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的登山机啊,离我远一点!

作为一名曾经高中运动员,我天真地以为自己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格德林高水平运动中心(Goldring Centre for High Performance Sport)健身,而且绝对不会被其他人的健硕身形吓到或是因为自己渺小的体魄而自惭形秽。但是现实往往比梦想残酷得多,我当初是彻头彻尾的错了。

我第一次去格德林是在我新生周的第三天。我当时觉得早起锻炼一下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踏进格德林的一瞬间我就意识到自己与那个地方格格不入。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穿着多伦多大学校体育队(Varsity Blues)的衣服,很明显大家都引以为荣。那一刻我变得无比紧张,感觉自己的亮粉色短袖T恤和荧光绿短裤在一片深蓝的海洋里无比扎眼。

接下来我找到了一台跑步机,开始很慢很慢地跑,因为我很担心别人会嘲笑我并不出众的身材和极其尴尬的跑姿。之后我转移到位于四楼的举重区域,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无比吓人并且完全可以分分钟碾压你自尊心的地方。这片区域是出了名的橄榄球运动员和专业举重运动员出没的地方,它也将从此成为我灵魂消亡之所。

最开始我找到了一个杠铃架子,在完全不了解任何不成文的规定的情况下准备开始深蹲。当然我是承担不了多少重量的,哪怕一个杠铃片都不行,所以我就只在我肩上加了杠铃的杆 。杆在手,准备深蹲,我盯着镜子,从那里看到其他那些运动员们正锻炼这他们已近乎完美的身材。我控制不住自己,顿时觉得所有的目光都在盯着我看,即使我只是一个谁都不会在意的大一新人。我越想越觉得应该立刻找个地洞钻进去,于是夹着尾巴溜回了跑步机那里,而杠铃还在架子上纹丝未动。

咻,我成功逃回二楼,这可是有氧运动区,在我眼里,这儿我想搞砸也搞砸不了。我再一次大错特错了。这时我被旁边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吓人的登山机吸引了,主要也是因为旁边有另一个没有穿校队队服的学生正在十分顺利轻松地使用它。于是我踏上了登山机开始攀爬,也就是在这一刻,我的自尊心被彻底抛出窗外了。在这个机器上我总共爬了了不起的10秒钟,但是10秒钟之后我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开始不自觉地抽搐。紧接着我明智地选择了走下登山机,但最后却是粗暴地摔下去的。哪怕到今天,我对我旁边的那个人都怀有无上的崇敬之情,因为当我很舒适地趴在地板上的时候,那个人轻轻松松地又爬了至少五分钟。

在我和地板亲密接触后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后来我在一个阴暗的角落找到了一些小哑铃,做了一些弓箭步,努力将自己隔离在被他人围观的想法之外。最后我结束了自己的首次格德林之旅,走了出去,但更准确地说是一瘸一拐地出去的,这绝对是我这辈子以来最痛苦羞耻的一次走出健身房的经历。

时至今日,大一生涯已接近尾声,我已经驯服那个名叫格德林中心的怪兽了。对于那些以后想来多伦多大学(U of T)的学生,或是那些不敢去格德林健身的人们,我在这里有三点小提示希望能帮助你们克服恐惧,勇敢地迈进格德林的大门。

首先,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去。每当我和朋友们一起去的时候我都会感觉自如得多。一个小伙伴既能在你使用器械时确保你的安全,也能在你无法成功地做某一器械时和你一起一笑而过。

其次,可以尝试多大的其他健身场所。比如Hart House是一个很适合健身初学者的地方,你在那里可以找到各个年龄段的健身爱好者。大多数运动员都喜欢往格德林跑,所以如果你害怕那些厉害的同龄人,别担心。而且其他健身场所也有和格德林完全一样的健身器械,你也不会错过任何运动的好机会。

最后一点: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如果你想去一个叫格德林中心的恐怖地方,尽管去就好了。真的没有人在意你是怎么锻炼的,尽管你可能觉得大家都这么想。做好你自己就最棒了:穿你想穿的衣服;举你能举起的重量;不要将你自己和校队运动员去做比较,他们可都是已经训练了一辈子的人了。

虽然我一般去Hart House健身,但是我偶尔也会去格德林中心,而且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自在的。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适合你自身情况的健身方法。我希望通过分享我的这些不光彩的往事能帮助大家认识到,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有过不愿提及的健身经历,而且这些经历可能会打击我们去运动的热情,但这绝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健身的理由。


