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有着丰富的语言和文化，所以，有人期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他们交朋友时——能够不带偏见地对待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然而，UTM心理学系的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和梅丽莎·帕克特·史密斯(Melissa Paquette-Smith)最近做的一项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结果表明，多伦多的孩子“对说当地主流口音的同龄人表现出强烈的偏好，尽管他们生长在一个语言多样化的社区中。”

 

研究参与者会被问到：“你更愿意和谁交朋友?” 并且，他们需要在两个 “基本上别无二致，唯口音有明显区别“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研究没有展示）更多有关（这两个孩子）性格或背景的信息。

偏见在我们形成社会判断的方式中起着关键作用。诸如此类的研究表明，儿童早期发展中的种族偏见，与先前预期的结果不同，而更像是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这种偏见）在他们的课堂和社会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表明我们不可能将“人以类聚”及“以貌取人”从我们的社会认知和交际中抹去，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理解复杂的情景与人际关系。当我们对固有印象的依赖进而使之成为根深蒂固的偏见时，问题就出现了。

 

通常，人们对关于歧视的讨论集中在作为种族或文化差异标志的外貌上，而往往忽略了口音和言语对日常生活的影响。2018年1月，《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卡通反派总说外国口音?》的刊文。文章中，社会语言学家卡尔文·吉德尼(Calvin Gidney)比较了电影《狮子王(The Lion King)》中带有美国口音的木法沙(Mufasa)和带有英国口音的刀疤(Scar)在语言上的差异。吉德尼指出，刀疤（说话）听起来“可怕”，可用另一种语气听起来就没那么可怕了。

 

在《麻辣女孩(Kim Possible)》、《飞哥与小佛(Phineas and Ferb)》等儿童电视节目里面，英雄们也会与带有外国口音的反派人物战斗，比如说魂怪(Professor Dementor)和杜芬舒斯(Doofenshmirtz)，这些反派不断地被明显优越于他们且没有口音的对手在道德准则和智力上碾压。即使是中性角色，这些外国口音——实际上更多的是各种东欧口音的混合——也是那些不讨巧的角色的主要特征，尤其是愚笨或是佯作端庄的角色。

成人节目也带有这些被过度使用的刻板印象，从恶棍到可爱的移民傻瓜，都愚蠢、好色、小气又肤浅。比如《七零年代秀(‘70s Show)》里的费斯(Fez)，或者《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的阿普(Apu)。这些性格特征形成了人们对特定口音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反应，而且不是积极的。

这可不是电影、电视或文学中的新鲜事了。外国口音一直以来都与特定的性格特征有关联，这一点在儿童媒体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儿童来说，这些描写强化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表征”，而这种信息影响着他们参与多元化理念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在一个多元化的社区中进行活动。这些对口音的描述往往是对发音和文化的拙劣模仿，模糊了非主流种族之间的界线，却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画了条明显的分界。越是不被理想帝国主义语言和行为模式同化的人，就越被归属为令人厌恶、行径野蛮的他者。

研究表明，电视是人们获取不同民族信息、发展自己的民族和种族认同的基础媒介。此外，它还影响着人们基于语言和能力特征对智力和教育的看法。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孩子们在操场上的交际，这些内容的接收者更有可能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体现出负面看法。

虽然孩子们常常被认为与大规模社会上发生事情没有联系，但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某些概念已经在他们对自我和他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并最终将对他们产生重大的影响。令人担忧的是，多伦多的孩子们虽然接触的人群非常多样化，但由于这一代人非常痴迷于媒体，他们消费的产品中所传递的文化表征让他们的偏见更加根深蒂固。

尽管学校无法筛选孩子们在课堂之外、尤其是在互联网上接触到的内容，但教育工作者必须深思熟虑，对这些不同身份传统但复杂的社会范畴进行思考。这将确保儿童反思他们的想法和这么想的原因，以便使其成为体贴和有社会意识的一代。

虽然不可能从我们的社会认知和交际中完全消除社会范畴化和刻板印象，但为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我们不能让这些笼统印象演变成根深蒂固的偏见。

Rehana Mushtaq是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英语和宗教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

 

翻译/Translate：陈雨桐/Yutong Chen

校对/Proof：王蔚/Wei Wang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今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进入了战争的第七十个年头。这已成为世界上最显著的争端之一，而学术界与评论界也充斥着对此的讨论。所有人都有权力发表观点、畅所欲言，筑建通往和平之路。

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所有试图带来变革的争论，都必须为不同的观点提供发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列出合理言论的限度以防止过激行为的产生。但在1月17日所发生的事却不那么美好：多伦多大学邀请了以色列裔英国历史学家埃夫拉姆·卡什在锡利大厅（Seeley Hall）进行题为《从头说起：反思阿拉伯以色列争端》（Back to Basic: Rethinking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的讲座。

尽管这一活动是由多伦多大学颇具声誉的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专业合作举办的，但是并未如我所期待的那样保持中立：不偏向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中的任何一方。卡什的言论中有很明显的反巴勒斯坦种族主义倾向，而多大多伦多大学的讲座组织者一直保持沉默，这相当于默许了他的观点。

谁是受益者？

 

在讲座中，卡什指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矛盾是由巴勒斯坦一手挑起的。考虑到活动宣传中提及了卡什具有争议的观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导应该为其无政府状态负责，这并不令人惊讶。

卡什认为以色列从阿拉伯邻国的手中拯救了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领土脱离了被控制的命运。他还声称“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犹太人口增长（1920至30年代）中获益颇丰。他们的生活水平进步了许多。”

卡什也没有选择证明中立观点，他没有考虑到以色列应为其行为承担的责任。除了这样片面的观点之外，卡什甚至将救世主和援助者的光环移加到以色列的身上——这个非法占领巴勒斯坦、为其带来了几十年的屠杀和轰炸的国家。这样的描述并非具有争议的，国际社会持续批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占。总之，卡什为这些暴力行为找借口并试图使殖民行为合理化。

多伦多大学校报联系了卡什，希望他能解释所谓“受益”的言论。他指出了在战争期间以色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但他在之前与油管(YouTube)J-TV频道进行的采访中表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从中受益，他们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以色列的建立导致了巴勒斯坦被侵占。在争端开始的第一年里，多达七十万民众背井离乡。卡什无法解释这段给巴勒斯坦带来毁灭的历史是如何使它的人民受益的。

“虚构的人民”

 

