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妮莎·华莱士(Vanessa Wallace)上一次穿上运动服参加校篮球队比赛是在四年前。 她从未想到的那是她最后一场比赛。

 

华莱士是校队(The Blues)的一名角色球员和射手，在2014 – 2015赛季多伦多主场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她在最后三分钟内进了一个三分球，却最终输给了女王盖尔人队(Queen’s Gaels)。

 

华莱士没有看到校队在季后赛首轮比赛的附加赛中战胜布洛克獾队(Brock Badgers)，也没有看到球队以15分之差输给温莎蓝瑟队(Windsor Lancers )，就黯然退出了比赛。

 

在接下来的一个赛季里，华莱士被球队裁员了。

 

整个经历对她来说是宝贵的一课，但她从未想过要经历这一切。华莱士承认，在篮球方面，她并没有达到刚进校时对自己的期望。

 

她从九岁时起就参加一个业余篮球联赛，那时篮球对她而言并不是一件多严肃的事情，直到她在六年级时加入了一个篮球俱乐部，一切发生了转变。作为一名大一新生，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主修什么专业，但体育是她在大学里唯一想要做的事情。这位土生土长的渥太华的姑娘承认，在选择大学时，她更看重的是想去哪里打球，而不是想居住在哪里。

 

华莱士于2017年8月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主修英语，辅修历史和人类学。她现在仍然从事着自己热爱的运动，但可以说是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她在枫叶体育娱乐有限公司 (Maple Leaf Sports Entertainment，简称MLSE)旗下一家名为发射台(LaunchPad)的组织工作，向贫困的年轻人传授篮球和生活技能。该组织致力于“探索和衡量体育如何帮助年轻人改善生活”。

 

The Varsity对华莱士进行了一对一采访, 了解她目前在MLSE发射台的工作职责、在校队的时光,、和那些激励她成长的女性。

 

The Varsity：毕业后你是如何过渡到工作状态的？

凡妮莎·华莱士：我只在大学的前三年打球，所以在大学的最后两年，虽然我还在上学，但我不喜欢上学。英语专业并不一定适用于某个特定的行业，所以找到适合我的工作方式并以此来充实我的简历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我喜欢篮球，喜欢参与其中。这需要很多创造力。我是从做志愿开始的。

 

TV：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的志愿者经历吗？

VW：我试着为自己创造一个实习机会，并去尝试所有不同的职位。自2016年以来，我就一直参与“你能参与”(You Can Play)组织，这真的很棒。这是一个提倡LGBTQ+包容的体育组织。我和年轻人一起工作，进入高中校园，举办研讨会，讨论如何在体育运动中识别无意识展现的同性恋恐惧症。我和孩子们一起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能把这一点和体育宣传结合起来真是太好了。

 

TV：和孩子们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呢？

VW：对于新手来说，这真的很有趣。孩子们很有趣，我也喜欢和他们分享这种经历。生活在多伦多这样的城市，生活在多伦多大学里，你会忘记，有些你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有人教过你的；而在某个时间段，你也必须成为那个教别人的人。所以得到这个机会是一种荣誉。

 

TV：你可以描述一下你在MLSE发射台组织的工作职责吗？

VW：我是一个体育项目的领导者，负责是在MLSE发射台的篮球项目。年轻人可以参加篮球、足球、排球、冰球，还有攀岩……这个项目不是为了出去打比赛，而是为了自身发展。我们在项目中教授生活技能。这个月，我们主要教授的生活技能的是社会能力，上一个项目周期是自我调节。我们希望的结果是，让体育吸引年轻人来参与，当他们离开这里时，他们拥有的所有这些生活技能将使他们走得更远，而不仅仅是上篮、步法和体能。

我知道我有关于篮球的知识，但我不知道如何将它融入教练的角色。能够组织一个项目，交给支持人员，并看到它从头到尾的运行，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长指向。对我设计并期望能运行的项目抱有信心，是过去几个月来我的人生中一个真正的重大转折点。我对我的信念很坚定，虽然一开始的我并不是如此。

 

TV：你认为你在校队的经历锻炼了你上面所说的这些技能吗？

VW：校队队确实有一些很棒的教练值得我学习。当我开始执教时，我才意识到我做的事情和他们一样。你从不会知道你从一个人那里得到了多少；直到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在模仿他们所作的事。作为一名运动员，我发现真正困难的是你只关注一件事，那就是你的场上表现。现在回想一下你从队友、前辈和队长身上学到了多少，这感觉很奇妙。有的时候只有你成长了，你才会意识到这一点。

 

TV：你为校队打比赛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VW：米歇尔是一位出色的教练，她吃饭，睡觉，呼吸都跟惦念着篮球有关。短时间内，我在队中短时间的训练从她那里学到的东西只是冰山一角。

 

总的来说，我在校队中的时间是我生命中最具挑战性的一个阶段。我面临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并进行了处理；作为一名校队运动员我有压力，我并没有按照依照我想象中的计划那样顺利地进行。我对自己的表现有着如此很高的期望。虽然我确实结识了很多朋友喜欢并且去旅行和打篮球的朋友，但在球场上我没有任何的自我价值，因为我表现不佳。在我的第三个赛季之后，我被裁掉出校队了，这对我来说非常难受。

 

起初我没有任何方向，但当我开始申请不同的工作并学习到除了打篮球以外还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时，我踏上了属于我的道路。最终，我体会到米歇尔和体育教给我的所有这些艰苦教训……即使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很感激它。

 

TV：校队队友之间的情谊是否真的永远存在？

 

