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A CARNEVALE/THE VARSITY

在越战 (Vietnam War)期间,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科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写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责任》(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的文章,乔姆斯基认为,知识分子比其他公民对国家行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在学术环境中有获得更多资源的权利,有更多的时间花在阅读写作上,最重要的是,对所读所闻的内容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学生,我们对于当今社会政治问题应负多少责任,我们必须采取怎样的行动?在探讨我们的角色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些问题和它们的起源。

1970年代,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通过对价值观不道德行为的处罚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引入,资本主义文化在当今世界霸权的强化。资本主义文化促进了等级制度和竞争格局的建立。

介于学术界和其他科学机构都鼓励这种崛起的思想,科学界似乎也采纳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体系。

毫不牵强地说,现在科学界最受尊重的,尤其是非科学团体中,不是发现了什么或如何被实现的,而是谁获了奖或谁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这些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渗透入科学领域的,以竞争为本质的经济价值观。

微生物学家阿图罗·卡萨得文(Arturo Casadevall)和法瑞克·(Ferric C. Fang)指出,通过改变竞争文化,我们可以鼓励质量优胜于数量。我们必须更注重基础研究,而不是仅仅基于应用的思想,与某些社会优先事项有直接联系的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更有可能引导出意外的发现。

卡萨得文和芳同样指出,在当今文化中,科学家必须是有着雄心壮志的自我促进的企业家。他们的研究事业,如果不是一辈子为此付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赠款资金支持。换言之,他们必须同样是优秀的生意人。

不幸的是,根据2017年加拿大基础科学研报(Canada’s Fundamental Science Review)表明,加拿大大学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一直在下降。

干细胞共同发现者杰姆斯·提尔(James Till)和约翰·帕兰依(John Polanyi)强调了在基础科学界资助的重要性。诺贝尔获奖者帕兰依(Polanyi)把政府在这些领域的不足投资比作低估一些对人类绝对必要的事物。

甚至可以说,向当前资本主义结构的转变导致了启蒙价值的放弃,比如科学界中自由探索和求真精神等。

当然,尽管这与资本主义标准有关,没有人会质疑在科学进步中竞争的必要性——关于谁是微积分发明第一人,莱布尼兹和牛顿(Leibniz-Newton)的争论便可证明。然而,不同于商界,竞争 在科学界中只是达到极好的目标的一种简单的方法。

在大学中对竞争对手的关注也同样毋庸置疑:看看你周围的学生。很多学生关心如何获得4.0GPA,如何平衡课外活动,如何参加一个社团丰富他们的简历,如何在教授的实验室里得有一席之地以得到教授的一封推荐信等等,还有许多其他你可能作为一名多伦多大学(U of T)学生经历过的例子。

然而,将这种竞争文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学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问题在整个科学界是无处不在的。

那么学生能做什么呢?答案并不简单。只要资本主义是塑造我们生活和指导我们行动的主要因素,竞争文化就会持续下去。不过,学生可以参与组织或直接与教授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带给决策者,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消除不必要的竞争气氛。这是由我们来合作以反对商业界创造并强加给我们的价值观。

这可能是困难的,因为许多价值观已经被科学界内化了,但将这种态度带入意识的严格的尝试,将最终导致我们看待职业生涯方式发生改革。毕竟,科学从来没有的结果,而是由一个人的好奇心驱使以及随后通过反复试验得到的发现——无论被发现的东西是立即被奖励或被后人忽视。
我们需要从自己做起并且实行国内改革,希望有一天大学能优先考虑创新、独立和平等的价值观,而不是缺乏评估地、被动地去追随社会经济趋势。


翻译/ Translate: 万春潇/Chunxiao Wan

校对/ Proof: 余思杭/Sihang Yu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