卡什也否认了巴勒斯坦人的自我认知，他认为“他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群“虚构的人民”。他阐述道，“巴勒斯坦只是些阿拉伯部落，由从其他阿拉伯国家来的人组成的。”当多伦多大学校报要求他解释这一观点时，他回答说：“英国在一战期间提起这个名称以前，巴勒斯坦这个独立政体从未存在过。”况且“它在1920至1940年间也几乎没有发展。”

尽管巴勒斯坦的起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仍具有争议，但是卡什将巴勒斯坦人称为“虚构的人民”是一种种族歧视的表现。其目的在于消减甚至抹去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罪行。否认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就是忽视他们国土被侵占的事实。如果合法的“民族”不存在，那么对他们所进行的清洗行为也能够被否认。

今天，巴勒斯坦人将民族身份作为一种宣称家园所有权、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方式。虽然所有国家都是被构建的，但对认同它们的人来说，国家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说巴勒斯坦是捏造的，那么以色列、加拿大以及其他民族国家也可以说是捏造的。选择性地关注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实际上是为了证明政治必要性，即殖民化以及种族清洗是正当的。

 

然而，卡什在问答期间谈论和平前景时，给出了最糟糕的答案。加沙地带 (The Gaza Strip)和西岸 (West Bank) 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仅存的领土。他认为，这两个领土不应被合并成一个国家，尽管国际社会的协商一致认为，根据两国方案 (two-state solution) 建立一个统一国家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最佳方案。他后来说，如果这两个地区要合并，“一些巴勒斯坦人会从地面上冒出来，炸死以色列人。”

 

尽管卡什在给多伦多大学校报的评论中完全没有承认这一说法，但多名出席讲座的消息人士分别证实了这一说法。在我看来，卡什这一声明所暗示的是，统一后的巴勒斯坦本身就是一种对以色列恐怖主义的威胁。最后，卡什对历史的解读忽略了以色列从过去到现在对巴勒斯坦采取的行动，并相应地为之辩护。鉴于多伦多大学欢迎这样的观点，值得考虑的是，是否卡什的讲座在我们的校园里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

 

广泛存在的现象：多伦多大学和加拿大

 

这当然不是校园里第一次迎来一位对巴以冲突持如此极端观点的演讲者。2005年，不顾学生们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备受争议的美国中东问题学者丹尼尔•派普斯 (Daniel Pipes) 也曾受邀演讲。学者和学生们拒绝在校园为派普斯的“仇恨、偏见和散播恐惧”的发言提供平台，但最终，他“言论自由”的论点赢得了胜利，而得以发言。

 

与此同时，在涉及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时，多伦多大学本身也有限制言论自由的历史。正如维权人士莉莎·斯科菲尔德(Liisa Schofield)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对校园内“抵制、撤资和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BDS)团体的情况来说尤其如此。斯科菲尔德认为，政府积极反对亲巴勒斯坦的激进主义。

 

虽然BDS是个和平的人权运动，其目的意在利用经济手段向以色列政府施压，迫使其遵守国际法，这类似于过去呼吁抵制南非的种族隔离，然而它经常被误解，并与反犹主义混为一谈。2015年，当多伦多大学学生会(University of Toronto Students’ Union, UTSU)首次提议建立一个特设BDS委员会，却被拒绝时，宗教组织大多伦多希勒尔 (Hillel of Greater Toronto) 的执行董事马克·纽堡 (Marc Newburgh) 说：“这个决定是建立一个校园社区的重要一步，在这个社区里，所有学生，无论他们的背景和身份如何，都感到安全、受欢迎以及被接受。” 2016年，多伦多大学校长梅里克·格特勒 (Meric Gertler) 同样拒绝了BDS特设委员会的想法，因为“抵制与一整个国家的交流”是没有意义的。

 

就在上个月，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在布鲁克大学 (Brock University)的市政厅发表讲话，他为去年11月在议会谴责BDS的行为进行了辩护。在那次运动中，特鲁多把BDS与加拿大拒绝纳粹德国犹太难民的那种反犹太主义联系在一起。这并不奇怪，因为特鲁多之前就因其政府沉默对待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而受到谴责。

 

换句话说，BDS被误解为是在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身份。但是BDS有实际的政治目标，比如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然而，BDS支持者甚至没有被允许通过其委员会立案，而且大学继续在投资那些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非法活动中串通一气的公司。

 

在赫芬顿邮报(HuffPost)的一篇文章中，多伦多大学学生亚历克斯·维尔曼(Alex Verman)指出了亲巴勒斯坦的激进主义是如何被我们的政府恐吓和压制的。他们还指出像“与我们并肩 (StandWithUs) ”这样资金充足、组织有序的亲以色列团体骚扰亲巴勒斯坦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的情况。

 

如果我们的大学和政府对以色列政府的投入如此投入之多，那么校园内关于冲突的言论自由在所有领域的不公平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支持巴勒斯坦人的BDS主张被斥为种族主义，但无论是在2005年还是2019年，那些歪曲历史、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的广受谴责的行动辩护的亲以色列人士依然受到欢迎。

谁的言论自由？

 

在当前冲突发生以前，犹太和穆斯林公民在巴勒斯坦和平地生活了几个世纪。但是，卡什和那些附和他的有着反巴勒斯坦情绪的人却在扩大这些民族之间的分歧。

在卡什的演讲结束后，我联系了活动的组织者，表达了我对他观点的震惊和愤怒，要求他们承认演讲的冒犯性内容，并发表道歉信。

国际关系研究项目的临时主任、这次活动的组织者约翰·克顿 (John Kirton) 教授在回信中写道：“（多伦多大学）的使命是丰富我们的学生、教授同事和学术界其他人对重要问题的批判性思维，”他接着说，“我们也致力于……让我们的学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

显然，仇恨言论正被混淆为言论自由和思维多样性。卡什演讲的目的据说是要阐明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恰恰相反，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被削弱了。

如果主办方邀请抱有其他观点的小组成员，或者邀请一位主持人提问和挑战卡什，他们本可以展示出真正的“多样性”。相反，给予卡什的是一个不受限制的平台，而牺牲的是巴勒斯坦对其具有深刻意义的学生的福利和安全。

在我们的通信中，我没有从克顿教授那里听到任何实质性的后续反馈，而且考虑到多伦多大学对类似问题的回应历史，我本也未对后续反馈有任何期待。尽管如此，我已经动员了100多名安大略学生的支持，他们正在等待多伦多大学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大学应考虑执行一项围绕以巴冲突宣传明确限制的纲要。就像不应准许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辩护一样，以色列和犹太学生也应受到保护，不受种族和宗教歧视。但这不能与对以色列非法占领和对巴勒斯坦的政治批评混为一谈。

自由伴随着责任。多伦多大学必须仔细评估其认可的演讲内容，并据此对特邀演讲者实施审查。如果我们支持一种言论自由，并且允许对已经被边缘化的身份发起攻击，那么我们到底在为谁的自由而战?

