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长期药品短缺

需要为接下来的旅行接种疫苗吗?你的处方上需要重新配药吗?虽然这些问题看起来不麻烦,但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困难。

 

尽管加拿大卫生部在2012年成立了一个多方利益协作药品短缺指导委员会,以解决药品短缺问题,并在2017年开始强制要求药品制造商报告其和实际的药品短缺,但药品短缺这一问题仍然存在。

 

皇后大学(Queen ‘s University)名誉教授、多大医学院校友杰卡琳·杜芬(Jacalyn Duffin)博士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问题。

 

杜芬创立的网站——canadadrugshortage.com——是一个追踪加拿大药品短缺问题的平台。她认为,依赖非处方药的人最有可能受到药物短缺的影响。

 

指出,“人们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影响”她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即媒体对安非他酮和肾上腺素注射器短缺的关注掩盖了“实际上有数百种其他药物无时无刻供不应求”的事实。

 

自2010年以来,由于药物短缺问题,加拿大的医生和药剂师很难为患者接种疫苗或处方药,导致那些需要这些药物的人只能依赖一些药效不好也不安全的替代品。

 

抗抑郁药丁苯丙酮(bupropion)是一种全国短缺的药物。这种短缺尤其成问题,因为没有可替代其的药物。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肾上腺素注射器的短缺,这种注射器在加拿大只有一家供应商生产。这种短缺普遍到加拿大卫生部门甚至建议患者保留和使用过期的注射笔,以防过敏反应。考虑到有约4%的加拿大人对食物过敏,许多多大的学生都受到短缺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能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制药公司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开发和向有需要的人提供药品,它们却未能完成这些至关重要的任务。但其实,向公众提供药品或疫苗的过程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任何一种药物都必须经过审查、授权、生产、采购和分发配送,才能由卫生保健供应商交付给患者。任何一个过程发生耽搁都会导致药物的短缺。

 

最普遍的问题是原材料短缺、制造困难、监管混乱、商业决策以及公共需求量的意外激增。

 

对于制药公司和加拿大政府来说,这些问题一旦出现就很难解决。例如,某些药物所需的原料往往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例如,如果这些进口药品中有受到污染的供应源,就可能立即中断药品生产渠道。

 

药物和疫苗的过期也是药物和疫苗可能出现短缺的另一原因。疫苗尤其不应在过期后接种,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失去功效。企业应该在疫苗过期前清空货架,但让它们直接扔掉疫苗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折磨。此外,如果公共需求出现激增,也会使它们很难保证充足的供应。

 

杜芬写道:“我们在弄清原因之前,无法讨论解决方案。”

 

她还补充说,只有当短缺得到衡量,并制定一份基本药物目录,才能了解到真正的原因,以便更好地监测药物的供应和来源。

 

这样的一份目录将包括政府应当一直储的200-500种药品。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中,杜芬列出了这一储备保证的成本和收益,并列举了这一目录至少在其他七个国家改善了医疗质量的例子。

 

2014-2017年间,加拿大平均每年有1000种药品短缺,影响到1200多种产品,而药品短缺问题也会日益严重。在最近的一份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中,杜芬和她的同事们敦促加拿大卫生部提供一份关于药品短缺问题的年度报告,并强调需要 “定义问题,阐明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在那之前,多大的学生和加拿大其他居民只能寄希望于药品短缺不会再一次影响他们。

 

翻译/Translate: 庞皓予/Haoyu(Simon) Pang

校对/Proof: 陈雨桐/Yutong Chen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站在看台上观看我的球队比赛

我讨厌伤病。作为一名运动员,我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被告知我不能参加比赛。在我多年的高水平曲棍球比赛生涯中,最难过的时刻就是我被迫站在看台上观看球队比赛的那次。

我在8月对阵卡尔加里迪诺斯队(Calgary Dinos)的季前赛中遭遇的脑震荡是我受过最严重且难以承受的伤了,当时我在备战多大蓝校队(Varsity Blues field) 2018年的曲棍球赛季。当半场比赛还剩30秒时,我伸出我的棍子去抢一个无人控制的球,就在这时,另一个人撞到了我身上。我不知道她是从我身侧还是背后撞来的,但我知道我的脖子和脑袋很痛。当我倒在地上时,半场结束了,在其他人帮助下,我摇摇晃晃地走到离球队很远的板凳的一个座位边。当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球场的强光刺痛了眼睛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要是这样。

 

我知道脑震荡是什么感觉。我的赛季在2017年的某一场比赛中受伤而过早地结束了,当时一颗球击中了我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淤青,同时造成了轻度脑震荡。当我们的理疗师询问我的症状并测试我的记忆力时,我坐在长椅上,尽力淡化我的感受,以在测试中取得完美的成绩,但之后我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根据我对校园后操场强光的敏感程度,我很难集中精力听治疗师不断重复的话语,全身充满晕眩的感觉,因此我能判断出我得了脑震荡。比赛结束后,队友们反复问我:“你没事吧?”对此我的回答是,“当然,别担心,只是脖子有点疼。”我试图让他们相信我没事,也试图使自己相信自己没事。

