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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的社团也应得到资金资助

在3月21日多伦多大学学生会(UTSU)的辩论中,来自Compass队的校园生活副主席独立竞选候选人罗兰达·阿尔法罗(Yolanda Alfaro)和独立竞选人思班塞·罗伯特森(Spencer Robertson)被问及他们对多伦多大学学生会资助有争议社团的观点。给出的例子是一个名为学生生活(Students for Life)的社团,一个以图形标志和校园示威为名的、有挑衅性的反堕胎社团。

最终竞选胜利的阿尔法罗给出了一个看似非常合理的回答。她坚持认为,如果对社团做出否认拨款的决定,这项决定不是歧视人们的信仰,而是与学生安全有关。

对反堕胎社团的资助问题在被起诉前就已经存在。今年早前,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学生会(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Mississauga Students’ Union)被三位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学生生活社团的成员起诉。相似的诉讼是由杜汉学院(Durham College)和安大略省信息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Ontari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反堕胎组织,以及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的 男性问题(men’s issues)的社团发起的。另一起有关反堕胎社团的诉讼案件在2016年以瑞尔森大学学生会获胜而告终。

即使多伦多大学学生会没有法律义务资助某种程度上挑衅、有争议或不受欢迎的社团,它应当采用一种能让广泛的观点在校园中被做为社团来支持的政策。即便是这些观点富有争议或是仅被少数学生接受,也应当如此。

从表面上看,阿尔法罗的回答在辩论中是正确的。她对那些对学生安全构成威胁的,和不受欢迎的团体进行了重要的区分。那些煽动或构成暴力,或者公开针对目标边缘化人群有歧视或憎恨意向的社团,不应被给予资助。多伦多大学学生会,推而广之,所有学生都不应当参与维持这些类型的社团。

当我联系阿尔法罗寻求评论时,她将这种区别模糊到了不存在的程度。虽然她说:她的立场不是针对有争议的社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对争议两字和我持有一样的意见。但这附加的声明并没有起到作用。对于学生生活社团,她说:当校园示威发生时,可能对只想安全步行上学的人构成威胁,这是我不赞同的地方。

阿尔法罗暗示与学生生活沟通接触可能危害学生安全或健康。虽然考虑到学生生活不会对安全造成任何威胁,但是社团引起关于的原因是他们所表达的反堕胎观点,这些观点已经让许多学生感到不安。

因此,阿尔法罗的观点模糊了有争议有伤害的的关键界限,因为这表明,如果观点足够令人不满,表述观点本身就能对学生安全构成威胁。虽然我们需要意识到,有些学生可能会因为学生生活这样的群体而受到不利影响,但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承认或资助一个群体,就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只要多伦多大学学生会的职责是支持政治辩论社团,被认为有争议不应该成为资助的障碍。首先,有一个阿尔法罗自己也意识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学生会不应该负责决定学生能接触怎样的观点。在校园观点中成为政治观点的决策者超出了副主席的职责所在,并且给予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基于这些观点拒绝资助的能力与开放的话语是不相容的。

广泛被认为不受欢迎的社团或所代表的观点,也不应该成为资助的障碍。即使支持学生生活社团的学生比反对的少得多,也不应该成为反对资助社团的理由。广泛的支持或者支持的社团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一个有前景的社团在被认可前已经需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普及: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强制一个社团需要有至少30位成员来得到最少程度的资助。远超于成员名单数量的吸引程度不应当被认同或者考虑资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当认同一个多样化的学生团体一定有多样化的信仰,即使我们许多人并不认同这些信仰,但是他们也应当给予这样一个平台。

假装堕胎不再是一个在校园或在更广泛的加拿大社会有争议的话题。任何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的分歧一定产生远超于赞成堕胎反对堕胎的二分法。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我们希望它得到解决,在政治上这个问题仍然是公开的:在即将举行的省级和联邦级选举中,主要党派领导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观点和投票记录。

公开平等的谈话是建设性谈话,而建设性谈话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这意味着要保护有伤害有争议的区别。那些威胁学生身体安全的社团是一回事。但有争议的社团在旁观者眼里是很严重的,我们应当确保校园里有不赞同和不受欢迎的观点,以及促进这些观点的学生和社团的存在。

译者注:扎克·罗森是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学习历史和哲学的大二学生。他是The Varsity时事专栏作者。


翻译/Translate:万春潇/Chunxiao Wan

校对/Proof:钱文聪/Anne Qian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

为保护而杀戮

我很幸运地在寒假期间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去坦桑尼亚游猎旅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Serengeti National Park)和周围的保护区度过。在这样一个自然资源富饶的地区旅行,不可能不好奇它的寿命。几乎所有全世界游客想看的物种——大象、狮子、豹子等——都在大幅得减少。但在坦桑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这些物种的保护比我们想象得更复杂。