VW：当然。我刚刚拜访了一位自那以后搬到美国的队友，这真是太棒了。我们甚至没有制定任何计划。我们本来的想法是，我们只是在一起闲逛一下，共度时光。但有趣的是，你每天都和他们一起度过、练习、营养训练、个人训练、体重训练——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也许你和他们一起上课，也许他们也是你的室友，然后你分开几个月，但是当你再次看到他们时，一切就好像昨天一样。

 

TV：发展女性体育有多重要？

 

VW：这对我来说绝对非常重要。直到我开始与女孩们一起工作并看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他们也还在继续经历什么”，“只有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她们实际上对我有多大的影响。

 

没有得到相同的健身时间，女子篮球鞋就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你得到的只是一双男式球鞋，你只能绑紧鞋带，并且，你知道的，男女有不同的社会规范。

 

我看到我和我的队友仍面临着类似的阻碍，但是如今人们有更多的意识，并创建了更多的组织，比如加拿大女性体育提升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in Sport and Fast and Female)。

 

TV：哪位女运动员激励你成长？

 

VW：我在电视上观看职业体育并不是很多，但我真的很幸运，我在篮球界有很多女性榜样。在多伦多大学，有一些女孩入队以来，米歇尔是她们第一位为之打比赛的女教练……对我来说，这很令人震惊，因为渥太华是一处篮球旺地。每个周末，我要么参加卡尔顿大学的比赛，要么参加渥太华大学的比赛，所以我很高兴可以和很多在卡尔顿和渥太华的球员和我的学长学姐一起打篮球。

 

我在十一年级的时候有三位学长学姐，我真的很期待和他们一起打篮球。他们在我效力的代表队中; 他们是凯莉·零(Kellie Ring)，拉什达·蒂姆比拉(Rashida Timbilla)和

金皮埃尔 – 路易斯(Kim Pierre-Louis)。在多伦多大学，我和吉尔·斯特拉顿(Jill Stratton)一起打球。我认为，他仍然是该项目的头号得分手，这真是太棒了，但我也和雷切尔·赛德尔(Rachel Sider)，利亚纳·百利(Liane Bailey)，以及贾斯敏·勒温(Jasmine Lewin)一起打球。

 

TV：你是怎么设想你的未来的？

 

我正在学习。我仍然觉得自己处在的位置，需要学习的比我需要上场回馈的还要多。我有篮球知识和经验基础，但在真正理解打篮球会如何影响更多边缘化群体方面，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新手。

 

很难说……我自己打篮球五年了，因为我想要[学习]的信息太多了。

 

我正寻找更多的机会能成为这个世界的学生，无论是通过一个对女孩有益的项目，还是一个帮助减少贫困或被暴力侵害妇女的项目，我现在正在追求的就是这些机会。

 

 

翻译／Translate: 刘星雨／Xingyu Liu   聂韬/Tao Nie

校对/Proof: 樊佳奇/ Cindy Fan

终校/Final Read: 李映雪/Yingxue Li

 

《波西米亚狂想曲》，《至暗时刻》，《万物理论》——传记片如今已成为人们观影选择的一大部分，并一直在颁奖季中有着不错表现。

传记片往往基于某人的真实故事进行戏剧性改编。这些改编不满足于仅仅重述某人的故事，它们更希望能披露其中的人性光辉，而这一过程往往十分复杂，也容易受到挑剔；也因此，它们在颁奖季时往往会受到更多关注。

去年上映了许多传记片，其中便包括了《波西米亚狂想曲》。该片围绕着皇后乐队展开，并将镜头重点对准了乐队主唱佛莱迪·摩克瑞 (Freddie Mercury)。

近期的传记片的主人公不仅包括文化领袖，还包括政治领袖，比如影片《性别为本》，该片聚焦于最高法院助理法官鲁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的青年时期。更有一些传记片把目光投向了科学界的标志性人物，比如电影《登月第一人》，讲述了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在登月计划中的私人生活、生理以及心理上的变化。

传记片的题材虽多样，它们的本质却都是给我们提供一个窗口，去近距离地观察那些值得我们尊敬或研究的人物的私下的生活，让他们的传奇永远流传下去。

 

明白了这点 ，我因此想提供一些或许被好莱坞遗忘，但却也值得注目的有趣，、小众的名人故事。

 

圣女贞德

 

1428年，正值英法百年战争之际，法国在一个不稳定的皇权统治下挣扎求生。年仅16岁的贞德号称她接受了神谕，告诉她去寻找法国皇太子，查理八世，加入他的部队。

尽管守卫队队长一开始拒绝了贞德加入军队的请求，贞德仍坚持己见，并设法让皇太子听到了自己的请愿。在皇宫的教会领袖的严格审问下，贞德说服他们，自己是奉上帝之命；之后，教会不但让她进入了军队，并派给她一队人马帮助她完成使命。

贞德完全依赖于她听见的神之声音，赢下了几场战斗，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尊重和影响力；于是她成功说服皇太子前往才被收复的失地兰斯，并在该处被加冕为法国国王。

尽管贞德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成为了全法国人的偶像，她却没有就此停下。她继续征战，从英国手中收回了更多的土地。在一场战斗中，她不幸被盎格鲁-勃艮第的部队抓获。贞德被控诉为一名异教徒，以施展巫术的罪名被送上法庭，在19岁的韶华之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在此后的几百年里，贞德成为了法国人的精神偶像，她也的确在九十年代受到了文艺界的关注。曾有一部法国电影和一部加拿大迷你系列剧叙述她的人生。在2019年这个新时代，更需要通过贞德来强调年轻女性的力量和能力。