翻译/Translate: 管亦笛/Yidi Guan

校对/Proof:李逸然/Yiran Li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

留心观察,力求改善

致力于持续的跟进,解决漫长的等待时间

善良的朋友、同事和网上的陌生人总是告诉我不应该对于寻求心理健康咨询而感到害怕。但是当我尝试与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UTM)的健康咨询中心(Health & Counseling Centre, HCC)沟通时,我被告知最早的一次预约在一个月之后。作为一个善于掩饰问题紧迫性的高手,我不会强烈要求一个更早的预约。当我见到我的顾问时,引发我精神问题的事件已经过去了,我的感受有所缓解,因为我已经沉迷于我希望避免的不健康和自我毁灭性的应对机制。我在去了许多咨询的预约后只是觉得他们浪费时间,而且我也不需要再回去了。

在我的咨询预约之间有几个月的空白,意味着在这之间出现的感受通常不会在我下次看诊时出现。由于我在开始咨询之前必须填写的广泛电话调查,健康咨询中心非常了解我不稳定的心理健康状况,却在这几个月内从来没有跟进。这只是让我继续推迟预约咨询,因为没有人对我的情况负责任,导致我的精神健康进一步恶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不能参加心理咨询,因为我的心理健康状况太差。同时我的心理健康状况会持续糟糕,因为我没有参加咨询。

多伦多大学的精神健康服务虽然是可获取的,却不是真正可以被我们所用的。长时间的等待和缺乏辅导预约之间的跟进服务对寻求精神疾病帮助的学生造成了不利。他们让学生沉迷于不健康的应对机制,而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介入。多伦多大学需要通过施行政策来确保咨询师不断与所有报告了精神疾病的学生保持联系,以及为学生提供的辅导员人数应与校园中的学生人数成正比。

译者注:兹哈·勒玛(Zeahaa Rehma)是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UTM)大三的学生,主修语言学和专业写作与交流。

修正大学的行动,使其少一些做作,多一些真材实料

学生对校内心理健康资源的有限利用反映了学校缺乏有关治疗的信息和资源。千禧一代的心理疾病率普遍较高,自杀是加拿大年轻人的第二大死因。虽然正在采取更广泛的措施来缓解精神疾病并支持精神健康,但这些并不是治疗特定疾病的最佳方法 ——学生通常需要获得专业性的服务。大学提供的关于如何在校内获得精神健康辅助的信息相对较少,而且提供的大部分内容可能都不清楚。

尽管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ro)的主要心理健康网站分享了他们对于治疗精神疾病的愿景和倡议,但关于大学可以为遭受精神健康危机的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更像是无用的术语来显示自己的高昂伟大,而不是铺设一条通往让大家拥有健康的思想的道路。

根据我自己需要帮助和接触到的经验,我根本不知道如何根据我在网上提供的信息制定行动计划。缺乏有用的信息阻碍了我在网站之外寻求更多资源,这最终加剧了我的抑郁和焦虑。

建立更好的心理健康框架有很多复杂性。但是,这个问题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当有人感到困扰时,他们需要别人尽可能的以最明确的方式给予他们信息和资源。在网上张贴错综复杂的报告以保持表象对解决个人经历无用,并且在有人非常需要只因的时候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

译者注:勒哈娜·穆史塔克(Rehana Mushtaq)是因纽斯学院(Innis College)一名大二的学生,主修英语和宗教。

提供基金解决校园内外专业人员的短缺问题

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健康系统最大的问题是治疗师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跟上需求。我们是加拿大最大的大学之一,但不知何故,我们没有足够的医生来为学生服务 ——这是不可接受的。

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报道,五分之一的加拿大大学生患有精神疾病,如抑郁或焦虑。如果我们将这个数字转换为多伦多大学7万名的本科人口,那意味着超过1.4万名学生需要获得足够的精神健康保障。不幸的是,许多人都没有。

我是其中之一。因为我没有家庭医生,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位多伦多大学的医生,他开了一个抗抑郁药来帮助我的焦虑的处方。不过,自十月份以来,我一直在尝试与多伦多大学医疗系统中的治疗师交谈,但一直都没有好转。

如果多伦多大学不想因为未能为需要的学生提供治疗而面临困境——特别是考虑到大学内部产生的压力——他们能做的至少包括提高学生医疗保健覆盖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到系统外寻求帮助。学生生活网站声称,大学健康保险计划(UHIP)可能包括“心理辅导和咨询服务”,但这些服务并未列入UHIP网站或其信息手册中。学生保险(Student Care),这个由多伦多大学学生会提供的补充健康保险计划,涵盖了一些心理咨询服务——每次资讯高达125美元,每个政策年度最多能进行20次咨询—— 但它们不包括精神治疗,这通常会更贵。

多伦多大学要么聘请更多的辅导员,并为学生加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护理,要么应该为学生提供资源,从而让他们到大学外面去治疗。

译者注:艾迪那·海思勒(Adina Heisler) 是一名多伦多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的大三学生,主修女性和性别研究以及英语。她是The Varsity学生生活的专栏作家。