政府需要找到一种不仅对动物有利,而且对公民实务的动物保护方法。这种截然对立的存在是因为狮子或斑马会给附近的社区带来问题,并对发展构成直接和间接的威胁。例如,本土食肉型动物往往威胁牲畜,而有时它们会对濒危动物进行报复攻击。《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去年发表了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在博茨瓦纳(Botswana),一群特别有攻击性的狮子对整个村庄造成的伤害。同样,旅游网站非洲地理(Africa Geographic)详细描述了去年11月纳米比亚发生的一起袭击事件,在此期间,仅一周内有超过250只动物死于狮子袭击。

也许更普遍的问题是对土地的竞争需求。2016年,坦桑尼亚当局威胁要强行驱逐受干旱影响而将牲畜转移到指定保护区的牧民。坦桑尼亚副总统萨米亚·哈桑·苏鲁胡(Samia Hassan Suluhu)当时说:“我们不想看到任何来自国内或国外的牲畜侵犯和破坏我们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 这样的言论促使一些人质疑美国国家公园的模式是否在“土地需求更迫切”的地方存在缺陷。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2014年进入大众视野,当时德克萨斯州的猎手科里·诺尔顿(Corey Knowlton)为猎杀一只濒临绝种的黑犀牛购买了狩猎许可证。许可证由纳米比亚环境和旅游部(Namibia’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Tourism)颁发,并在达拉斯狩猎俱乐部(Dallas Safari Club)拍卖。也许比以娱乐方式杀死最后仅存的极度濒危物种更有争议的是,由诺尔顿(Knowlton)和狩猎俱乐部声称的,发放此类许可证是为了保护环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诺尔顿说:“杀死一头年长的不会对基因库做出贡献但却可以伤害年轻男性的犀牛,是科学保护的一部分。”此外,诺尔顿为猎杀黑犀牛所支付的35万美元,将被用于资助保护和反偷猎。

在批评家看来,这是表面上的伪善,近乎荒谬。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主席(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阿泽丁·唐斯(Azzedine Downes)明确表示:“我们只是不相信狩猎也能算作保护。” 保护动物伦理协会(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的人承诺提起诉讼,并且宣称:“这些许可证从根本上不符合《濒危物种法》的目的,即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而不是授权屠杀它们。”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收到的反对此事的请愿书收到了超过13.5万个签名。

其他群体在面临相似困境时采取了更实用的方法。例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强调对于人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现状的保护。在一份任务报告中,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承诺了对于“对濒危物种生存没有威胁的狩猎项目”的支持。他们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项目为当地社会的保存和发展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来源,并且为这些长期投身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群体提供激励。”

我们平时对于保护环境的讨论中缺失的正是这种强调。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理解让环境为人类服务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保护动物。这一平衡不仅来自于对人类福祉的担忧,更是来自于长期可循环保护策略必须提供收入和财富增长,发展而非阻碍的理解。

说到底,诺尔顿的评论可能是正确的。允许一个动物被杀似乎确实违背了动物的价值超过它们对我们的价值这一原则——不论可能的经济利益,杀戮一个无辜的动物本身就是本质上错误的。但对于野生保护更本质的见解依然存在。

我们加拿大,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至少从经济层面已经获益于环境之于我们需求的主从关系。从我们一立场来说提倡环境保护很容易——开采早已发生,相对来说,我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对于纳米比亚,坦桑尼亚,和其他那一地区的很多类似的国家来说完全不是这样。

持续追求环境保护不能以发展为代价,尤其是因为那些最需要保护环境的地区,正是最需要经济发展的地区。我们应该让野生保护运动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谋福利,而不只是对动物有益。我们最好的保护方式应该适应时代发展。

扎克·罗森(Zach Rosen)是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历史和哲学二年级学生。他是The Varsity的实事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陈嘉华/Jiahua Chen, 杨典潼/Diantong Yang

校对/Proof: 万春潇/Chunxiao Wan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审查脸书

10月31日,《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报导称超过1.26亿的美国公民可能受到了脸书 (Facebook) 上由俄罗斯相关间谍散布、企图影响2016年总统选举”的信息的影响。这个惊人的数字代表了超过半数的美国认证选民,这一结果不单单表明外国间谍对2016年选举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意味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有了更大的改变。

比起传统媒体,如电视及报纸,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已变得更为普遍。通过八月份皮尤研究 (Pew research) 得出的结果,三分之二的美国公民称自己至少有一部分新闻信息是直接从社交网站上获取的,同时,百分之二十的受访者承认自己“经常”从社交网上直接获取信息。

