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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校内性暴力——不止需要政策

如果你在过去的几周内一直在社交媒体上,你可能会注意到一则名为#MeToo的标签。此标签最初由激进者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于2007年前后创造,旨在为性攻击幸存者集体发声。女演员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对电影制作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骚扰的指控让#MeToo重返大众视野。

成百上千的人们自愿在推特和脸书上分享他们关于#MeToo的故事。不难想象,还有更多人经历过他们不想在社交媒体上披露的事情。

受这一运动启发,由加拿大20个学生会组成的倡导团体“轮到我们了”(Our Turn) 在这个合适的时机发布了评估14所大学性暴力政策的得分。多大的性暴力政策评级为C。我校政策得分的方面包括有效判定双方(发生性行为的)共识以及将“教职工……由与学生相同的[性暴力政策]处理”,但其教育与预防计划(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program)得分要低很多。该政策在正式和非正式投诉过程方面也扣了很多分。尽管我们自1月政策实施以来肯定取得了一些进展,学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多大的性暴力政策有它的过人之处。比如,该政策对双方共识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必须是持续性的,可以反悔,并且在当事人没有能力拒绝(如醉酒或受强权胁迫)的情况下不能判定为(双方达成共识)。这项政策还保留了投诉人的自主权:他们可以选择披露袭击他们的人,不管是为了举报,还是为了对被告采取民事或刑事司法诉讼。最后,该政策适用于大学社区内的所有成员,与他们在学校扮演的角色以及和申诉人之间的关系无关。

由于这些原因,此项政策似乎很有希望,但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例如,政策提及了教育与预防计划,但重心仍放在事件发生后的处理方法上。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通过主动解决校内强奸文化(的问题),并找到有意义的方式来教育学生和职工,以此确保从一开始便没有人受到伤害。

三一学院学生坦森·里德(Tamsyn Riddle)因(多大)涉嫌对她的性侵犯案件进行不当处理向学校提起人权申诉,充分说明此政策仍需改进。The Varsity的一期专题中,她写到,“性暴力只能通过废除(加剧这一行为的)权力体系来消除。”

虽然理事会(Governing Council)一再声称学生参与了政策的创建和磋商过程,很多学生团体和激进者对此予以否认。沉默即暴力(Silence is Violence, SIV)倡导团体多大分部的创始人艾利·阿德·科(Ellie Ade Kur)表示,(学生)无法(与理事会)进行磋商,理事会也没能有效地解决被提出的大部分顾虑。事实上,当SIV贴上海报,详述多大性暴力幸存者的经历和多大行政官员可怕的回复时,学校迅速雇人将海报撕毁,“(此举)符合学校出版物、海报及横幅分发步骤(Procedure on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s, Posters and Banners),”伊丽莎白教会(Elizabeth Church)发言人说。

我希望多大认识到政策制定只是恰当处理性暴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步骤很明确: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预防与教育计划,以及一个更好的投诉程序。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倾听幸存者和激进者的声音。不幸的是,在#MeToo和SIV海报这样的运动中,出面为自己发声是性暴力幸存者的义务——社区服务应该足够主动,这样幸存者就不会被迫孤身一人为自己的创伤拉响警报。但现在呢,现在是我们倾听的时候了。

艾迪娜·海斯勒(Adina Heisler)是一名在大学学院学习女性与性别研究及英语的大三学生她是本刊学生生活的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郑乐吟/Christina Zheng

校对/Proof: 邵越美/ Gillian S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