 

莉娜·拉辛(Lina Lashin)是新学院 (New College)社会科学专业一年级的学生。

 

编者注：由于卡什对拉辛的演讲中的几乎每一个说法都提出了质疑，所以卡什的回应也被收录在了这篇文章中。参加讲座的多位消息人士向大学校报编辑部证实了拉辛的说法

 

翻译/Translate：聂韬/Tao Nie，姚静姝/Helen Yao, 庞皓予/Haoyu (Simon) Pang

 

校对/Translate: 钱文聪/Wencong Qian

终校/Finalread: 李映雪/Yingxue Li

几周前，布洛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准许戴维·施密尔彭尼克 (David Schimmelpenninck)教授在因涉及学生性骚扰案件而缺席三年后重返教学。布洛克学生举行抗议活动以回应这一决定，要求施密尔彭尼克辞职。 最终，该课程在开课之前被取消，但是校方根本不该允许这名教授返回，而这已经不是加拿大大学第一次错误地处理性骚扰指控了。

近年来，学术界兴起了一种盛行着诱导、骚扰、和虐待行为的病态文化。无论是2016年针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一位著名教授的指控的隐瞒保密，还是在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的创意写作系中，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投诉之后才在去年浮出水面的性骚扰事件，都昭示了这一现象。

受害者们表示，教授们的骚扰行为使他们感到被侵犯，也威胁到了他们的学业。上周，多大“沉默即暴力”组织（注：Silence is Violence是一个由性暴力受害者组织、领导的校园集体）发表的一份新报告中也包含了许多教授性骚扰、袭击学生的令人不安的故事。

这份报告应成为多伦多大学审查其对于处理学生与教授之间性关系的政策的催化剂。虽然对一些看似经过双方同意的师生关系进行调查似乎偏离了根除单方面性骚扰行为的初衷，但现在校方应该认识到，师生之间的权力失衡会削弱建立自愿关系的可能性的时候了。

目前，大多数加拿大大学都没有明确禁止这种关系。在多大，教授可以与学生发生性关系或恋爱关系，但必须向其所在的系主任进行报告。然后，系主任将负责解除教授与该学生有关的任何专业职责，或任命第三方监督这些决定。

虽然这些指导方针很重要，但它们远远不足以保护学生或干扰学术界的不良风气。

考虑到这一原因，耶鲁大学及哈佛大学等美国高校已经因此而禁止学生和教授之间产生任何恋爱关系以及性行为，而多大应该效仿他们。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 (UTSU)主席安妮·鲍彻(Anne Boucher)告诉《环球新闻》(Global News)，她倾向于认为如果教授没有在对学生授课，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 “学生是成年人”。

然而，一名教授对学生的影响远远不止一门课的最终成绩。他们通常是学生拓展人脉、获得科研项目及出版学术成果机会的的关键渠道。 他们控制的影响范围既能推动学生的职业发展，也能危及该学生的职业生涯。

学生与教授都是校园社会等级的一部分。 即使教授没有直接授课，他们的经验、年龄和声望都使他们比学生拥有更多的权力。全面禁止师生关系仍然是确保不发生任何不当滥用权力事件的最佳方法。

讽刺的是，大学的一些部门已经认识到权力的不平等可能会导致学生被迫“自愿”发生关系。 我大学一年级居住的宿舍明令禁止学生和宿舍管理员之间发生恋爱以及性关系。虽然年龄差异通常只有几年，但是宿舍管理员是应被大一新生们视作能调解冲突的导师。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追求学生的管理员会被认为是违反信任者。 如果居民与宿舍管理员之间的恋爱和性关系被认为是不恰当的，那么学生与教授之间的关系（往往年龄和权力的差别更大）应该更加不可被接受。

对师生关系下禁令将明确地划分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当教授们越界时，他们不再能假装无知了。希望这将迫使他们停止占学生的便宜。至少，它将证明大学管理部门不会容忍这种行为。

委身于教授的非分要求——还是在有可能危及到他们学业和未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学生应该面临这种处境。像鲍彻这样的学生领导需要认识到的是，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关系早就应该被禁止，而他们也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推动相关政策的发展。

大学管理部门必须认识到他们在塑造部门风气方面所能产生的影响。是时候出台一项新的政策来完全禁止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关系了。

阿米莉亚·伊顿(Amelia Eaton)是伍兹沃斯学院政治学与伦理、社会与法律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她是The Varsity学生生活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钱文聪/Wencong Qian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上周，安大略省进步保守党政府(Ontario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简称PC)宣布对国内高校学费及学费框架进行毁灭性的改革。尽管这一举动令人不安，但并不令人意外。

 

自上任以来，省长道格·福特(Doug Ford)已然重新将已过时的性教育课程加入儿童教育课程、规定大学制定“言论自由”政策以试图压制校园内对极右翼的反对声音、防止最低工资增加到一个学生和青年工人需要的、更公平的标准、甚至还取消了对三个新的大多伦多地区(GTA)大学校园提供的资金。

 

换句话说，本周所发生的事情是政府——一个不怎么尊重教育机构和作为选民的学生的政府——一系列举动中的最新措施。这只是头七个月，还剩下四十一个月，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准备。

 

损人不利己：价格更高、质量更差

 

上周二，PC政府宣布削减10%的学费，当时此举便遭受质疑。学费尽管被降低，甚至免除，但仍然是学生运动的基石，批判家们担心，PC对学费的这次改动将与其它不利于学生的削减措施结合在一起。

 

周四，当完整的PC政策框架公布时，批评家们的担心成为了事实。在“为了学生”这一狡猾的口号下，福特计划从9月开始大幅削减可负担的教育经费，并削弱学生的发言权和组织集会的能力。

 

政策实施后，会有更少的学生有资格拿到助学金，而能获得高额资助的更是极少数。（PC政府）将不采用上届自由党政府的模式，也就是说，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将不再获得相当于免费学费的无偿助学金。此外，PC政府取消了OSAP贷款6个月的免息宽限期，这意味着（学生）毕业后贷款利息将立即开始累积。