新闻的源头对于新闻的性质有很大的影响。尽管我们可以要求社交媒体通过封禁或标记错误信息以规范自身平台,但这个过程往往做起来比说起来难。

在我们为了新闻提供者们,比如脸书和推特 (Twitter),更被利益而非事实推动所忧虑的同时,也要意识到实际问题比这个现象更加微妙。社交媒体首先是商业化的。第一个由彩色形式播放的新闻节目就是由骆驼牌香烟 (Camel cigarettes) 赞助的《骆驼新闻大篷车》 (Camel News Caravan)沃尔特・克朗凯特 (Walter Cronkite) ,以“美国最被信任的人”闻名,在这个节目的广告时间为云丝顿香烟 (Winston Tobacco)做宣传。

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之所以危险,并不是因为这些盈利动机本身,而是因为由于这些动机,社交平台最终有了别的目的。因为顾虑底线,传统媒体保持公平中立,但是这样的顾虑却似乎对社交媒体产生了反效果。

在社交媒体变得大众化之前,选择上的缺乏使得普通消费者偶尔无奈,但通常知情。个人与周边邻居们,无论政治倾向,最终都能获取同样的事实。

可能看起来有些矛盾,但自身的商业性质实际上刺激了传统的新闻渠道在观点上的多样化和中立性。因为信息不能只针对单一群体的偏好,提供公平公正的观点是扩大读者群的最佳方法。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的读者,因为单一的信息渠道,都要从相同的地方获取信息。因此,为了避免失去一半的市场,传统的新闻报道需要通过保持公正来吸引所有政治取向的受众。

今天,决定我们新闻提要的算法不再受制于有限的选择。人们更倾向于认可而不是真实,更倾向于统一而不是多样化,更倾向于对以前想法的证实而不是新的、有挑战性的证据。在脸书不停变换的关系网中有无数的回声室,人们被圈在“利益”这一墙壁之中,无法理解不同的意见。因为媒体们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适合读者们偏好的信息,商业动机——只为了博人眼球的营销——不再看重公正性,反而侧重于继续强化加深受众的偏好。

只要我们继续访问那些只认可我们观念的渠道,除了使人群分裂,我们很难预想从社交媒体上获取信息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很多人已开始要求这些平台明确区分本站上评价不高的信息;脸书已经开始设计一款新的弹窗,在读者阅读到任何被一定数量的信息源所质疑的信息时,该弹窗会出现提醒。

但是,这些措施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的问题。作为开始,我们需要分清楚两个问题:虚假信息的增殖是一个问题,难以获取不同意见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至少第一眼看起来,比另一个问题容易修正得多——在虚假信息出现的时候,社交媒体应该清楚的标明。但是,这个解决方案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首先,从网站上删除一个错误的信息,和真正审查每一位用户的投入是两件不同的事。

当人们把社交媒体当作新闻源的时候,容易模糊新闻提供者和新闻消费者的界限。这样的后果令人不安,虽然有悠久的传统认为新闻提供者要为明显错误的信息负责,其余如我们这样的个体却并没有被相同的标准约束。但是社交媒体建于个体的投入之上,由第三方提供的内容审查与对一般用户的观点审查是两件极为不同的事。

与新闻同理,这个道理也可以应用在观点上。比如,我可以发文说星际大战的前传比原始的电影更精彩。虽然这个评论会被大众视为错误的,但脸书是否有责任来改正我?

当社交媒体开始评论某些人的文章是虚假或错误的时候,似乎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大量舆论反弹,哪怕批评是正确的。同样,如果过去的十八个月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人们早在怀疑自己的想法之前就会怀疑新闻媒体。如果脸书将自己定义为类似的权威性新闻媒体,这个网站就会失去关注度和利益,这对它的坚持是一个极大地挑战。

这些由于我们把社交媒体作为自己首要新闻渠道而产生的问题,是否能因为这些平台的介入而解决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很难接触到那些挑战我们的观点,所以显得这一现象如此真实。真正的解决方案可能只有认知。只有意识到自己很容易被偏见影响,我们才会不那么容易被错误的信息所影响;只有意识到自己对相反意见固有的敌意,我们才能变得更加包容。如果我们学会质疑自己的偏见,学会在按下“分享”键以先问问自己真正的动机,那我们或许能够把已经产生的破坏慢慢复原过来。但有一件事很清楚:我们现在所做的并不管用。

扎克·罗森 (Zach Rosen) 是一名在三一学院读历史和哲学的大二学生。他是The Varsity 的时事记者。


翻译/Translate: 王艺璇/ Tiffany Wang

校对/Proof: 袁梦雨/Yvonne Yuan

严控骚扰绝非禁止抗议

上周,安大略省检察总长亚瑟·纳克维(Yasir Naqvi)了一项名为《终止妊娠获取保障》的法案。这项议案一旦通过,将禁止反堕胎抗议者们靠近堕胎诊所、提供堕胎服务者的住所以及销售终止妊娠药物的药房附近的一定区域。此项议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个早前发生在渥太华一家堕胎诊所外的事故所引起的:一位女士被吐口水)将防止任何反堕胎示威行为出现在堕胎设施周围五十米内的区域。根据政府的指令,这个缓冲地带可扩大到一百五十米。

