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布洛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准许戴维·施密尔彭尼克 (David Schimmelpenninck)教授在因涉及学生性骚扰案件而缺席三年后重返教学。布洛克学生举行抗议活动以回应这一决定,要求施密尔彭尼克辞职。 最终,该课程在开课之前被取消,但是校方根本不该允许这名教授返回,而这已经不是加拿大大学第一次错误地处理性骚扰指控了。

近年来,学术界兴起了一种盛行着诱导、骚扰、和虐待行为的病态文化。无论是2016年针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一位著名教授的指控的隐瞒保密,还是在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的创意写作系中,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投诉之后才在去年浮出水面的性骚扰事件,都昭示了这一现象。

受害者们表示,教授们的骚扰行为使他们感到被侵犯,也威胁到了他们的学业。上周,多大“沉默即暴力”组织(注:Silence is Violence是一个由性暴力受害者组织、领导的校园集体)发表的一份新报告中包含了许多教授性骚扰、袭击学生的令人不安的故事。

这份报告应成为多伦多大学审查其对于处理学生与教授之间性关系的政策的催化剂。虽然对一些看似经过双方同意的师生关系进行调查似乎偏离了根除单方面性骚扰行为的初衷,但现在校方应该认识到,师生之间的权力失衡会削弱建立自愿关系的可能性的时候了。

目前,大多数加拿大大学都没有明确禁止这种关系。在多大,教授可以与学生发生性关系恋爱关系,但必须向其所在的系主任进行报告。然后,系主任将负责解除教授与学生有关的任何专业职责,或任命第三方监督这些决定。

虽然这些指导方针很重要,但它们远远不足以保护学生或干扰学术界的不良风气。

考虑到这一原因,耶鲁大学及哈佛大学等美国高校已经因此而禁止学生和教授之间产生任何恋爱关系以及性行为,而多大应该效仿他们。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 (UTSU)主席安妮·鲍彻(Anne Boucher)告诉《环球新闻》(Global News),她倾向于认为如果教授没有在对学生授课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 “学生是成年人”。

然而,一名教授对学生的影响远远不止一门课的最终成绩。他们通常是学生拓展人脉获得科研项目出版学术成果机会的关键渠道。 他们控制的影响范围既能推动学生的职业发展,也能危及该学生的职业生涯。

学生与教授是校园社会等级的一部分。 即使教授没有直接授课,他们的经验、年龄和声望都使他们比学生拥有更多的权力。全面禁止师生关系仍然是确保不发生任何不当滥用权力事件的最佳方法。

讽刺的是,大学的一些部门已经认识到权力的不平等可能会导致学生被迫“自愿”发生关系。 我大学一年级居住的宿舍明令禁止学生和宿舍管理员之间发生恋爱以及性关系。虽然年龄差异通常只有几年,但是宿舍管理员是应被大一新生们视作能调解冲突的导师。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追求学生的管理员会被认为是违反信任者。 如果居民与宿舍管理员之间的恋爱和性关系被认为是不恰当的,那么学生与教授之间的关系(往往年龄和权力的差别更大)应该更加不可被接受。

师生关系下禁令将明确地划分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当教授们越界时,他们不再能假装无知了。希望这将迫使他们停止占学生的便宜。至少,它将证明大学管理部门不会容忍这种行为。

委身于教授的非分要求——还是在有可能危及到他们学业和未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学生应该面临这种处境。像鲍彻这样的学生领导需要认识到的是,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关系早就应该被禁止,而他们也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推动相关政策的发展。

大学管理部门必须认识到他们在塑造部门风气方面所能产生的影响。是时候出台一项新的政策来完全禁止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关系了。

阿米莉亚·伊顿(Amelia Eaton)是伍兹沃斯学院政治学与伦理、社会与法律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她是The Varsity学生生活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钱文聪/Wencong Qian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