 

PC试图将他们的政策宣传为 一项旨在 “重新关注” 低收入学生群体的计划。但是，用对低收入学生的免费学费补助换取对所有学生10%的学费减免，只能给那些可以负担的起教育成本的人带来不必要的削减，却减少了对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的援助。

 

这些变化意味着学生债务将会增加，导致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根本无法进入高等学校。它将迫使许多即将毕业的学生在毕业后立刻找工作以偿还债务，避免愈积愈多，而不是继续攻读他们可能心心念念着的研究生或者专业课程。

 

这种模式不仅无效——它使学生失去了财富稳定性，同时增加了他们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而且为了“财务可持续性”和“降低复杂性”而试图从学生债务中获利更是不道德的。PC政府未能理解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项长期投资。投资于更实惠、更可达的教育会为更大规模、更熟练的劳动力奠定基础，而这些劳动力最终将创造财富并回馈社会。

 

这些改革破坏了英才教育所应追求的理想：无论学生的经济状况如何，都应该得到支持，从而使他们尽可能发挥自己的能力。现在，大学和学院也许正转变为一个以特权学生为主要人口组成的地方。

 

这种垄断现象也影响到最依赖免费教育的边缘群体。比如原住民学生和单亲妈妈们都曾从以前的教育计划中获益。如今，这些团体必将被如今的教育框架淘汰出局。

 

除了实惠，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同样处于险境。PC宣布，对于因高校学费削减造成的亏损，其政府将不提供相应的支持。多大校报(the Varsity)预计，多伦多大学仅本科教育就将损失四千三百万加元的收入，即使如此规模的大学相较规模较小的学院更能承受（削减学费带来的）损失。

 

这意味着，各院校将不可避免地强化其企业模式，以削减成本的措施的形式将亏损转嫁给学生。这可能意味着减少服务、减少教职人员、增加班级规模、减少课程选择，以及越来越依赖于临时合同教工。

 

最终，如果教育质量收到损害，削减学费就变得毫无意义。只有当政府增加对学生和教育机构的资助时，学费的削减和消除才会奏效——然而政府对安大略学院和大学的人均学费资助已经处于全国最低水准。

 

这是不是学生民主制的终结？

 

福特的政策还有另外一个同样危险的方面，那就是学生可以选择退订学生会，媒体，俱乐部以及各类校园服务，从而避免支付“非必要”的杂费 。PC政府认为，这将为学生在如何使用他们的钱上提供更多的选择，如同学费消减政策般将更多的钱放回学生的口袋。

 

这种选择性不支付的模式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学生视为个人、私人消费者，而不是一个大社区的成员。

 

学生费用是过去民主努力的产物，它集中资源并为所有可从中受益的人提供服务。 拿单一付款人医疗保健系统做个类比：我们都为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买单，也从中受益。

然而，与医疗保健一样，这种困境是学生在实际需要特定的服务之前并不知道他们其实需要它。 学生费涵盖的一些服务，如健康和牙科计划，已经可以退还给学生。 此外，学生费只占学生支付的总费用中的一小部分。

很明显，PC政党在做出这些决定时未能充分地咨询学生群体。 当多大校报在该问题上质疑他们时，PC政府虽然为他们的咨询过程据理力争，但却未能对听取了哪些特定群体的意见这点上保持公开透明。

也许有些学生会因为不必再向那些他们觉得滥用学费的组织支付费用而感到宽慰。就学生会而言，许多学生感受到的挫折感与不信任是有道理的，多大校报对学生们的态度也表示赞同。学生会内部的责任和透明度问题是我们经常报道的问题，我们都在期望他们能发挥民主作用。

然而，摧毁那些不起作用的机构并不是办法。试图改善政治参与度和鼓励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归根结底，学生会是学生意见的产物。通过选举和公民投票，学生们能够民主地改变他们的学费分配方式。正如当我们对政府不满时，我们不会选择不纳税，而是会通过参与活动并选举出更好的领导者来改变税收的使用方式一样。

学生会除了提供服务外，还在倡导学生意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选择退出” 这个选项，福特打开了摧毁学生声音的大门，这是一场与像大学管理部门、政府等强大力量进行谈判的政治运动。

由于学生费用为社团提供资金，校园内的社区生活将受到牵制，特别是在多伦多大学这个学生们常常感到彼此疏远的地方。 学生群体对边缘化社区也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为团结、包容和发声提供了空间。 像LGBTOUT和穆斯林学生协会这样的团体可能会失去资金援助。 通过将学生团体和其活动打上“非必要”的标签，福特暗示着安大略全省的边缘化学生也是不重要的。

我们不打先认输之仗

安大略进步保守党表示将由大学来决定哪些费用是“必不可少的”，哪些是“非必要的”。像The Varsity这样的学生媒体主要由学生费资助，它对学生民主至关重要：他们通常是唯一同时要求学生会和大学管理机构负责的监督机构；他们还为那些也许根本不会被关注到的学生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

覆盖面更广泛的媒体格局也依赖于校园媒体将报道不足的故事从校园提升至国家平台。多大校报在这方面有着良好的历史记录：我们对穆斯林学生协会高管的报道受到了执法部门的突击访问，而我们对大学强制休假政策进展的执着报道，也是最近得到全国关注的多大故事之一。

如果安大略省允许学生自主选择他们所支付的学生费，我们担心学生们会在不知道这种选择带来的价值损失的情况下，选择不支付校园媒体的费用。此外，学生费的不可预见性将是对我们运营和财政稳定性的严重挑战。

因此，对学生媒体进行分类和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一项“必要的”服务。我们确实意识到这种动态存在着问题：学生会和学生媒体突然发现自己受到管理者的摆布，即使他们本来应是独立于大学运作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倡导大学作出正确的决定。

如果必须要开展更广泛的请愿活动，我们会呼吁那些从我们的报道中受益的学生，以及在加拿大各大媒体工作的校友，来帮助我们向校方证明我们的观点。我们正与其他校园媒体的同僚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媒体主要由加拿大大学出版社(CUP)的安大略分会组织）。无论是通过加拿大大学出版社还是独立进行，我们也不排除会对这个问题开展正式游说行为的方式。