 

第二天,医生的诊断证实了我已知道但拒绝相信的事实:我得了脑震荡。在我受伤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没有参加球队的会议、日常训练和举重训练。我相信如果我专注于自己的休息和恢复,在常规赛季开始前我仍可以有两周的时间来让自己回到轮换阵容中。那两个星期过去了,尽管我致力于康复计划,但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球队来到滑铁卢开始了常规赛季,只能呆在家里。一部分的我为错过赛季开始而难过,而另一部分的我则松了一口气。我知道我脑震荡的大脑无法承受巴士旅行、比赛,甚至不能体验我们赛季揭幕战时的高涨情绪——这可是我在过去九个月里一直期待和为之努力训练的时刻。

随着赛季的进行,我呆在家里,而球队则到各处比赛。在一个月的休养之后,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将不会踏上球场参加2018年曲棍球赛季。我为这个消息难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每天晚上坐在家里哭泣,因为我知道我的球队在场上比赛但没有我;由于症状的严重性,我甚至不能去场边观看比赛。我很沮丧,或许因为它是我的第四个赛季,这本应是我曲棍球生涯达到顶峰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我在夏天的训练赛季比以往都更努力地训练,又或许是因为我队长一而再地缺席比赛使我的球队失望。很可能是这三个原因合并,再加上我的脑震荡症状,使我陷入了对曲棍球比赛的哀思中。我不能看赛场的照片,阅读比赛复盘,或者注视我的曲棍球棍而做到不哽咽难过。

直到赛季的最后几周,我才接受了作为一名受伤球员的角色。由于本赛季其他几次受伤事件伤的球员们开始聚集起来——其中一些人也有脑震荡的症状——我们互相帮助,共同度过了坐在场外的艰难经历。我们组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团体,因为我们对无情的伤病有着共同的理解。我和其他受伤的队友帮助球队准备比赛,让他们保持专注。我们在看台上尽可能大声地为他们加油,在他们输得很惨烈的时候,我们也成为了第一个前去安慰他们的人。在这几个星期里,我觉得自己比赛季初更像是球队的一员,尽管那时我还想象着自己在球场上比赛的英姿

尽管从未参加过训练或在比赛中上场,这个赛季仍教会了我不管每个队员的角色看上去多么渺小,他们都是球队不可或缺的一员。我知道无论我是训练时躺在家里的床上休息还是在比赛的看台上,我都是我们队中具有价值的一员。从看台上观看整个赛季也让我意识到我有多么热爱曲棍球。看着我的队友在球场上成长与拼搏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我最想做的也是和他们一起在赛场上并肩战斗。我已对能重拾球棍并回到赛场的那一天期待已久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当我的生活充满了不间断的头晕、难以集中的注意力,以及在做任何基本运动时都会引起的头晕目眩时,我意识到我多么渴望成为一名像以前那样健康的曲棍球运动员。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名运动员正享受着在健身房与球队一起进行举重训练的下午时光,享受在傍晚和周末的时候与队友在赛场上并肩,享受与朋友们在爬坡机上的共同奋斗。我知道这个人很快就会回来,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翻译/Translate: 庞皓予/Haoyu(Simon) Pang

校队/Proof: 樊佳奇/Jiaqi(Cindy) Fan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反殖民化,从语言文字开始

两周前,省政府宣布终止一项对法语院校的拨款计划。一时间,群情激愤。

试想,一旦健全的法语教育系统得以建立,安大略省多达六十万的法语使用者将拥有更多的机遇。政府不顾民众需求的毁约行为自然激怒了人们。

对于政府失信于安大略省多达六十万法语使用者的行为的批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旦健全的法语教育系统得以建立,这些人们的自主权将会得以提升。

更何况,法语使用者只是安大略省众多少数语言群体之一。如果高等教育将对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完全公平,法语只是讨论的起点。

可是,如果批判的中心原因仅仅是因为语言群体应在高等教育中得以更充分地体现自身自主权,法语使用者们就成了安大略省众多少数语言群体之一。

实际上,安大略省有超过六十万汉语(包括粤语和普通话等)使用者,其数量远超过了法语使用者群体。而使用意大利语和旁遮普语的群体也同样庞大。可这些语言也仍没有相应的高等教育机构。

将法语作为加拿大的特殊语种,并非只是出于使用者数量的考虑,也是来自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法国及其语言同加拿大历史密不可分,这也决定了法语在加拿大的特殊地位。

如果法语仅仅因其历史地位得到了关注,其他语言群体也应当被纳入考量。比如说,在这片土地上存在了长达数千年的原住民语言。

原住民语言比其他任何语言都更有理由在加拿大延续下去。讽刺的是,它们将很难在高等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

安大略省是六种原住民语族的发祥地——安尼西亚贝克语、翁奎洪语、莫斯科沃克语、勒瑙佩语、因纽特语、米希夫语。这些语族包含十八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