而且，贞德厌恶穿着当时女性的传统服饰，一旦有机会，她便会选择换上男性的衣服。因此，从现代的女权和性别认同角度去重述这个经典故事，也不失为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路易斯·巴斯德

 

上一部有关于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电影上映于1936年。考虑到医疗科技的日新月异，该片值得一次从现代角度进行叙述和重制。如果我们非要拍一部关于白种老男人的电影，至少让我们把镜头对准那些能提醒困惑的父母给儿童接种疫苗重要性的人。

以防你有所不知，路易斯·巴斯德是活跃于十九世纪中叶至后期的法国化学家及微生物学家。他的主要成就包括了发现微生物会导致发酵，引进巴氏杀菌技术，以及发展疫苗基础理论。他为科学世界做出的最后一项贡献便是关于疫苗的研究，但尽管他在科学界声誉斐然，当时的人们仍不太情愿接受疫苗这一概念。

直到巴斯德发表了证明炭疽疫苗接种成功性的研究结果，人们才开始认为他的研究。巴斯德研究出了狂犬病疫苗，用以应对这种因其神秘病因而折磨了人们数世纪的疾病。他接种了一个九岁的男孩约瑟夫·梅斯特，借此将疫苗这种预防性医疗技术带给了全世界。

如今，无知的反疫苗运动可以从疫苗的起源中好好学习一下，更不用说巴斯德带给世界的很多基本的医学概念，其中包括疾病细菌学说。

有时候，为了向前迈进，人们有必要看看我们是从何而来。

 

格拉迪斯·宾利

 

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格拉迪斯·宾利（Gladys Bentley）；倘若你对这位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可爱的爵士蓝调歌手及酷儿(LGBTQ+)领袖早已相当熟悉了，那就让我再次唤醒你的回忆。

如她的法国同侪一样，宾利也在16岁时离家，发现自己在社会赋予她的性别角色中挣扎。作为家中四女的长女，宾利离开她在宾州的特立尼达和美国混血家庭，加入了位于纽约的哈莱姆文艺复兴的艺术大本营。宾利一开始在出租派对和自助餐厅献唱；她超人的，充满力量的歌声和对于蓝调的天才恶搞为宾利自己赢得了在夜店和私人场合演唱的机会，这其中包括著名的蛤蜊屋和乌班吉俱乐部。

在她的音乐才能之外，宾利身着燕尾服和高礼帽的独特穿衣方式，还有她对自己性取向的坦诚，和围绕在她身边的一溜迷人女友，都为她带来了不少知名度。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没落给宾利的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她随后与母亲移居加州，但她的演艺生涯仍在继续——特别是在二战期间，同性恋酒吧在西海岸愈加流行。

不幸的是，这一切随着麦卡锡时代的到来而结束，在全美，同性恋人士被大肆抓捕。作为当时知名的女同性恋者，宾利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不得已之下，声称自己已依靠荷尔蒙疗法“治愈了”女同倾向，开始转为女装打扮，并嫁给了一名男性。在此期间，她依旧在台上表演，并在成为一名任命牧师的过程中加入了“爱神与基督公司神庙”，直到在1960年的流感潮中英年早逝。

宾利的一生标志着哈莱姆文艺复兴为社会对种族和性解放的接受程度起到的巨大的推进作用。她的一生同样直接提醒了人们，酷儿群体(LGBTQ+ community)在二十世纪面临的挑战。好莱坞给予宾利的关注甚至少于贞德和巴斯德，但她的传奇一生本应为更多聚光灯所瞩目。

 

翻译/Translate：陈恺扬/Carol Chen

校对/Proof: 李雪迪/Xuedi Li

终校/Finalread: 李映雪/Yingxue Li

 

2月26日士嘉堡校区学生会(Scarborough Campus Students’ Union, SCSU)会议上的局势持续紧张，因为成员直接性违反学生会章程投票反对批准最近当选的运营部副主席赖扬·阿里贝斯(Rayyan Alibux)。此举可能违反该学生会所依附于的安大略省公司法(Ontario Corporations Act, OCA)。

 

学生理事会还以微小的票差批准了最近当选的外交部副主席茶曼·布哈里(Chaman Bukhari)继任、讨论了学生会费用的调整、并批准了剩余即将上任的士嘉堡学生会干部人员。

 

错综复杂的审批

 

社会学系主任特蕾莎·路易斯·拉格曼(Theresa Louise Lagman)表示，每个行政人员都应单独进行批准，以便进行个别讨论。

 

除了阿里贝斯在选举期间提出的评论引起担忧而不获批准之外，所有的高管和干部都获得批准。阿里贝斯正在计划采取行动反抗学生会，以回应学生会拒绝他通过批准。

 

物理与环境科学系主任扎基娅·法赫米达·塔吉(Zakia Fahmida Taj) 引用了一篇来自《地下(The Underground)》的文章，对批准阿里贝斯的动议提出质疑。文章中证实阿里贝斯对恐变性言论在一个群聊中回应道：“我希望这个聊天永远不会泄露”。

 

塔吉说：“我有学生[在文章发表后]来告诉我，他们已经投票给这些人了，[但是]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他们会改变做法。”

无记名投票结果显示五名成员反对阿里贝斯的批准，两名赞成，两名弃权，这意味着批准阿里贝斯的动议失败。

根据学生会的选举程序守则(Elections Procedure Code)，“学生议会有其自由裁量权，基于选举上诉委员会(Elections Appeals Committee, EAC)的建议，可自行决定拒绝批准任何单一干部或执行办公室的选举。”

