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的极寒气候让我想起去年在罗巴茨(Robarts)图书馆所观察到的一次令人不安的记忆。为了能在罗巴茨通宵复习，学生们通常都会被图书馆安保人员要求出示学生证(Tcard)。有天晚上，我看到一名工作人员走向一位正在餐厅区桌子上低头休息的青年黑人。当这位男子无法按照要求出示学生证时，工作人员命令他离开图书馆。尽管该男子万分不情愿，并质疑这位工作人员是否得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下依旧坚守如此严格的纪律态度，他最终还是在工作人员扬言要通知其他警卫的威胁下离开了。
这个观察只是管中窥豹。我们教育制度中的复杂安保系统，将一部分学生群体识别并断定为威胁。这些学生因他们的外在表现而被定义为威胁——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相关机构的形象。像多伦多大学这样的机构可以选择忽视或者主动危及这些学生群体的安全，并将他们的需求置于主导机构、世界观及身份的安全的对立面。
安保系统并不应限于任何群体：包括原住民、性别酷儿、性侵犯经历者在内的许多在校园内的团体，常能证实这些安保过程是如何盯上他们的。然而，在种族这个具体问题上，黑人同学们格外地承受着安保系统运转所带来的挑战。
黑人青少年的犯罪化
在教育这个大环境下，黑人学生既被认为是威胁，同时也认为自己该受到威胁。这种双重性在新作《管制的黑人生活》中得到了解释：
激进分子罗宾·梅纳德(Robyn Maynard)在《加拿大的国家暴力：从奴隶制社会到今天》解释了黑人儿童并不像白人孩子那样，可以与脆弱，无辜或者应当获得安全联系起来，反而与危险性相连结。在这方面，梅纳德将种族隔离和黑人儿童在公立学校中所遭到的忽视，与直到二十世纪末才结束的土著儿童在寄宿学校所经历的文化灭绝相提并论。
一方面，黑人学生在学业，指导员工和资金援助中不受重视；另一方面，他们被视为应当受到监视与惩罚的超级威胁。梅纳德特别注意到，尽管黑人男学生的这种行为是最显眼的目标，但种族歧视者也与女性，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精神病，无身份者都有交集，并会产生对教育与生活不良的结果。
这份具有警告性质的报告是以约克大学的教育、社区和散居部门担任吉恩·奥古斯丁主席的卡尔·詹姆斯博士(Dr. Carl James)为首提出的。报告中指出了在多伦多地区的学校中，黑人学生面临被停课的可能性是白人学生的三倍，并占据了被开除学生人数的一半。此外，老师们对黑人学生期望值较低，导致很高比例的黑人学生流入缺乏支持的低端教育系统，而不是大学所要求的学术类课程系统
相应地，警方以维护安全的名义加剧了对于黑人学生的教育忽视。政府的学生资源官(The Student Resource Officer, SRO)项目，最近允许了持有武器的警察进入多伦多地区的学校当中。此项目遭到反对的主要理由是在校内安置警察会使种族化的年轻人感到被针对，并且产生偏激的情绪。更多的是，高开除率以及高停课率会让黑人学生在面对校内警察时感到更加无助。据梅纳德解释，这种措施反映了政府机构想要将黑人学生从校园中踢出，因此增加了社会不稳定性，同时还限制了黑人学生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多改善经济的机会。
多伦多大学的阻力
安全化的作用在教育中并不仅限于中小学教育机构。 多伦多也不例外，因为最近在校园里发生了反黑人种族主义的事件。
十月份，在麦西学院(Massey College)，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马鲁斯(Michael Marrus)与一位黑人学生谈话之后辞职了，他提到了学院的“大师”，并提出了奴隶制的概念。 长期以来对大师头衔的批评以及大学里的种族主义文化推进了对这一事件的愤慨，使像迈克尔这样的掌权人士能够提出这样的评论。 大学里的种族主义，使处在类似权力位置的人能够发表这样的言论。
十一月，为了应对大学长期以来在处理应用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的反黑种族主义言论的失败，黑人学生协会(BSA)举办了一个市政厅会议，并分享了对于校园里缺乏黑人代表和调节政策的沮丧感。 鉴于此类事件，大学在针对黑人学生的持续不安全气氛中的共犯关系变得明显。 正如黑人学生协会市政厅会议所表达的，公立教育的安全化能够改善黑人学生在高等教育大学中自我价值、代表性和知名度的缺乏。
大学和公共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做的是，承认反黑人种族主义是黑人青年（取得）教育成果的持续障碍，并采取适当的政策来应对。 正如2017年的报告所建议的那样，主管部门应该要求教职员进行多元化的反歧视培训，确保课程能反映反种族主义和多元化，并收集基于种族的数据。
与此同时，黑人青年不是无助的受害者，而是为自己努力争取安全权益的反抗者。可以看看去年夏天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首届黑人学生毕业典礼，以及这次秋季事件后形成的社区意识。在多伦多，黑人生活自由学校(Black Lives Matter Toronto’s Freedom School)的目标是为年轻黑人儿童提供不同的教育体验，而多年来来自社区成员和激进组织的压力促使TDSB在2017年11月结束了SRO项目。
这些成就表明了长期持续行动的需求和潜力。 在这种情况下，活动家德斯蒙德·科尔(Desmond Cole)在BSA市政厅鼓励黑人社区继续通过媒体提高知名度，并继续将在大学发生的具体事件与更广泛的系统性问题联系起来。
安全化：不是一个单一议题
更完善的安全化也将帮助同样脆弱的多伦多大学的其他社区。 例如，2016年，校园警察在多伦多大学自由言论集会(the U of T Rally for Free Speech)中的无所作为使对跨界团体成员的暴行成为可能。 2017年秋季，在一次住宿派对之后，一名校园警官涉嫌挑出一名有种族特征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学生代表巴迪亚莫纳瓦里(Bardia Monavari)，其后来指称助理学监未能保护他免受伤害。 如果不是直接的暴力，那么当关键问题威胁到大学的声誉时，学校主张沉默和压制，而不是建设性的改革。三一学院对坦森里德(Tamsyn Riddle)性侵犯案件的不当处理和即将进行的（针对患有心理疾病学生的）强制性休假政策的投票，可能将有心理问题的学生置于不利地位，是体制性沉默的突出例子。
尽管这种丑闻造成了不和谐的校园气氛，但妇女和性别研究专业的副教授艾丽莎·特罗兹(Alissa Trotz)指出，学生在权力面前并没有退缩，实际上却是为正义而动员和组织。 然而，为了最有选择性地追求这方面的正义，我们不能将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理解限制为孤立的或不相关的。 本着最终形成广泛的政策变化的精神，（我们）必须形成这样的跨学生斗争的坚实联系，以揭露大学在交叉问题和制度层面的失败。
大学应该为所有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然而，如果制度化的惯例针对、打压和伤害那些经历并置了大学的声誉和现状合理性的学生，（这样的愿景）是不可能实现的。 鉴于反黑种族主义是教育安全化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公共教育体系和大学社区在来年应该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和改革政策。
Ibnul Chowdhury is a third-year student at Trinity College studying Economics and Peace, Conflict, and Justice Studies. He is an Associate Comment Editor for The Varsity.
艾布诺查德哈瑞(Ibnul Chowdhury)是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三年级学生，主修经济与和平、冲突与正义研究。 他是The Varsity的副评论编辑。
翻译/Translate: 刘星雨/Xingyu Liu, 晏薇/Wei Yan
校对/Proof：李逸然/Katherine Li
终校/Final Read: 郑乐吟/Leyin Z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