上周五，学生会和其他团体聚集在皇后公园，表达他们对福特决议的愤怒之情。很明显，我们所有人——低收入学生、学生会、社团、协会以及学生媒体——必须继续组织并与政府的攻击做斗争。福特不管代表的是什么，反正一定不是学生民众，而我们绝不会打先认输的仗。

The Varsity的编辑委员会由每学期伊始的标头选举产生。欲了解更多有关编辑政策的信息，请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翻译/Translate: 钱文聪/Wencong Qian, 陈雨桐/Yutong Chen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12月18日起实施的《加拿大刑法》(Criminal Code of Canada)获得了新的修订，警察拥有更广泛的权力来拦截司机，并检测他们的血液酒精水平。

 

此前，警察必须证明司机有合理的醉酒嫌疑，才能进行酒精测试。现在，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拦下司机。抵制和拒绝参加测试的个人也可能面临罚款。

 

此外，这些变化还引入了新政策。它提供了两个小时的窗口期，允许警察在司机停车后两小时内对其检测或罚款：即便不在路上——在酒吧、餐馆或自己家里，你也可能遇到警察，并接受呼吸测试。如果你超过了法定驾车后两小时血液酒精含量的限制，你也可能面临处罚。

 

这预示着个人与司法系统之间的互动将发生危险的转变。这种情况下，警察可以任意怀疑非法行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罪犯，而证明清白的责任就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国家必须保障公民安全和尊重个人隐私和自主权，以及保持两者间微妙的平衡，然而该变化使得国家过分干涉着公民私生活。

 

作为学生，我们应该特别关注这些变化。在我们的文化里，大学生和醉酒驾驶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了一种模式化的概念。

刚刚独立的年轻成年人往往乐于探索新奇、勇于冒险——也包括沉迷于酒精和滥用药物。研究持续发现，年轻人常剧烈间歇性饮酒，并更容易酒后驾车。

 

根据这些统计数据，警察更倾向怀疑大学学生，更倾向于监控我们的活动。警察在遇到我们的时候，会以有罪推定的方式行事。而现在，他们可以在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行使他们的权力，在任何时候打断我们的生活。

 

此外，这些变化还引发了对种族定性的恐惧。自去年年底以来，安大略省人权委员会(Ontari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一直在对多伦多警察局(Toronto Police Service)内部的种族定性和歧视进行调查。该报告指出了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警察会拦截和拘留特定公民的许多案例。

 

在过去十年中，多伦多警察局与种族化社区成员的关系日益紧张。渐渐浮现出的众多证据指出，警官们对黑人和棕色皮肤的年轻人抱有不公平怀疑，以及在警民交流中产生的权力滥用。

 

多伦多记者德斯蒙德科尔(Desmond Cole)直言不讳，质疑备受争议的街头抽查。抽查由警察行使，即警官拦停，询问和记录没有任何犯罪嫌疑的公民——他们常是有色人种的年轻人。科尔说，2013年，警察在市中心抽查年轻黑人男性的可能性是现在的17倍。

 

令人担心的是，对刑法的修改将成为实施街头抽查的延伸和理由。现在，警方将有名义上的理由来随意拦停和拘留公民。警方辩称这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避免酒后驾车带来的危险，实则遏制了人们对随机停车检查的强烈反对。因此，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理解新的《醉驾与毒驾驾驶法》，即日益强大的警察力量会危及公民的自由。

 

警方现有的种族偏见也意味着，这些新法律将加剧对特定种族的定性和拘留。这只会进一步加深种族化社区对警察的不信任。

 

公众的信任十分重要。个人的自主权、隐私和尊严是至高无上的。但是，随着警察介入那些他们发誓要“服务和保护”的公民的生活，它们受到的威胁日益严重。

 

米拉·尤利西斯(Meera Ulysses)是New College近东和中东文明专业的大二学生。她是校队时事专栏的作家。

 

翻译/Translate: 王蔚/Wei Wang

校对/Proof: 李雪迪Xuedi Li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在理想情况下，学生会应该是倡导以满足学生利益需求为目的的民主机构。同样，学生也应该保留向学生会对民主进程、利益和需求的问责权利。

 

然而去年，负责UTSC14,000名本科学生的士嘉堡校区学生会(Scarborough Campus Students’ Union, 简称SCSU)因其一系列有争议的决策，并没实现这一理想目标。

 

去年十一月，SCSU董事会展开紧急会议，驳回了在年度大会(Annual General Meeting)上提出为SCSU选举开放线上投票的动议的议案。线上投票这一方式已经被多伦多大学学生会(University of Toronto Students Union)采用，其能明显提高选举期间的选民参与度。

 

在学期结束时，董事会决定向UTSC女性与跨性别中心（Womens and Trans Centre, 简称WTC）的年度会议额外提供4,500加元的资金，尽管这一提案已经在之前的年度大会上被投票否决了。显然，SCSU董事会的决策和学生们的意愿并不一致。

 

就在最近，董事会成员一致通过了一项对学生媒体认证和会议参与权限进行管制的动议。这一极具争议的动议由政治科学系主任雷蒙德·邓(Raymond Dang)提出；邓指责学生媒体存在歪曲事实和宣传虚假信息的现象，但他本人却没有给出具体实例。该项动议明显针对的是多大校报(The Varsity)和地下报社(The Underground，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校报)，两份刊物过去都曾报道过同样由邓提出的饱受争议的WTC动议。

 

SCSU对学生媒体发布虚假信息的指责并不属实。实际上，这是SCSU因不满学生媒体对具有争议的决定的报道和对当权者的批判，而对其开展审查和限制的一次尝试。

 

尽管SCSU打算以加拿大新闻工作者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 简称CAJ)的道德规范来制约学生媒体的权限，但CAJ表示他们认为SCSU的行为是反民主的，并呼吁多大所有学生公会 “放弃阻止新闻工作者报道公开会议的企图”。

 

在选择控制媒体对重要的公开会议报道时，SCSU对其诚信和信誉作出了妥协。这说明了他们致力防止发布可能会对其议程构成威胁的资料，也为不透明的行动和决策打开了大门。缺失的问责制会导致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自由讨论和批评权威，选民便会缺乏信息。

 

SCSU必须认真改进治理并让真正重要的问题步入正轨。试图控制学生媒体只会遮蔽学生会的真正目的和作用，也就是解决学生的迫切利益问题和需求。SCSU一直不断作出不良、不负责任的决定，包括在WTC议案和多大士嘉堡校区食品安全事件上的不作为。

 