过去十年里,省政府致力于复兴原住民语言,并试图将这些语言融入高等教育。政府对原住民语言高等教育机构的补助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

安大略共有九所属于原住民的高等教育机构。它们与其他院校都有合作项目与伙伴关系。一年前,政府给予了这些机构自主权,使它们得以在不与非原住民合作学校交涉的情况下颁发学位、证书和学历。

这些法令与调停无疑是个进步,致力于给予安大略的原住民更多掌控其社群及事务的自主权。也增加了他们在国务方面的发言权。

可教育机构的影响力有限。九所学校总共为近四千名学生提供了教育机会,可与加拿大超过两百万的高等教育学生人数总数相比,这个数字仅仅是九牛一毛,甚至远远不及多大单独一所大学九万的学生数量。

原住民语言复兴是继续付诸实施的。殖民者针对原住民的暴力行为之一便是控制他们的交流方式。消灭其语言,并以殖民者自己的语言——英语或法语,取而代之。这个过程也在强制原住民儿童进入寄宿学校得以顺利推进。,用英语和法语代替了他们的母语。

在高等教育中使用原住民语言有利于强调其合理性与重要性。促使这些语言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这片土地上的移居者,作为殖民主义的受益方使用这些土地和资源。也正因如此,我们有义务支持原住民文化与习俗的复兴运动,而语言正是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重要途径。帮助原住民找回语言,也就使他们拥有了自主权

为了使原住民语言有更广泛的影响力,著名院校应当在课程中囊括更多原住民语言相关的内容。让语言走进课堂可以促使它们成为合法的通用语言。原住民学生也能在这些教育机构中他们的文化背景下学习和使用自己的文化语言。

与此同时,原住民语言课也是对寄宿学校所造成破坏的挽救——那些在成长过程中被剥离了母语的学生将有机会重新接触它们。其他学生也将有机会学习原住民语言,推进语言的复兴与传承。

自2015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呼吁开设更多原住民语言课程,许多院校也付诸了行动将原住民语言设为授课课程。可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还不够多样化,而往往是那些由原住民开办的小型院校会提供更全面的课程,例如安大略西南部的六族工艺学校就提供莫霍克语和卡尤加语的本科学位。

其它学校也在向推广更多原住民语言课程迈进,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湖首大学(Lakehead University)都已开始提供一些相关课程。多大的原住民研究中心也推出了因纽特语、伊洛魁语和阿尼希纳本莫文语学习课程。

可这些课程仍远远不能同全面的、如法语一类的课程相比。实际上,相比于实用程度极广的法语,濒危的原住民语言才应当获得更多的重视,相应的课程也应当更多。

身为学生的我们也能够为原住民语言复兴的工程添砖加瓦。参加多大为我们提供的原住民语言课程便是参与到语言传播与承续中的好机会。

法语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引起纷纷议论,这正说明了语言是力量与自主性的源泉。在关注安大略法语使用者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留意到原住民语言在高等教育中也应有同样的,甚至更高的地位。

 

翻译/Translation: 姚静姝/Helen

校对/Proof: 樊佳奇/Jiaqi (Cindy) Fan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是时候采取措施了”:法学院学生签署反对学费上涨的公开信

来自印度的阿纳曼萨多(Annamanthadoo),当初是带着追求公共利益法的事业在国际人权法以及法律援助工作等领域开展工作的憧憬来到多伦多大学法学院就读。

然而,自从她抵达以来,出于对高昂的学费和不断增加的学生债务的担忧,阿纳曼萨多越来越担心她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她还注意到,她在学院中的许多朋友都因这些领域往往处于薪酬水平的较低端,而放弃了它们,转而投向更高薪的公司法领域的工作

她写道:“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都被这些领域的工作所吸引而来到了多大法学院。但我开始意识到,只有当你没有本科欠下的学生债务并且你的父母能负担你的法律学位时,这些选择才有可能。”

她补充说:“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明年的学费将超过4万加币。我很清楚,是时候该为此采取一些措施了。”

本学年,阿纳曼萨多和其他14名学生校友帮助发起了“卓越障碍”项目,旨在说服学院“暂停增加每年超过40,000加币的学费”,直到在给爱德华·艾科布奇(Edward Iacobucci)的公开信中概述的某些条件得到满足为止。

这些要求包括对学院进行全面的财务审查并公开结果。基于这一审查,“卓越障碍”要求学院承诺采取具体措施来控制成本,并保护助学金的分配,例如保证在录取申请时向低收入申请人提供援助,以及提供一项学生可承担的学费的长期计划。

该倡议名称来源于学院的“无障碍优秀运动”,该运动于今年启动,旨在筹集2000万加币的财政援助

迄今为止,这封公开信有超过400签名,它们分别来自在读学生自1971年以来的校友以及包括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和安大略省法学学生会在内的几个组织

“显然,这一场不是针对读学生的运动,” 阿纳曼萨多写道“我们已经在为一个法学位支付六位数的学费。这是一针对未来学生的运动。”