选举上诉委员会的工作是审查“候选人就选举和公民投票委员会(Elections and Referenda Committee)的决定提出的上诉”，而这些上诉将涉及诸如记过扣分等问题。

但是，阿里贝斯没有违规行为记录，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可以上诉的内容。阿里贝斯认为学生会“没有理由”拒绝批准他，因为议会不可能已经接受了选举上诉委员会的建议。他补充说，他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违规行为或提交上诉到选举上诉委员会的消息。

因此，如果SCSU在没有EAC建议的情况下采取了行动，就违反了自己的章程。其次，学生会此举可能还违反了OCA，因为该法案规定公司的董事和高级职员必须按照其章程和诚信行事。

阿里贝斯写道：“除了我是由学生投票选出而他们不能合法地拒绝批准我上任的事实，他们还显然在试图掩盖投票过程。”

在给多大校报(The Varsity)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士嘉堡校区学生会主席妮可·比安纳斯(Nicole Brayiannis)提到了《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该规则决定了委员会会议的举办方式并允许进行无记名投票。

她补充说，这不是为了掩盖消息逃避公众的视线，而是因为该主题过于敏感。

比安纳斯告诉本报，士嘉堡校区学生会“非常重视当前的事情，并正在研究下一步的决定。”

 

尽管布哈里的批准最终以小票差通过，但他的批准也存在紧张的局面。

 

塔吉质疑批准布哈里的动议，并引用《地下》的一篇报道，称布哈里曾发布过反同性恋(anti-LGBTQ+)评论的文章。这些言论随后被本报公布，已经发表了近两年了。

 

塔吉说：“我只是质疑学生会是否有够多的成员有机会在知情的状态做出决定。”她还表示，“因为[文章]在最后时刻才发布，你没办法回去改变你的选票。”

关于布哈里的文章发表于2月7日，也就是投票期的最后一天。

《地下》的主编艾莉雅·亚兹丹尼安(Eilia Yazdanian)与学生的讨论集中在文章是否断章取义、有失偏颇，因为故事缺乏所谓的布哈里方观点，以及布哈里明确拒绝回应《地下》。

 

布哈里在讨论中段进入了房间。

 

“因为我们不知道人们投票的结果，因为这样的帖子在投票期之前没有被曝光……如果某人得到批准，随后一些关于他们的[不恰当的]帖子出现了，那么结果还一样吗？”他说：“他们会停止拥护那位政治家吗？我不相信之后还能通过批准，这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论证。”

批准布哈里的投票结果为：两名董事赞成，一名董事反对，七名董事弃权。由于过多的弃权人数，这项动议是否失败，让人难以裁决。但主席凯特琳·坎皮西(Caitlin Campisi)裁定这项动议通过。坎皮西是前内部专员，在2016年竞选连任时被取消资格。她现在是多大非全日制本科生协会的执行董事。

由于弃权造成的困惑，一些董事会成员要求重新投票。拉格曼说她当时在洗手间，所以不能投票。

坎皮西说，根据《罗伯特议事规则》，只有投票赞成的人才可以提出重新投票的动议。最后，这项动议仍然获得通过。

 

总选举主任：“这篇报告是我呕心沥血之作。”

 

总选举主任(CRO)的报告由总选举主任菲利普·西博(Philip Scibor)备写。但由于该报告只概述了选举过程，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和辩论。

西博在其报告中指出，他稍后将提交另一份报告，并在其中罗列当前选举程序守则(EPC)相关的问题。在第二份报告中，他“希望新一届的董事会能考虑到这些问题，并努力更新多大士嘉堡学生会的选举程序守则，使选举过程更加顺畅。”

他说：“如果一份报告缺乏主要细节、选举过程中的挑战，这将决定选举是否民主，是否应该重新选举。”亚兹达尼安说。

 

亚兹达尼安还指出，他认为很多报告只是总结。他说“这有点忽略了你作为选举监督员的观点和你对选举的分析。”

 

西博回答说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第二次报告。随后他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让记过扣分制度更加清晰。

 

“这篇报告耗时耗力，是我呕心沥血之作。”西博说到。

 

坎皮西澄清了西博第二份报告的意图。坎皮西说：“除了今天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份报告外……(西博)希望提出建议……这将是一份次要文件，不是你们的规章制度或选举程序守则所要求的……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提出的。”

 

与会的一名学生说，人们在问同样的问题。但CRO的报告已经“足以通过”了。

 

坎皮西进一步澄清说，正在表决的动议已提交至总选举主任的报告上。她敦促全体投票。该动议以7票赞成、3票弃权获得通过。

 

调整学生社团的费用

 

在秋季学期开始时，一项根据多伦多大学通胀指数(UTI)提高部分学生费用的动议获得了通过。

 

多大通胀指数的增加，导致全日制学生的SCSU会费将增加0.62加元，即每学期27.00加元。非全日制学生每学期将多付0.04加元，总计1.70加元。

 

出于同样的原因，有人要求将全日制学生每学期的学生中心(Student Centre)费用增加0.92加元，非全日制学生每学期增加0.27加元。费用总额分别为40.82加元和12.22加元。

 

拉格曼问是否可以在多大士嘉堡学生会的冬季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以便“与其他学生团体进行讨论”。

 

该学生会主席妮可·比安纳斯表示，”这是由董事会层面决定的。这只是简单的通胀。”

 

全日制学生每学期还将多支付0.16加元，以支付加拿大学生联合会和加拿大安大略省学生联合会会员费。这一增长是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增长为基础的。

 