学生媒体在揭露这些问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而也敦促SCSU进一步加强工作。正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卡琳·普格利塞(Karyn Pugliese) 所说，“政府并不凌驾于法律之上；包括学生记者在内的所有新闻工作者都拥有受宪法保护的权利，能够代表公众向任何政府机关问责。”

 

如果像SCSU这样的学生工会要坚持他们对民主的承诺，那么他们必须认识到学生媒体的自由和独立才是学生民主的核心。SCSU也必须信任学生媒体对其报道内容的公正、客观与真实性所作出的承诺。

 

致SCSU：请撤回试图对学生媒体加以控制的议案，并专注于有效解决对学生而言重要的问题。

 

Michael Phoon是UTSC的二年级新闻系学生，也是The Varsity的UTSC事务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钱泳欣/Janice Chin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两周前，省政府宣布终止一项对法语院校的拨款计划。一时间，群情激愤。

试想，一旦健全的法语教育系统得以建立，安大略省多达六十万的法语使用者将拥有更多的机遇。政府不顾民众需求的毁约行为自然激怒了人们。

对于政府失信于安大略省多达六十万法语使用者的行为的批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旦健全的法语教育系统得以建立，这些人们的自主权将会得以提升。

更何况，法语使用者只是安大略省众多少数语言群体之一。如果高等教育将对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完全公平，法语只是讨论的起点。

可是，如果批判的中心原因仅仅是因为语言群体应在高等教育中得以更充分地体现自身自主权，法语使用者们就成了安大略省众多少数语言群体之一。

实际上，安大略省有超过六十万汉语（包括粤语和普通话等）使用者，其数量远超过了法语使用者群体。而使用意大利语和旁遮普语的群体也同样庞大。可这些语言也仍没有相应的高等教育机构。

将法语作为加拿大的特殊语种，并非只是出于使用者数量的考虑，也是来自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法国及其语言同加拿大历史密不可分，这也决定了法语在加拿大的特殊地位。

但如果法语仅仅因其历史地位就得到了关注，其他语言群体也应当被纳入考量。比如说，在这片土地上存在了长达数千年的原住民语言。

原住民语言比其他任何语言都更有理由在加拿大延续下去。讽刺的是，它们将很难在高等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

安大略省是六种原住民语族的发祥地——安尼西亚贝克语、翁奎洪语、莫斯科沃克语、勒瑙佩语、因纽特语、米希夫语。这些语族包含十八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

过去十年里，省政府致力于复兴原住民语言，并试图将这些语言融入高等教育。政府对原住民语言高等教育机构的补助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

安大略共有九所属于原住民的高等教育机构。它们与其他院校都有合作项目与伙伴关系。一年前，政府给予了这些机构自主权，使它们得以在不与非原住民合作学校交涉的情况下颁发学位、证书和学历。

这些法令与调停无疑是个进步，致力于给予安大略的原住民更多掌控其社群及事务的自主权。也增加了他们在国务方面的发言权。

可教育机构的影响力有限。九所学校总共为近四千名学生提供了教育机会，可与加拿大超过两百万的高等教育学生人数总数相比，这个数字仅仅是九牛一毛，甚至远远不及多大单独一所大学九万的学生数量。

原住民语言复兴是继续付诸实施的。殖民者针对原住民的暴力行为之一便是控制他们的交流方式。消灭其语言，并以殖民者自己的语言——英语或法语，取而代之。这个过程也在强制原住民儿童进入寄宿学校得以顺利推进。，用英语和法语代替了他们的母语。

在高等教育中使用原住民语言有利于强调其合理性与重要性。促使这些语言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这片土地上的移居者，作为殖民主义的受益方使用这些土地和资源。也正因如此，我们有义务支持原住民文化与习俗的复兴运动，而语言正是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重要途径。帮助原住民找回语言，也就使他们拥有了自主权。

为了使原住民语言有更广泛的影响力，著名院校应当在课程中囊括更多原住民语言相关的内容。让语言走进课堂可以促使它们成为合法的通用语言。原住民学生也能在这些教育机构中他们的文化背景下学习和使用自己的文化语言。

与此同时，原住民语言课也是对寄宿学校所造成破坏的挽救——那些在成长过程中被剥离了母语的学生将有机会重新接触它们。其他学生也将有机会学习原住民语言，推进语言的复兴与传承。

自2015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呼吁开设更多原住民语言课程，许多院校也付诸了行动将原住民语言设为授课课程。可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还不够多样化，而往往是那些由原住民开办的小型院校会提供更全面的课程，例如安大略西南部的六族工艺学校就提供莫霍克语和卡尤加语的本科学位。

其它学校也在向推广更多原住民语言课程迈进，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湖首大学(Lakehead University)都已开始提供一些相关课程。多大的原住民研究中心也推出了因纽特语、伊洛魁语和阿尼希纳本莫文语学习课程。

可这些课程仍远远不能同全面的、如法语一类的课程相比。实际上，相比于实用程度极广的法语，濒危的原住民语言才应当获得更多的重视，相应的课程也应当更多。

身为学生的我们也能够为原住民语言复兴的工程添砖加瓦。参加多大为我们提供的原住民语言课程便是参与到语言传播与承续中的好机会。

法语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引起纷纷议论，这正说明了语言是力量与自主性的源泉。在关注安大略法语使用者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留意到原住民语言在高等教育中也应有同样的，甚至更高的地位。

 

翻译/Translation: 姚静姝/Helen

校对/Proof: 樊佳奇/Jiaqi (Cindy) Fan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作为一名学生，书本在我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不只是一页页纸张，而是知识、创意、与真相的载体。

上个月，一张显示成百本书籍被丢进蓝色回收垃圾桶的照片在一个多大表情包网页上发布。我不敢相信丢弃书本的行为竟在我们的校园里发生。这些书本可以被捐给慈善机构、图书馆、公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正如该图里指出的：“除了直接丢进垃圾箱，还有其他许多选择。”

 

“没有人要”

 

我联系了发布照片的学生阿利基·比斯卡基斯(Aliki Bitsakakis)，她向我讲述了发现被弃书籍那天的情况。

行政部门告诉比斯卡基斯，这些书都是大学学院图书促销(University College Book Sale)之后“没有人要”的剩货，并表示如果学生们想要这些书，必须赶在周五之前取走。比斯卡基斯及她的同学马琳格·林伯格(Marley Greenberg)、罗宾·麦德(Robin Medd)、格鲁沙·辛格(Grusha Singh)和杰林·斯塔克(Jaylen Stark)为了拯救这些面临丢弃的书籍自发进入了“紧急模式”。