在给The Varsity的一份声明中,学院指出,艾科布奇已经对法学院管理机构——学院理事会预算学费和助学金进行了两次深入的讨论。

 

该理事会由院长全职教员、法律图书馆馆长、法学博士课程助理院长以及每年选出的学生代表和两名研究生组成。

该声明还说道,有待多大的批准,艾科布奇的目标是明年学费增长4个百分点,而最高允许的5个百分点

作为回应,同样参与该运动的三年级法学院学生亚历山德拉·罗伯逊 (Alexandra H. Robertson) 写道,此举是“重要的第一步”。

“这将是自2006年以来学院第一次没有按最大允许金额涨学费” 她这样写道“自21世纪初以来,学生一直在倡导这个问题,但他们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我们相信这一进步意味着学院正在听取学生和校友对学费、经济援助和法学院可及性的担忧。”

罗伯逊补充道,“很明显,我们的目标是让学院满足我们公开信中提出的要求,这虽然尚未发生,但是我们感到振奋的是,学院显然正在倾听我们所说的话。”

 

翻译/Translate: 刘隽含/Rozee Liu

校对/Proof: 钱文聪/Wencong Qian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书籍遭弃,成何体统

作为一名学生,书本在我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不只是一页页纸张,而是知识、创意、与真相的载体。

上个月,一张显示成百本书籍被丢进蓝色回收垃圾桶的照片在一个多大表情包网页上发布。我不敢相信丢弃书本的行为竟在我们的校园里发生。这些书本可以被捐给慈善机构、图书馆、公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正如该图里指出的:“除了直接丢进垃圾箱,还有其他许多选择。”

 

“没有人要”

 

我联系了发布照片的学生阿利基·比斯卡基斯(Aliki Bitsakakis),她向我讲述了发现被弃书籍那天的情况。

行政部门告诉比斯卡基斯,这些书都是大学学院图书促销(University College Book Sale)之后“没有人要”的剩货,并表示如果学生们想要这些书,必须赶在周五之前取走。比斯卡基斯及她的同学马琳格·林伯格(Marley Greenberg)、罗宾·麦德(Robin Medd)、格鲁沙·辛格(Grusha Singh)和杰林·斯塔克(Jaylen Stark)为了拯救这些面临丢弃的书籍自发进入了“紧急模式”。

他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为这些书找新家,鼓励学生们去临时搁置书籍的地点——罗素街(Russell Street)和士巴丁拿大道(Sapdina Avenue)边的小巷里自取书本。收取捐赠书籍的公益组织“重生”(Second Life)得到消息后前来取走了一半的书籍。剩下的书由学生们运到了西德尼史密斯楼(Sidney Smith Hall)的休息室里。

据比斯卡基斯统计,学生们一共拯救了大约一千本书籍。面对他们惊人的成果, 她却表示“我们这次的行动本不应该发生”。对于将读书学习作为生活重要部分的学生们来说,这一次拯救行动的成功更含有令人不安的深意。所有被丢弃的图书都不算破旧,有一些写着之前读者的笔记,有一本甚至夹着一封作者感谢读者支持的回信。这些书为什么最初会遭到抛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比斯卡基斯与斯塔克再次拜访多大学院行政部,并与图书促销的主管狄波拉·谭(Deborah Tam)取得联系。她确认是自己要求回收部门丢弃这些书的。我邀请她为校报进行评论,谭没有回复。

谭在回复比斯卡基斯的邮件中表示,每年的图书促销都面临着书籍数量过多而仓储空间不足的问题。今年,有超过250箱图书没有被卖出,而活动的组织者们只有一天时间将它们运离多大学院莱德劳图书馆(Laidlaw Library)。

谭在邮件中写道:“其他也有图书促销活动的学院,例如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s College)、和圣麦克学院(St Mike’s College)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没人想要的话,我们也不愿看到图书被丢进回收箱。”

谭的回复中的矛盾在于,这些图书并不是没人想要,而完全能找到新家。它们被比斯卡基斯和她的朋友们带到西德尼史密斯楼之后,学生们对有免费书籍拿都十分兴奋。将状况良好的书籍丢弃是完全不必要的,维多利亚学院与三一学院的图书促销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双方都有明文规定,会将剩余的书籍全部捐出。

维多利亚学院图书促销的负责人南希·卢赫克(Nancy Ruhnke)写道:“所有剩余书籍都在国内外不同的地方找到了归宿。每年,我们都会将书籍捐赠给位于菲律宾的一家图书馆。之前许多年,剩余书籍曾被运往中国,用于支持在那里建造一座加拿大图书中心的计划……从来没有一本好书被浪费掉!”