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全日制学生的牙科保险计划和意外及处方药保险计划费用也上涨了10%。全日制学生每学期须多缴付9.46加元牙科计划费，以及7.48加元意外及处方药保险计划费。这将使总数分别达到104.03加元和85.88加元。

 

比安纳斯表示，多大士嘉堡学生会使用的福利是由加拿大绿盾(Green Shield Canada)提供。他们最初提议将牙科保险计划和意外及处方药保险计划费用提高12.2%。

 

“我们设法说服他们将增幅降至11.2%，” 比安纳斯表示。学生会将支付1.2%的费用增幅，将学费增幅降至10%。

 

2015年，加拿大绿盾组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发现，该组织的计划导致学生会损失了160万加元。随后该组织立即更换了供应商。

 

随着学生会费用的增加，要求收取学生难民项目的动议将被继续讨论。

 

翻译/Translate: 王蔚/Wei Wa，钱泳欣/Janice Chin

校对/Proof：余思杭/Valerie Y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多伦多有着丰富的语言和文化，所以，有人期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他们交朋友时——能够不带偏见地对待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然而，UTM心理学系的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和梅丽莎·帕克特·史密斯(Melissa Paquette-Smith)最近做的一项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结果表明，多伦多的孩子“对说当地主流口音的同龄人表现出强烈的偏好，尽管他们生长在一个语言多样化的社区中。”

 

研究参与者会被问到：“你更愿意和谁交朋友?” 并且，他们需要在两个 “基本上别无二致，唯口音有明显区别“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研究没有展示）更多有关（这两个孩子）性格或背景的信息。

偏见在我们形成社会判断的方式中起着关键作用。诸如此类的研究表明，儿童早期发展中的种族偏见，与先前预期的结果不同，而更像是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这种偏见）在他们的课堂和社会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表明我们不可能将“人以类聚”及“以貌取人”从我们的社会认知和交际中抹去，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理解复杂的情景与人际关系。当我们对固有印象的依赖进而使之成为根深蒂固的偏见时，问题就出现了。

 

通常，人们对关于歧视的讨论集中在作为种族或文化差异标志的外貌上，而往往忽略了口音和言语对日常生活的影响。2018年1月，《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卡通反派总说外国口音?》的刊文。文章中，社会语言学家卡尔文·吉德尼(Calvin Gidney)比较了电影《狮子王(The Lion King)》中带有美国口音的木法沙(Mufasa)和带有英国口音的刀疤(Scar)在语言上的差异。吉德尼指出，刀疤（说话）听起来“可怕”，可用另一种语气听起来就没那么可怕了。

 

在《麻辣女孩(Kim Possible)》、《飞哥与小佛(Phineas and Ferb)》等儿童电视节目里面，英雄们也会与带有外国口音的反派人物战斗，比如说魂怪(Professor Dementor)和杜芬舒斯(Doofenshmirtz)，这些反派不断地被明显优越于他们且没有口音的对手在道德准则和智力上碾压。即使是中性角色，这些外国口音——实际上更多的是各种东欧口音的混合——也是那些不讨巧的角色的主要特征，尤其是愚笨或是佯作端庄的角色。

成人节目也带有这些被过度使用的刻板印象，从恶棍到可爱的移民傻瓜，都愚蠢、好色、小气又肤浅。比如《七零年代秀(‘70s Show)》里的费斯(Fez)，或者《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的阿普(Apu)。这些性格特征形成了人们对特定口音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反应，而且不是积极的。

这可不是电影、电视或文学中的新鲜事了。外国口音一直以来都与特定的性格特征有关联，这一点在儿童媒体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儿童来说，这些描写强化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表征”，而这种信息影响着他们参与多元化理念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在一个多元化的社区中进行活动。这些对口音的描述往往是对发音和文化的拙劣模仿，模糊了非主流种族之间的界线，却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画了条明显的分界。越是不被理想帝国主义语言和行为模式同化的人，就越被归属为令人厌恶、行径野蛮的他者。

研究表明，电视是人们获取不同民族信息、发展自己的民族和种族认同的基础媒介。此外，它还影响着人们基于语言和能力特征对智力和教育的看法。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孩子们在操场上的交际，这些内容的接收者更有可能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体现出负面看法。

虽然孩子们常常被认为与大规模社会上发生事情没有联系，但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某些概念已经在他们对自我和他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并最终将对他们产生重大的影响。令人担忧的是，多伦多的孩子们虽然接触的人群非常多样化，但由于这一代人非常痴迷于媒体，他们消费的产品中所传递的文化表征让他们的偏见更加根深蒂固。

尽管学校无法筛选孩子们在课堂之外、尤其是在互联网上接触到的内容，但教育工作者必须深思熟虑，对这些不同身份传统但复杂的社会范畴进行思考。这将确保儿童反思他们的想法和这么想的原因，以便使其成为体贴和有社会意识的一代。

虽然不可能从我们的社会认知和交际中完全消除社会范畴化和刻板印象，但为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我们不能让这些笼统印象演变成根深蒂固的偏见。

Rehana Mushtaq是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英语和宗教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

 

翻译/Translate：陈雨桐/Yutong Chen

校对/Proof：王蔚/Wei Wang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在多伦多大学迎来寒假后返校的学生们的第三天，副校长兼教务长谢丽尔·雷格尔(Cheryl Regehr)向理事会规划和预算委员会呈递了她的评估报告。在长达十七分钟的报告中，雷格尔引用了安大略省政府2018年经济展望和财政评估报告的节选：“财政问题是很严重的。面前的道路并不容易，需要我们做出艰难的决定。安大略省的每个人都将被要求做出牺牲，无一例外。”