他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为这些书找新家，鼓励学生们去临时搁置书籍的地点——罗素街(Russell Street)和士巴丁拿大道(Sapdina Avenue)边的小巷里自取书本。收取捐赠书籍的公益组织“重生”(Second Life)得到消息后前来取走了一半的书籍。剩下的书由学生们运到了西德尼史密斯楼(Sidney Smith Hall)的休息室里。

据比斯卡基斯统计，学生们一共拯救了大约一千本书籍。面对他们惊人的成果， 她却表示“我们这次的行动本不应该发生”。对于将读书学习作为生活重要部分的学生们来说，这一次拯救行动的成功更含有令人不安的深意。所有被丢弃的图书都不算破旧，有一些写着之前读者的笔记，有一本甚至夹着一封作者感谢读者支持的回信。这些书为什么最初会遭到抛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比斯卡基斯与斯塔克再次拜访多大学院行政部，并与图书促销的主管狄波拉·谭(Deborah Tam)取得联系。她确认是自己要求回收部门丢弃这些书的。我邀请她为校报进行评论，谭没有回复。

谭在回复比斯卡基斯的邮件中表示，每年的图书促销都面临着书籍数量过多而仓储空间不足的问题。今年，有超过250箱图书没有被卖出，而活动的组织者们只有一天时间将它们运离多大学院莱德劳图书馆(Laidlaw Library)。

谭在邮件中写道：“其他也有图书促销活动的学院，例如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s College)、和圣麦克学院(St Mike’s College)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没人想要的话，我们也不愿看到图书被丢进回收箱。”

谭的回复中的矛盾在于，这些图书并不是没人想要，而完全能找到新家。它们被比斯卡基斯和她的朋友们带到西德尼史密斯楼之后，学生们对有免费书籍拿都十分兴奋。将状况良好的书籍丢弃是完全不必要的，维多利亚学院与三一学院的图书促销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双方都有明文规定，会将剩余的书籍全部捐出。

维多利亚学院图书促销的负责人南希·卢赫克(Nancy Ruhnke)写道：“所有剩余书籍都在国内外不同的地方找到了归宿。每年，我们都会将书籍捐赠给位于菲律宾的一家图书馆。之前许多年，剩余书籍曾被运往中国，用于支持在那里建造一座加拿大图书中心的计划……从来没有一本好书被浪费掉！”

三一学院图书馆之友主席南希·格兰汉姆(Nancy Graham)解释说：“三一学院图书促销有许多例如 ‘重生’等慈善机构的合作伙伴，他们确保尽可能多的图书远离垃圾场回收站，被递交到新读者的手中。”

 

令人困扰的模式

 

考虑到三一学院与维多利亚学院的运行方式，我情愿相信弃书行为只是大学学院一时疏忽。但比斯卡基斯指出丢弃书本或许是多大的惯例，令人警醒。负责运送回收品的校工告诉她，丢弃书本在多大已成常态。

去拯救书籍的那一天，比斯卡基斯在小巷里遇见了一位前来挑拣书籍的男子。他告诉比斯卡基斯自己经常到这里来帮他的妻子带回一些书。废弃物与回收物品管理部门的主管雷诺·斯坦诺(Reno Strano)证实，常有人在被丢掉的书中挑挑拣拣，而他也不曾干涉。“只要他们不惹麻烦就行。” 如果说人们觉得这些弃书仍有价值，那么它们绝对是可以被捐赠给公益组织的。

斯坦诺说，问题在于，在必须处理包括来自图书馆的、“源源不断的”书籍的同时，废物管理部的“空间和资源”也十分紧张。出于这些原因，斯坦诺并不总是有机会向当地组织的捐赠书籍。并且根据多伦多大学的书面定义，只要这些书被送到回收中心而不是垃圾填埋场，这个过程甚至可以算进减废额度。

 

一些送到废物管理部的书籍被放置在学校的旧物交换店(Swap Shop)里，学生和教职人员可以在那里购买打折的书籍和家具，所有收益都将被捐给归联合大道(United Way)。

 

我在阅读周期间与斯坦诺见了面，他带我进行了一次参观。走下狭窄的楼梯，步入博登南楼(South Borden Building)昏暗、闷热、尘土飞扬的地下室，我打量着这家书店和里面堆满的书，它们被成堆的放在书架上，装在蓝色的箱子里。

 

虽然这家书店鲜为人知，但里面应有尽有：小说、非虚构小说、传记、教科书一应俱全。在这里买书很划算：只要一加元，你就能随便拿——只要你拿的下。但它只对多伦多大学的学生一周开放一次，而且一次只开放两个小时。书店里没有被买走的书将被回收。斯坦诺表示，把书扔掉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

 

我对我这一天的发现感到失望。把书送到回收中心仅仅比送到垃圾填埋场好一点点。在一天结束之时，书仍然会被破坏，而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买不起新书的人，就失去了阅读它们的机会。扔掉书不仅仅是淡漠的，这一行为违背了大学应该代表的一切，称其为减废只是对这一惨状进行麻木不仁的侮辱。

 

政策的缺失

 

对于一所以“可持续发展文化”为荣的大学来说，把书放进回收箱的形象令人担忧。多伦多大学在2004年建立了一个办公室，致力于发展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学校已经建立了重复使用多余图书的系统，鼓励图书销售组织者向当地组织捐赠图书。然而，当我询问这些系统的细节时，对方只提到图书馆在其内部网络中交换图书。

数以百计的书已经被丢弃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多大现存的系统是无效的。虽然鼓励可持续发展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实际、有效的政策，就不能阻止图书促销策划者们或图书馆把完好无损的书扔掉。

 

问题在于，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在多大并没有创立、授权、以及推行相关政策，或监督其他部门进行相关工作的权力。据办公室发出的电子邮件称，他们创办的目的只是为了“接轨、启发和教育”。当我追问这话的具体意义时，只收到了以下的回应：“我们有在进行一些旨在促进校园社区可持续发展文化的体验和交流项目，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相关信息。”

导致书籍被丢进回收站的校内结构性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如果旧物交换店想要解决图书过剩的问题，它需要更多的广告，每周开放更多时间。多大应该实施一项政策，要求将不需要的书要捐赠或提供给人流量大地区的学生，而不是放任它们被丢弃。

 