三一学院图书馆之友主席南希·格兰汉姆(Nancy Graham)解释说:“三一学院图书促销有许多例如 ‘重生’等慈善机构的合作伙伴,他们确保尽可能多的图书远离垃圾场回收站,被递交到新读者的手中。”

 

令人困扰的模式

 

考虑到三一学院与维多利亚学院的运行方式,我情愿相信弃书行为只是大学学院一时疏忽。但比斯卡基斯指出丢弃书本或许是多大的惯例,令人警醒。负责运送回收品的校工告诉她,丢弃书本在多大已成常态。

去拯救书籍的那一天,比斯卡基斯在小巷里遇见了一位前来挑拣书籍的男子。他告诉比斯卡基斯自己经常到这里来帮他的妻子带回一些书。废弃物与回收物品管理部门的主管雷诺·斯坦诺(Reno Strano)证实,常有人在被丢掉的书中挑挑拣拣,而他也不曾干涉。“只要他们不惹麻烦就行。” 如果说人们觉得这些弃书仍有价值,那么它们绝对是可以被捐赠给公益组织的。

斯坦诺说,问题在于,在必须处理包括来自图书馆的、“源源不断的”书籍的同时,废物管理部的“空间和资源”也十分紧张。出于这些原因,斯坦诺并不总是有机会向当地组织的捐赠书籍。并且根据多伦多大学的书面定义,只要这些书被送到回收中心而不是垃圾填埋场,这个过程甚至可以算进减废额度。

 

一些送到废物管理部的书籍被放置在学校的旧物交换店(Swap Shop)里,学生和教职人员可以在那里购买打折的书籍和家具,所有收益都将被捐给归联合大道(United Way)。

 

我在阅读周期间与斯坦诺见了面,他带我进行了一次参观。走下狭窄的楼梯,步入博登南楼(South Borden Building)昏暗、闷热、尘土飞扬的地下室,我打量着这家书店和里面堆满的书,它们被成堆的放在书架上,装在蓝色的箱子里。

 

虽然这家书店鲜为人知,但里面应有尽有:小说、非虚构小说、传记、教科书一应俱全。在这里买书很划算:只要一加元,你就能随便拿——只要你拿的下。但它只对多伦多大学的学生一周开放一次,而且一次只开放两个小时。书店里没有被买走的书将被回收。斯坦诺表示,把书扔掉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

 

我对我这一天的发现感到失望。把书送到回收中心仅仅比送到垃圾填埋场好一点点。在一天结束之时,书仍然会被破坏,而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买不起新书的人,就失去了阅读它们的机会。扔掉书不仅仅是淡漠的,这一行为违背了大学应该代表的一切,称其为减废只是对这一惨状进行麻木不仁的侮辱。

 

政策的缺失

 

对于一所以“可持续发展文化”为荣的大学来说,把书放进回收箱的形象令人担忧。多伦多大学在2004年建立了一个办公室,致力于发展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学校已经建立了重复使用多余图书的系统,鼓励图书销售组织者向当地组织捐赠图书。然而,当我询问这些系统的细节时,对方只提到图书馆在其内部网络中交换图书。

数以百计的书已经被丢弃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多大现存的系统是无效的。虽然鼓励可持续发展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实际、有效的政策,就不能阻止图书促销策划者们或图书馆把完好无损的书扔掉。

 

问题在于,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在多大并没有创立、授权、以及推行相关政策,或监督其他部门进行相关工作的权力。据办公室发出的电子邮件称,他们创办的目的只是为了“接轨、启发和教育”。当我追问这话的具体意义时,只收到了以下的回应:“我们有在进行一些旨在促进校园社区可持续发展文化的体验和交流项目,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相关信息。”

导致书籍被丢进回收站的校内结构性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如果旧物交换店想要解决图书过剩的问题,它需要更多的广告,每周开放更多时间。多大应该实施一项政策,要求将不需要的书要捐赠或提供给人流量大地区的学生,而不是放任它们被丢弃。

 

切实可行的大学政策的缺失正是比斯卡基斯、格林伯格、麦德、辛格和斯塔克等学生的行动是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们不仅为近1000本书找到了新家,而且还揭露了这所大学的绿色形象与实践之间的显著差异。

 

现在,学生们希望成立一个俱乐部,致力于防止所有完好无损的书籍被扔进回收箱。这些行动有望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能拯救数百本书,还能向校方展示图书对学生的重要性,并促使校方改变做法。

 

Amelia Eaton是一名伍兹沃思(Woodsworth)学院政治学与伦理、社会与法律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她是 The Varsity学生生活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姚静姝/Helen Yao, 聂韬/Tao Nie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我为何支持温哥华加人队

在2011年的斯坦利杯(Stanley Cup)季后赛的第一轮第七场比赛中,温哥华加人队(Vancouver Canucks)碰上了他们的宿敌——芝加哥黑鹰队(Chicago Blackhawks)。在2009年和2010年季后赛的第二轮的六场比赛中,黑鹰队曾两度击败加人队;在这整整两年里,黑鹰队都将加人队踩在脚下。

今年的状况有所改变:加人队在常规赛季中以最优秀的获胜纪录赢得了总统奖杯(Presidents’ Trophy);与此同时,黑鹰队则勉强挺进了季后赛,而他们在第一轮将要面临的对手则是当季头号种子选手——加人队。

