是遗弃。我逃离了在孤儿院长大的命运。我被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收养,尽管他们(对文化)有所忽视,却给了我在中国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生活可能。但是,我一直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在我生命历程的某处,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都已被我(特殊的)成长境遇彻底剥夺。
 
文化背景的缺失,是一件我已经习以为常,却尚未能接受的事。我仍然无法分辨,这种无牵无挂、 没有“自己人”的生活,是自由还是孤独。当别人提及他们自己的文化时,无论是简单地说出一道菜的做法也好,或是哼出一首歌也罢,都会让我感受到丝丝缕缕的、触手可及的、关于我过往的微弱踪迹。它们让我觉得,我在这世上也有一席之地:印在我医疗卡上的一个出生日期,以及我的一个名字。


翻译/Translate: 刘隽含Rozee Liu

校对/Proof: 吴雯堃 Wenkun Wu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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