切实可行的大学政策的缺失正是比斯卡基斯、格林伯格、麦德、辛格和斯塔克等学生的行动是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们不仅为近1000本书找到了新家，而且还揭露了这所大学的绿色形象与实践之间的显著差异。

 

现在，学生们希望成立一个俱乐部，致力于防止所有完好无损的书籍被扔进回收箱。这些行动有望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能拯救数百本书，还能向校方展示图书对学生的重要性，并促使校方改变做法。

 

Amelia Eaton是一名伍兹沃思(Woodsworth)学院政治学与伦理、社会与法律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她是 The Varsity学生生活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姚静姝/Helen Yao, 聂韬/Tao Nie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作为本周时事的主题，也许你已经了解，大麻的娱乐性使用将在10月17日被合法化。在这件事值得庆祝的同时，大麻的合法使用引出了对许多现今仍是非法毒品的规范与合法化的深刻思考。

 

毒品使用不应该从刑事司法的角度来看待，这会导致不必要的逮捕、监禁并且让使用者面对背上跟随一生的犯罪记录带来的后果。相对地，毒品的使用应该被当做一个公共健康问题，鉴于目前困扰本国的类鸦片危机，情况尤其如此。

 

了解成瘾

 

通过将持有毒品定为刑事犯罪，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和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都认为上瘾是一种疾病，因此也被定为犯罪。这意味着吸毒成瘾者将面临法律处罚，包括监禁，而不是医疗干预和支持，以帮助他们克服的毒瘾。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 2012年的报告，大约有21.6%十五岁以上的加拿大人在他们人生中的某个时刻达到了药物使用失调的诊断标准。当年，有4%的加拿大人则在人生中某个时刻有依赖酒精和大麻以外的药物的症状。药物使用失调在15到24岁的年轻人中最常见。

 

思考类鸦片药物危机

 

随着类鸦片药物危机的持续，致使药物政策改革变得更加重要。2017年，多伦多发生了303起类鸦片毒品使用过量导致的死亡事件，相比前一年增加了63%。当吸毒者的毒品中含有剂量更大药效更强的类鸦片，意外过量的风险就会增加，如芬太尼(fentanyl)或卡芬太尼(carfentanil)；这两种止痛片药效强劲，近年来开始出现在街头毒品供应中，比如海洛因。

 

为了自行控制用量，一些毒品使用者开始携带纳洛酮(naloxone)来暂时逆转类鸦片药物的过量。对意外过度使用的担忧也开始在大学校园里蔓延开来，一些学校的学生领导接受了规范使用纳洛酮的培训来应对校园内出现的过度使用情况。去年，多伦多大学的四个学院向The Varsity证实了此四学院并没有携带纳洛酮的情况。

 

一些使用者无法保证他们的药品供应是否致命，刑事定罪会加剧毒品用量的管控的问题，危及使用者的生命。此外，刑事定罪还会迫使吸毒者在一些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秘密购买和使用药物，在那里更有可能过量使用或经血液传播而感染病毒。

 

另外，将吸毒定为刑事犯罪将计入毒品使用者的档案，这让他们更不可能在毒瘾发作的时候寻求帮助。由于使用者和他们周围的人害怕警方干预其过量使用，他们会在寻求医疗时犹豫，这将导致更多由过量使用造成的死亡。

 

合法化是最佳措施

 

今年六月，多伦多的健康医疗官员爱琳·德·维拉博士（Dr Eileen de Villa）向多伦多健康理事会展示了一份报告，关于通过制定毒品政策来维护公共健康的重要性。

 

报告指出，将一部分的药剂使用定为刑事犯罪，比如大麻，这一决定并未有相关的科学依据。而是根据“道德评判和种族主义思想，以及他们正在使用的毒品”而制定的。德·维拉博士的报告指出，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毒品战争并未有效减少毒品使用。因此，是时候考虑其他替代措施了。

 

在这些建议中，德·维拉博士强调了对个人使用和持有毒品进行去犯罪化，使其合法。然而，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建立一个有效的管制体系将是极其复杂的。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选择完全合法化。

 

即便如此，如果管理得当，看起来完全合法化是能够在加拿大实施的不二选择。与去犯罪化不同，合法化将允许政府规范药品和控制他们的分销。这就意味着资金将被从犯罪组织中抽走，而受监管的生产商将确保毒品供应不会有药效更强、更易上瘾、甚至更危险的物质。

 

对安全注射场所的需求

 

在加拿大对更严格的药物进行法律管制之前，引进更加安全的注射点是很有必要的。这些场所允许更规范的药物注射，并确保人们使用干净的针头。此外，如果出现过量，工作人员可以进行干预。遗憾的是，安大略省目前执政的进步保守党(PC)政府已决定搁置三个新站点的开放，其中一个预计将设在多伦多。政府也在考虑是否继续资助现有的站点。

 

在2018年大选期间，保守党领袖道格·福特(Doug Ford)对安全注射场所发表了反对意见。“我相信我们应该支持人们，帮助他们，”他说，“我要问在场的各位，如果你们的儿子、女儿或爱人染上有毒瘾，你会让他们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去吸更多的毒品吗？我坚决反对。”

 

这一立场显示出福特对成瘾缺乏基本的了解。安大略省艾滋病 （Ontario HIV）和药物使用培训项目联职 （Substance Use Training Program）主任弗兰西斯科·萨普 （Francisco Sapp）向加通社（The Canadian Press）指出，禁欲治疗项目的成功率很低，强制康复的成功率可能更低。

 

福特的立场忽略了这样的证据，即当吸毒者准备好接受这些安全注射时，这些安全注射点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康复计划和其他社会支持。

 

更重要的是，这些场所拯救了生命。根据加通社（The Canadian Press）报道，截至4月，位于多伦多摩斯公园（Moss Park）的预防过度使用站点已经制止了200起过度使用的意外。关闭这里和其他站点将是类鸦片危机处理上的一大倒退。

 

公共健康，而非刑事司法

 

加拿大的毒品政策可以、而且应该重新进行构想。大麻合法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我们能够从中吸取重要的经验教训，以建立新的制度来管制药品，这些经验可以在未来被用于其他药物的合法化。

 

至少，我们可以期待大麻的合法化将开启一场关于如何将毒品、毒品使用者和毒品政策理解为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刑事司法问题的重要对话。

 

翻译/Translate: 陈慧怡/Huiyi Chen

校对/Proof: 钱文聪/Anne Qian

终校/Final Read: 李映雪/Yingxue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