 

这就是当时大学所能获得的全部信息。紧接着，雷格尔对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即将进行的一系列财政改革可能导致的后果进行了推测。在回答委员会成员的问题时，雷格尔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阐释了大学过去应对大规模收入损失的经历。在那期间，学校共损失了6200万加元（由于通货膨胀，相当于现今的7300万）。但政府政策的改变真的能和全球金融危机一样，对大学产生同样严重的影响吗？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雷格尔总结了委员会需要知晓的事情：“我们预计这对我们来说会很困难，但我们仍然需要弄清楚，情况究竟会有多困难。”

一周后，省政府宣布全面改革，提出包括削减10%的国内学生学费、安大略省学生援助计划(OSAP)改革，以及给学生选择退出“非必要”杂费的权利。多伦多大学最近发布的财政预算和长期财政预算方针强调了这些变化造成的影响：预算与本年度相比减少了6500万元；2019-2020年度的预期收入也减少了8800万元。

 

财政预算是一份年度报告，用以决策大学如何广泛管理营运收入及开支；而长期财政预算方针则是大学对未来五个学年的预测及规划。预算是平衡的，意味着收入和支出应是相等的。

 

然而，理事会规划与预算委员会于2月27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并得出2019-2020年预算草案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学费

 

考虑到学费政策的变化，多大2019-2020年的预算运营收入为27.7亿元，相较今年26.8亿元的运营收入高出约3.5%，但比此前预测的28.1亿元低1.7%。其中学费以及学生杂费占总预期收入的62.7%，即17亿元以上。

 

虽然省政府指出“每个人都需要做出牺牲”，但大学内的各个部门需做出的牺牲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副运营总裁斯科特•马布里(Scott Mabury)表示，一些部门的营业收入将下降9%，而其它部门的营业收入将会增长18%。正如预期所示，面临学费收入更大幅度下降的部门都是主要由国内学生组成的。例如，医学和牙科的第二入学项目将更大地受到学费削减的影响，因为在今年，该学科内98.7%和99.3%的本科学生支付的是国内学费。

 

根据预算，学术部门对收入损失的管理将包括“改变教职员工的招聘计划、推迟资本项目、减少服务和降低运营成本”。此外，大学会拨出部分大学基金，资助受改革影响最严重的部门。每个部门将把收入的10%投入该基金，然后基金将根据需要重新分配资源。例如，在2019至2020年度，文理学院将面临约1290万元的净亏损，而牙科部则会获得约950万元。

 

尽管2020-2021年本地生学费将冻结在2019-2020年的水平，但长期预算方针推测在此之后，国内学费将恢复至3%的同比增幅上限。

 

住宿费不属于学费，而是被视为成本回收的辅助类费用，这意味着住宿费将不会受到政府变化的影响。

 

运营补助金

 

多伦多大学剩余的收入的大部分来自省级运营补贴，其占2019至2020学年总收入的24.1%。省政府表示将不会削减运营拨款，尽管其对此还未做出正式承诺。多伦多大学的核心营运补助金为每年5.782亿元。同时，大学还获得了一项研究生扩招补助金，预计将在2019-2020年度从1100万元增加到1430万元。尽管安大略省尚未批准这些计划，但预计在未来五年内，运营拨款将至少增加一千万元。批准的时间目前仍有待商榷。

 

近年来，多伦多大学对运营拨款的依赖有所下降。2006年至2007年建立现行预算模型时，45%的运营收入来自运营补贴。大学估计，直到2023-2024年度，这一比例将继续下降至21%。马布里表示，这几乎与大学对国际学生学费的依赖程度的上升完全相符：其占比从2006-2007年的7%，在2019-2020年升至34%，并在2023-2024年度预期达到运营收入的38%。

 

作为与上届自由党省政府签订的战略授权协议(SMA)的一部分，多伦多大学必须在2020年前将国内本科生名额减少1800人。由于SMA的条款的存在，尽管本地学生人数有所减少，但核心运营补助金预计不会减少。

 

支出

 

学校2019 – 2020年的支出中，59%将用于支付教职员工的薪酬。这也就相当于16亿元，其中9.05亿元用于学术薪酬，7.2亿元用于职工薪酬。

 

学术薪酬是指向学院、讲师、图书馆员和助教支付的薪酬，而职工薪酬是支付给行政人员的金额。多伦多大学计划明年再招聘51名教员，尽管预算指出其中一些岗位可能会因为收入的减少而推迟招聘。

 

2019年至2020年间的学生资助总额为2.471亿元，高于原本计划的2.336亿元，也高于今年的2. 24亿元。这一增长主要来自学术部门，它们也将学生资助支出增加到1.192亿元，比原计划多出1940万元。由于政府减轻了国内学生的学费成本，大学为符合OSAP条件的本科生提供的基于需求的援助计划——多大学生未来规划(University of Toronto Advance Planning for Students)的需求将减少。因此，大学将其资金削减至3990万元，比原计划的2019至2020学年少了690万元。

 

理事会规划与预算委员会于2月27日一致通过了2019至2020年度预算报告和2019-2020至2023-2024年度长期预算方针。在4月4日理事会投票批准之前，该预算仍需得到学术委员会、商业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认可。

 

翻译/Translate: 庞皓予/Haoyu (Simon) Pang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黑人企业和企业家们在本月多大密西沙加校区举办的购买黑人制造(Buy Black)展销会上展示了他们的成果。该活动是由学生社团组织的黑人历史月(Black History Month)系列庆典中的一部分。