季后赛刚打响时,加人队势头不错,以3:0的优势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然而他们在第四场以及第五场比赛上栽了跟头,好在他们依靠加时赛拿下了第六场比赛,杀入了第七场比赛。此时,每个加人队的粉丝们心里想的是:“我们又起死回生了。”

在比赛的第一节开始时, 亚历克斯·布罗斯(Alex Burrows)接过瑞恩·凯斯勒(Ryan Kesler)的传球直接射门,为加人队抢得1:0的先机。然而,这之后的比赛中,黑鹰队的新秀守门员——科里·克劳福德(Corey Crawford)稳住了军心。在整场比赛还剩下三分十七秒的时候,黑鹰队有一人被罚下。加人队似乎胜券在握,无论如何,他们都应该能守住最后的两分钟不被破门。

然而,加人队没有这样的好运。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黑鹰队的队长乔纳森·托斯(Jonathan Toews)仍以一发射门将比赛拖入加时赛。

加时赛一开始,布罗斯就被罚下。对于加人队来说,似乎注定他们发挥最好的常规赛季就要在这第一轮落下帷幕了。依靠人数优势,托斯为帕特里克·夏普(Patrick Sharp)扫清了球门前的障碍,所幸加人队的守门员罗伯特·卢戈(Roberto Luongo)奋力救下了这一球。

加时赛的第五分钟,黑鹰队的防守队员克里斯·坎伯利(Chris Campoli)使出了经典的单刀突入,但他的这一招被布罗斯拦截了。布罗斯随即来到球门前射门,这一球越过了克劳福德的右肩,为加人队赢下了整场比赛。板凳席上的加人队的队员们一拥而上至冰面,为布罗斯欢呼。

罗杰斯体育场(Rogers Arena)的看台上毛巾舞动。“总算,”CBC评论员吉姆·修森欢呼道,“在与芝加哥对阵了三个赛季,十九季后赛之后,温哥华终于打破魔咒。”

 

翻译/Translate:陈恺扬/Carol Chen

校对/Proof: 钱文聪/Wencong Qian

终校/Finalread:李映雪/Yingxue Li

 

我为什么支持纽约游骑兵队

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的多伦多人会支持纽约游骑兵队——最初的六支球队中获得斯坦利杯最少的一支队伍呢?

其实有无数个原因,但这里我会试着说得简短一些。

 

七年以前,在约翰·塔瓦雷斯(John Tavares)与多伦多枫叶队签约并重申对斯坦利杯的追求时,我听到有消息称,高价自由球员布拉德·理查德(Brad Richards)同意与纽约骑兵队签订一份9年的合同,价值6000万美元。对此,我感到欣喜若狂。

 

理查德正是我理想的一线中锋:视野开阔、单赛季进20球,以及左手射门。他只在骑兵队度过了三个赛季,但是带领球队进入了2014年斯坦利杯的比赛,那一年洛杉矶国王队在五场比赛中获胜。

尽管不得不在接下来的休赛期买断剩余的合约,但对纽约骑兵队来说,与大多数国家冰球联盟球队不同的是,他们常常用长期合同签约一位老将明星。骑兵队在自由球员市场上出手阔绰,从不畏手畏脚, 即使他们也曾签下国家冰球联盟史上最糟糕的合同。

 

我对骑兵队的爱是与我对往事的热爱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梅西耶(Mark Messier)在1994年打破了球队54年不曾获得斯坦利杯的历史; 在90年代早期,阿列克谢·科瓦列夫(Alexei Kovalev)穿着白色滑冰鞋,风格与俄罗斯明星谢尔盖·费奥多罗夫(Sergei Fedorov)相似; 更不用说纽约骑兵队是韦恩·格雷兹基(Wayne Gretzky)效力的最后一支球队。

这个1994年斯坦利杯的获胜者,甚至与多伦多大学也有联系。主教练迈克·基南(Mike Keenan)也曾在多伦多大学队伍执教。十年前,他带领Varsity Blues男子曲棍球队参加了全国冠军赛。

九十年代末,骑兵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总结了蓝衫党的经历。有趣的是,它发生在我出生的那一年。

1997年七月,长久担任骑兵队队长的马克梅西耶,同时也是骑兵队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离开了纽约骑兵队,加入温哥华加人队。他的退出使得36岁的格雷茨基成为球队最好的中锋。

骑兵队迫切需要年轻血液与科瓦列夫并肩作战,并确保拥有争夺斯坦利杯的机会。同时,骑兵队也用三年2100万美元的报价签下了科罗拉多雪崩队的乔·萨克奇。这笔交易将给他带来1500万美元的预先签署奖金。

雪崩队是一支市场偏小的球队,无法在经济上与纽约队竞争,并且几乎不能阻止克奇为骑兵队效力。

当时雪崩队属于登高娱乐集团(Ascent Entertainment Group)。1997年,空军一号的重磅加入带来了极大的的利润,使他们签署了萨克奇; 该团队的主要负责人查理·里昂(Charlie Lyons)与灯塔电影公司一起制作了这部电影。