毫无疑问,这个提议的出发点是高尚的。让女性能够在避免恐吓骚扰的环境下,接受终止妊娠的服务,这是极其重要的。毋庸置疑,抗议者让本就焦灼的局面变得愈加艰难。然而,不加区分的同时禁止恐吓他人的抗议者和爱好和平的抗议者,并非正确的前进方向。

这种类型的立法的不足在于,它并不能将暴戾、激进的抗议者和保持理智、文明的抗议者进行区分。尽管政府有权也有责任保护女性不受骚扰,但是自由集会权使得政府无法保护她们免受抗议者的伤害。

无论这些看法有多么不受人欢迎,都理应在法律接受范围内留有让人们能够平和有序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法律必须为公民们提供一个能够在公共场所集会,利用标语牌、口号、诗歌来和平示威的依据。少数狂热分子的卑劣行为不能成为瓦解基础民主原则的理由。

反堕胎抗议者们仍可以在堕胎诊所、药房附近指定的区域外进行示威活动。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抗议的权利没有受到严重侵犯,原因很简单,如果抗议的权利无法有效实施,也就意味着形同虚设。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高调的抗议不断出现,有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的就职而出现的女性游行(Women’s March),以及针对美国立岩印第安保留区 (Standing Rock Indian Reservation) 附近建设的达科他输油管道 (Dakota Access Pipeline) 的抗议。这些范围广大的运动旨在干扰机构运行,比如说女性游行(Women’s March)就占据了全球各地的数个市镇的主要路口和公共场所;立岩地区(Standing Rock)的一些抗议者们则将自己与施工设备绑在了一起充当人体障碍。

抗议者们需要具备干扰和妨碍的能力。转移这些抗议者、强制他们去其他地方,将他们的破坏力降到最小,削弱他们的影响力,这种行为本就是不对的。只要没有暴力事件,产生的干扰就不能作为镇压抗议者的正当理由。若是没有了有意义的干扰的能力,一个抗议者也就毫无用武之地。

话虽如此,就算没有这些实际的骚扰行为,在寻求终止妊娠的女性的看来,抗议者们的存在就使得本就困难的局面变得越发艰难。许多接受过堕胎的女性们已经遭受了不公正的羞辱和恐惧;除此之外,也有很多障碍阻挡她们获得应有的帮助。毫无疑问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提倡人工流产合法化团体,加拿大性健康与权利行动组 (Action Canada for Sexual Health & Rights)的执行董事桑迪普·普拉萨德(Sandeep Prasad)指出:“如果支持生育权,政府需要意识到女性在获得医疗保健上面临的各种障碍。” 正如普拉萨德董事所说,我们应当对那些在女性获取生育保健时所面临的问题保持警惕,也要小心地防止更多的挑战。

然而,即使抗议者有成算推翻女性获得终止妊娠的服务的条例,也不能成为禁止抗议的理由。禁止抗议并不能帮助抗议人和平地有效达到目的。抗议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也许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因为它有可能会成功就判它判违法,抗议权需要平等地适用于所有观点。。

不能说“只要政府支持你的立场,你就有权提出抗议;也不能认为只要你的抗议行为没有实际影响,你就有抗议权。抗议权与抗议的内容、意识形态以及角度都无关。因为基本人权不需要标准量化。

诚然,女性不应该被抗议者们骚扰,我们也需要确保法律能够有效地防止恐吓与骚扰行为的发生。但同样,和平示威是神圣的,无论造成的结果多么糟糕,都不应该因为抗议可能会成功这种理由而将人们抗议的权利扼杀在摇篮里。

抗议权既有利也有弊。通过游说发起关于生殖健康的公众信息宣传运动、普及范围更大的性教育以及推动免费的避孕方法,提倡女权和人工流产合法化的团体能够提供女性所需的后续支持。他人拥有抗议堕胎的权利并不代表着我们不能或者不应该公开地表达反对意见。

政府应该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女性远离抗议者的恐吓和骚扰,就目前看来,比起侵犯抗议者的权利,处理这个问题的明智之举是通过收紧现有的犯恐吓骚扰的法规、或者干脆创造一条全新的。

查克·罗森(Zach Rosen)是一名就读于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主修历史和哲学的大二学生。他是The Varsity的时事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钱文聪/ Anne Qian

校对/Proof: 袁梦雨/Yvonne 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