 

在除了阅读周之外的每个星期四举行的购买黑人制造展销会，是黑人历史月系列活动中唯一一个循环举行的项目。最后一场展销会将在二月二十八日举行。

 

这场持续一个月的庆典旨在为多大密西沙加校区的黑人群体发声。活动由多大密西沙加校区学生会(UTMSU)、多大密西沙加校区黑人学生集体(UTM Black Students’ Collective)、东非学生联谊会(Eastern African Student Association)、多大密西沙加校区非洲学生联谊会（UTM African Student’s Association）、多大密西沙加校区加勒比联合会(Caribbean Connections UTM)这些学生社团联合举办。

 

“展销会是展示生意的绝佳时机。“我们希望能创建一个可供企业家们向UTM社群分享他们的激情与文化的空间。”多大密西沙加校区学生会的平等事务副主席(Vice-President Equity) 莉娜·阿尔巴吉(Leena Arbaji)在对The Varsity的邮件中写道。

 

虽然这个活动也向多大密西沙加校区的学生经营者开放，但是阿尔巴吉说组织者们把“今年并没能募集到学生参展方” 作为替代方案，通过黑人业主联盟(Black Owned Unity)，一个致力于 “以经济发展为目标，将黑人社群联结在一起” 的组织征集到了此次参展的经营者们。

 

集市设立在传播、文化与科技(Communication, Culture & Technology, 简称CCT)楼。阿尔巴吉表示，选择该场地是个明智之举，组织者们“特意将展销会设在这个人流密集的楼里，每小时都会有近百名学生与这些参展方进行互动。” 由于被设立在CCT，此次活动未能允许食品公司参加。作为替代，各种服装和化妆品生意成为了主要特色。

 

卡利斯护肤油(Kallis Oils)，一个主营身体油的护肤品公司是本次参展的企业之一。创始人阿拉扎尔·卡菲(Alazar Kafle)向The Varsity表示，他的品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我们的曝光率有所上升，人们对我们的原料成分也十分感兴趣。” 他之后又补充道，他“十分庆幸能有机会推广自己所崇尚的道德护肤、天然护肤的理念。”

 

多大密西沙加校区的黑人历史月庆祝活动将在二月二十五日晚的自我关怀与游戏之夜(Self-Care & Games Night)以及二月二十七日的闭幕式后，在本周落幕。

 

翻译/Translation: 陈慧怡/Huiyi Chen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亨丽埃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是一名宫颈癌患者，她成长在弗吉尼亚州一个贫穷的烟草种植者家庭。于31岁去世。

正如丽贝卡·斯库特(Rebecca Skloot)所著的《亨丽埃塔·拉克斯不朽的一生》中所描述的，尽管经历着放射治疗让她从胸部一直烧到骨盆，但拉克斯的癌症一直伴随着她，直到她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去世。

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的“有色”病房里，她接受了白人医生的癌症治疗，医生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切除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她的医生从她的肿瘤中提取了一个样本给细胞生物学家乔治·盖(George Gey)，后者一直在寻求找到能够在细胞培养中存活的人类细胞。

拉克斯的细胞现在被称为海拉细胞(HeLa cells)，它使乔治能够培养出第一批人体细胞，这些细胞可以在受控条件下无限期地存活在捐献者的体外。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伊戈·斯塔格尔(Igor Staglja)表明，这将对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塔格尔说：“在我看来，海拉细胞最重要的应用是在研制出了第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1952年，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在海拉细胞上测试了他的第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然后进行大规模生产。”

除了在开发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发挥关键作用外，海拉细胞“在基因定位和研究人类疾病，特别是癌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斯塔格尔说。它们还被用于研究“辐射、化妆品、毒素或其他化学物质，甚至是对人体细胞有影响小分子药物”。

但在那之后的几年里，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没能告知幸存的拉克斯的家人，拉克斯的细胞是如何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用于解决世界各地医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的。斯塔格尔解释说，研究人员还从这些细胞中提取样本进行测试，却并未告知他们打算使用这些样本来研究海拉细胞。

相反，拉克斯的儿女却听闻“关于英国科学家利用海拉细胞进行克隆研究的断章取义的报道。”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们的母亲被克隆来做实验。

在传记出版前的几十年里，这家人一直生活贫困，无力支付医疗保险，而制药公司则从海拉细胞专利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斯库特的研究帮助拉克斯的孩子们找到了关于母亲的活细胞究竟是如何被用于医学研究的答案。斯库特还帮助拉克斯一家缓解了经济困难，她利用书中的版税建立了亨丽埃塔拉克斯基金会，为她的后代提供医疗和牙科保健。

 

海拉细胞在多大的研究

斯塔格尔的研究小组尤其对海拉细胞进行了研究，以研究膜蛋白相互作用或蛋白与蛋白间的相互作用为主，用于开发新的癌症治疗方案。利用海拉细胞，他的团队可以在没有人体受试者的情况下研究类人细胞的变化。

斯塔加尔将使用HeLa细胞进行一项发现的荣誉归功其研究团队，同时这项发现也成为了2017年一月《分子细胞》(Molecular Cell)杂志的封面故事。此研究项目详细描绘了受体酪氨酸激酶(Receptor Tyrosine Kinases)和蛋白酪氨酸磷酸酶(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s)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项筑基工作可能会引领新型治疗癌症药物的靶向。

“HeLa细胞唯一一点缺陷即是它们无法拥有一个正常的人类核型，或是（一个正常）数值的染色体，”斯塔加尔解释道。一条染色体本质上是一整束DNA序列，HeLa细胞拥有76到80条染色体，而一名正常人类只拥有46条。