总而言之,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导致了纽约骑兵队未能为未来的胜利打下基础。

虽然看到萨克奇穿上骑兵队队服是件很酷的事,但36岁的格雷茨基仍然能够带领纽约骑兵队取得91分,使他们在1997-1998赛季联盟中排名第五。难怪人们称他为“那个伟大的人”。

 

翻译/Translate: 聂韬/Tao Nie

校对/Proof: 王蔚/Wei Wang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Mandy) Wang

 

多大创业团队:让停车不再痛苦

“停车充满着变数,你往往很难在恰当的时间找到恰当的车位。”若用“创业”一词代替“停车”,停车格(Grid Parking)联合创始人阿森·马利克(Ahsan Malik)的陈述依旧正确:它们都需要大量的耐心,充足的时间和一点点运气。

 

幸运的是,马利克和他的创业团队为了让停车不再痛苦,准备了一副良方:他们调查市场,初步试点,并且获得了两万加元的种子资金。

 

停车格由多大在读生勃林德·罗巴纳(Birinder Lobana)、应届生穆罕默德·谢赫(Muhammad Sheikh)和马利克联合创办。停车格的应用程序将给用户提供可用车位的实时数据,最终使停车——尤其是在多伦多等主要市区中心——更快更便捷。

 

九月五日,在第六届年度演示日(Demo Day)上,停车格荣获两万加元的“孵化奖”(Hatchery Prize)。长达4个月的孵化巢加速项目(Hatchery Nest accelerator program)在2018年年度演示日迎来高潮,从30多个小组中脱颖而出的13个入围项目将向一众评委展示他们的创业团队。对于马利克和他的团队来说,获此殊荣不仅意味着从2017年开始的孵化之旅的结束,还代表了项目从概念到实际的过渡。

 

寻找车位

 

罗巴纳和马利克在多伦多市区寻找车位时的挫败经历给他们提供了创业灵感。相识在足球场上的两人常常相约踢球,因此不得不在各个地方寻找车位。这种挫败感促使他们寻找解决方法,马利克的机械工程经验和罗巴纳的编程背景让双方一拍即合。此后,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学生谢赫的加入提供了系统设计过程中的硬件支持。

 

马利克说:“我们都认为,多伦多比家乡更吸引人。各个有趣的领域结合于一处,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能做点什么来提升城市系统运行的效率?”

 

于是,三人一起参加了多大2017年孵化巢加速项目。据创业孵化公司的执行董事和联合创始人约瑟夫·奥罗斯科(Joseph Orozco)介绍,在过去的五到六年里,参与该项目的创业公司共筹集了近四千万加元的资金。该项目在9月开放申请,在下一年2月开始面试,并从5月到8月,为参赛小组提供咨询委员会。来自多个不同领域的导师为小组提供详细反馈和资源,以便发展业务。

 

“[这个项目]提供的广阔合作平台使我们能继续建立创业团队,产生足以改变加拿大的交易流,也让学生能够大胆思考。”奥罗斯科说道。

 

在2017年的演示日上,共有4个团队获得资助,停车格却榜上无名。马利克对他们的失利总结道,他的团队在分析利益相关者时有遗漏。

 

“我们一开始没能意识到,在目标市场的现有利益链中找到一个最有利的位置是建立任何生意的前提。”马利克说道,“我们最初给投资者做展示时使用了非常积极的驾驶者反馈。然而这个市场并不适用于该商业模式。”

 

左右徘徊

 

虽然没能获得资助,但停车格的孵化巢项目之行也非完全失败。收到反馈以后,创业团队回访了之前的客户,并寻找不同市场的新客户来完善卖点。

 

带着多样的反馈和回应,伴随着对项目的不断调整,停车格再次申请参加2018年孵化巢项目。马利克表示与空客(Airbus)首席技术官格拉兹·维塔蒂尼(Grazia Vittadini)的会面以及约翰•菲珀(John Phyper)给予的指导尤为宝贵。

 

马立克还补充说,奥罗斯克将业界领袖和U of T商学院学生联系起来,提供了更多的商务相关的信息。

 

“奥罗斯科对我们展示所做的反馈,结合了他以前从成功的创业案例那里观察到的所有东西,我们因此才能知道想做的事长久来看是否可行。”马利克说道。

 

其他由学生领导的创业团队也为马利克和他的团队发展观念提供了帮助。马利克说:“他们也承担着风险、进入未知的世界,试图从零开始奠定基础。所以他们经历的阶段也和我们的一样。”

 

终有所获

 

十月,停车格以适应团队设计为目标,使用部分资金进行了试点测试。该测试包括额外的市场调研和建立关系。

 

“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将我们客户的实际反馈融入到我们正在构建的设计中,并在成本、性能、质量、拓展性等方面进行权衡。”马利克说道。

 

长远来看,他们的团队想把市场扩大到其他主要中心城市,例如卡尔加里、蒙特利尔和温哥华。目前,首选市场切入点是那些出售停车票且已收集过客户信息的公司,这些信息能把停车格预定车位的交互界面整合进公司原有的界面中,包括举办体育活动或者音乐会的场馆和酒店。下一步,停车格团队期望把业务扩展到更多的公共地点。