“这些额外的染色体来源于人类乳头瘤病毒的感染，从而导致HeLa细胞体的癌症，”斯塔加尔说。“因此虽然HeLa细胞可以在很多方面与人类细胞相似……它们并非完全可以代表人类。”

为了展示HeLa细胞异常染色体的影响，斯塔加尔表示，其研究团队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须证实“我们由HeLa细胞获得的结果在其他人类细胞系中也能获得。”

除此之外，HeLa细胞由于易于培养仍在被继续使用。

 

道德问题依旧存在

斯塔加尔表示，HeLa细胞于研究中的使用仍在引发道德伦理问题。他回忆，有一德国科研团队在2013年绘制了整个HeLa基因组，并在没有通知拉克斯家族的情况下将之公布于众。

“即使这样做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或规则，”劳拉·贝西克(Laura Beskow)在《基因组与人类遗传学年度回顾报告》(Annual Review of Genomics and Human Genetics)中写道，“但此类数据提供了关于亨莉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及其后代的一些概率信息，而如今已有成千上万人知道，因此关乎侵犯隐私与知情权的批评也愈演愈烈。”

研究人员已将拉克斯家族序列从公众领域删除作为补偿回应，并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主任与拉克斯家进行了交涉。

在最终协议里，贝西克写道，由NIH资助的，将HeLa细胞进行测序的研究人员“被期望能够将数据存储于访问受控的数据库。”期望学习此基因序列的研究人员必须提交申请以让委员会得以审查，而这也“包括拉克斯家族的成员。”

自斯库特创作的书籍发行出版以来，拉克斯也同样收到了她对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正式提名。2013年，NIH承认拉克斯的贡献；同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于2018年的十月宣布将有一幢新研究型建筑以拉克斯的名字命名。

 

翻译/Translate：庞皓予/Haoyu (Simon) Pang, 樊佳奇/Cindy Fan

校对/Proof: 李雪迪/Xuedi Li

终校/Finalread: 李映雪/Yingxue Li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那些在电视荧幕上看到的人也都拥有他们的历史、属于他们的一个故事。一个被铭记的生命，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被忘记。有些人物的身份象征会超越生命本身存在的价值，以至于我们认为他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第一次阅读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的《成为》(Becoming)时，在某些时刻会让我无言良久，甚至会有落泪的冲动。

在这本充满力量而、记录详实的人生回忆录中，米歇尔·奥巴马向我们展示了成为第一夫人、全职母亲、妻子以及一位追逐梦想的职业女性所需的条件。但更多的这是一个讲述一名美国年轻黑人女孩用她的拳头打破了所有的障碍、并获得胜利的故事。

 

从被辅导员告知她不是能就读“普林斯顿的料”到成为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学生中为数不多的“一碗米饭中的罂粟籽(poppyseeds in a bowel of rice)”之一,米歇尔·奥巴马对美国黑人所面对的残酷现实问题上分享了她的见解。

 

她还列举了一些由她的黑人身份导致在某些情形下，（人们）对她第一夫人的身份产生负面影响的实例。此外，“互联网这片沼泽地”，质疑并嘲笑了她早期的生活，奚落她是典型的“福利女王”。 她的女性特征也被一位国会议员用来在背后贬低她。

 

然而，关于所有这一切最好的部分却是她在面对过去这些黑料时的谦虚反应，就好像她感谢她所有的挣扎，因为最终它们把她带领到通往白宫的道路上。

 

在第一部分：“成为这样的我”(“Becoming Me”)中，我们看到一个年轻、有竞争力的米歇尔·罗宾森(Michelle Robinson)生活在位于芝加哥南部的南欧几里德大道(South Euclid Avenue)的一间小公寓里，而那里是她的世界。在这里，父母亲教她学会凶悍和直言不讳、在这里，畅谈有关两性的话题；在这里，她为自己不仅是一个总是不被鼓励追求梦想的女人，更是一个身在美国的黑人女子而备受煎熬、不断挣扎。

 

我们看到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经历，在那里她主修社会学、并辅修非裔美国人研究，随后她在1988年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的法学博士。

 

第二个部分,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让我们深入了解她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关系。从他们的第一个冰淇淋约会到她怀孕的挣扎，再到她的丈夫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成为这样的我们”是一个所有婚姻里都会存在的高潮和低谷的故事。

 

第三部分：“成就更多”，以复杂的细节揭露了她作为第一夫人的生活。它带着我们穿过爱荷华州的厨房、白宫(White House)的晚餐和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的宴会厅，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切，并不如它看起来那般迷人。

 

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中，她在观察白宫的墙壁时反思了美国黑人的非人化。她评论道：“我每天早上都在一个由奴隶建造的房子里醒来。”这是实话，尽管丑陋，但它纯粹而又直白。这就是她充满勇气的故事。

 

从婚姻咨询到父亲离世，米歇尔·奥巴马让我们进入了她生命中最深刻的时光。这段时光充满勇气，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所有的故事都是以某种方式交织在各自的生命中。我们都在苦苦挣扎、都在攀越山峰，人性可能会很残酷，但同时也会很善良。

 

这本书的标题提醒我们，人生每天都会发生变化，并且日益增加。就像米歇尔·奥巴马所说的那样，成长并不是有限的。即使长大成人，一切也不是终点。就像她一样，我们都在改变着。

 

翻译/Translate: 钱泳欣/Janice Chin

校对/Proof: 钱文聪/Wencong Qian

终校/Finalread: 李映雪/Yingxue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