 

“考虑到多种因素,确立时间线并不实际。但在明年年底前,我们希望把业务扩展到皮尔逊机场(Pearson airport)、约克戴尔购物中心(Yorkdale Mall)和罗杰斯中心(Rogers Centre)。”马利克说道。

 

该团队还期待得到NEXT Canada和Creative Destruction Lab等投资公司的资助。

 

来参加演示日的朋友和投资者纷纷向停车格投出了橄榄枝。但马利克表示:“作为工程师,我们倾向于以技术和产品表现为导向,因此我们现阶段会以试点测试为重心。一旦证明了我们的理念能引领未来的便捷,自然能筹集到更丰厚的资金。”

 

翻译/Translate: 王蔚/Wei Wang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回顾:世嘉堡校区学生会年度会议

世嘉堡校区学生会(Scarborough Campus Students’ Union, 以下简称SCSU)于十一月十四日举行了年度会议(AGM);会议程序,以及围绕议案修订和数项平权事务相关动议而展开的辩论是此次会议的焦点。这场长达6小时的会议同样为2017-18年的审计财务报告,行政报告,和有关多大世嘉堡校区的空间问题提供了讨论平台。

年会以世嘉堡校区的原住民长老温蒂·菲利普斯(Wendy Phillips)的发言拉开了序幕。她提到了过去几届年会上曾面临的失败,并请求大家“宽以待人”,与SCSU共同开展工作。

SCSU主席妮克尔·布里安尼斯(Nicole Brayiannis)为批准议程提出了第一项动议。一反常态地,数名学生在此动议上进行了一场长时间剑拔弩张的辩论。

世嘉堡校区革新社(SCU Reform Club)的社长安纳普·艾特瓦尔(Anup Atwal)是此次争辩的领头人,他提出自己在议案中的动议“被很大程度地改动编辑,并未能表达他的本意”。SCU革新社为抗议学生眼中缺少透明度,参与性,以及良好治理的世嘉堡学生会而于今年成立。

艾特瓦尔提出将他的动议移除议程,这激起了他与另一发言人之间有关章程委员会修正动议的合法性的激烈争论。

参与了去年那场颇有争议的SCSU竞选的瑞·阿里巴克斯(Ray Alibux)尝试在议程中加入另一项动议,请求开除SCSU政治学主任雷蒙德·当(Raymond Dang)。然而,发言人中止了他的动议,声称这是对主任的诽谤。

议程通过批准后,年会进入了下一阶段:由审计公司Yale and Partners呈递2017-2018财政年度的审计报告。迅速完成报告后,会议讨论转向了SCSU的行政报告。

行政报告作为一个平台,展示了SCSU迄今完成的一系列工作,并向学生们提供了提出相关问题的机会。学生们针对校区内缺少活动室、学习室内过度拥挤,以及没有24小时营业的餐厅提出了指示性问题。

SCSU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并表示他们正与校方合作,意在寻找解决方案。

学生们也提出了有关平权事务的动议,其中包括为穆斯林教牧组织(the Muslim Chaplaincy),以及世嘉堡女性与跨性别组织(UTSC Women and Trans Centre)增加资金。

有意为穆斯林教牧组织每年提供$25,000资金的第一项动议激起了学生们的普遍反对;他们表示仅仅偏袒一个宗教组织是不公平的,并且这类资金应该由校方承担。

此项动议最终在大幅修正下通过。修正否决了仅为穆斯林教牧组织提供资金的提议,并拟定了相关条例,以便日后对进一步支持UTSC各教牧组织开展讨论 。

下一个关于为秋季和冬季学期会议改变周期的动议在几乎没有反驳的情况下快速通过了。此项动议要求每次会议都必须提交修订过的业务预算,并且要求学生会主席在即将举行的冬季会议上提供最新信息。

同样地,在年会长达五小时的讨论后,雷蒙德·当提出的有关董事会的相关议案也无异议地通过了。这项动议落实了校园生活组织(Campus Life)副主席的选举,并介绍了一位将在董事会中占得一席投票权的国际学生代表。

晚十点左右,此次年会终于进行到了最后一个动议。动议提出为UTSC女性与跨性别中心将在2019年举办的会议“Making HERstory” 提供$7,000的捐款。

相关讨论深度关注了这笔资金的筹集来源与花费去向。

SCSU公正事务副主席(Vice-President Equity)凯米·拉姆(Chemi Lhamo)最终修订了女性与跨性别中心提出的资金申请,减少金额至 $5,000,以符合SCSU对“所有组织资助上限为 $5,000”的惯例。

布里安尼斯同意她的观点,并表示“ $2,500已是此次会议能分配的、最合理的款数”。

这项提议最终在将资金从 $7,000 减少至 $2,500的修正后被通过。随后,历经六小时的年会宣布休会。

 

翻译/Translate: 樊佳奇/Jiaqi (Cindy) Fan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