消除对咨询会议的反作用限制

心理康复没有时间限制,但多伦多大学针对支持心理健康及解决相关问题的策略是有漏洞的: 在提供的护理数量被限制之后,学生恢复的能力也被限制了。

在遭遇了造成外伤的事件并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双重压力下,我尝试到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健康与保健中心(UTSC Health & Wellness Centre)寻求帮助。虽然我在受助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人都非常友好、很理解我, 但我还是不得不面对学校严酷的健康保健政策——我的学生健康保险计划只会为我提供前八次的治疗。

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个拥有如此卓越的声誉和记录的大学,仅仅简单地把我扔到我的周期治疗计划里——任何人,在处于我这样的身心情况时,都无法轻易接受自己的现状,向专业人员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并且保证在一个规定的日期之前恢复健康。我花了六个月才和我的治疗人员建立起一定的联系,有勇气向他们呢吐露我所经历的痛苦。我并不否认,这些专业人员很有帮助,就像之前那些向我提供帮助的工作人员一样,但让我极其痛心的是,我从一开始就清晰地知道,在八次治疗结束后,我将会被无情的踢走。

通过这件事想让大家知道的重要事实是:对每个人来说,康复的情况都是不同的,特别是心理康复过程。我的结论是,我宁愿花额外的钱来增缴学费和账单、来支付另外的校外治疗,也不愿在创伤未消是就贸然尝试开始工作。我完全无法想象那些比我情况更糟糕的人有多么沮丧,特别是那些甚至无法支付额外治疗的学生。

译者注:阿玛拉·默罕默德(Amarra Mohamed)是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UTSC)新闻的的二年级学生

取消对家庭医生转诊的需求

多伦多大学圣乔治校区健康与保健中心(The Health & Wellness Centre at UTSG)向学生提供一系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团体治疗,个人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但在中心的网站上,相关服务流程的具体介绍并未被详细列出。在尝试进一步了解某些可用的帮助服务后,我们能发现,很明显地,获得帮助的过程并不像网站上看起来那么直接简单。

在提供任何实质帮助前,健康中心就要求学生提供家庭医生的提供并授权学校查看此学生的过往病历。尽管这个转诊过程可以由外界医生,或者学校健康中心的员工来完成,这个过程却不能被取代,接待处的人员要求患者必须接受转诊。如果打电话向健康中学求证相关事宜,工作人员给出的解释是:这就是学校健康系统的制度,如果没有接受转诊,患者等待接受治疗的时间将会长很多。在作出不接受转诊的决定后,我被转到了更下属的学院,系,部门去继续得到后续帮助。

得到家庭医生的转介许可本来就有很多障碍,大家也都没有必要一定想这么做。比如,如果和一个全科医生讨论心理问题,很容易让人觉得不舒服。健康中心应该考虑不需要中间过程的治疗方案。比如,全天候的现场立时接诊服务可以让学生与已获得许可并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医生进行约谈,然后根据谈话内容制定一个更正式的保健计划。即使这个计划需要学生接受转诊,也应该提供另一种不强制要求接受转诊的选择

译者注:艾敏·沙伊德(Aimin Shahid)是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College)一名学习英语和写作修辞的学生。

鼓励教授更加理解学生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灵活选项

从个人经历和其他人的证言中可以看出,学生们仍然很难向教授证明他们没有明显表征的疾病对他们的功课的影响。简单如上课迟到或未能在规定期限前完成作业之类的事上,即使事先通知了教授,他们的调整要求也可能会受到敌意甚至直接被拒绝。在课堂上,每个人都有责任创建一个更有利于谈论精神疾病的环境。尽管如此,即使许多教授常常会感叹大学生生活的无比艰难,他们仍然不愿意改变课堂上的做法,而这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多伦多大学。在著名的教育改革战略中心,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人类学家劳伦赫基斯(Lauren Herckis)发现,相比对自己的教学风格进行必要的改变,坚持熟悉的讲授风格对于教师而言通常是优先考虑的因素。教授们是他们领域的顶尖人物,他们可能很难针对学生的具体问题来讲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具体做法的变化也可以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倾向产生积极的刺激和影响。

比如,教授可以对处理偏离严格时间表的请求其更加宽容。多伦多大学可以,也应该率先尝试为教师提供新的、针对处理精神疾病情况的培训, 就像现有的多元化培训那样。另外,参考专科学院里的辅导员机制,也许我们应该考虑为教师分配更多的辅导员,让学生能够与一些具备他们正在学习的专业知识的人进行交谈,表露自己的心声。现实情况是,没有学生想要落后或让自己的功课受到影响——所以一旦这发生了,一定有一些背后原因。

译者注:艾云·卡尔(Arjun Kaul)是圣迈克尔学院(St. Michael’s College)的一名学习神经科学的大四学生。

对课堂教学进行必要的改变

如果大学想要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质量,也应该考虑一下教室里的问题。考虑到学者们经常在学习生活中产生的压力,我们可以,也必须改变我们施教、学习和评估的方式。

对于初学者来说,教授们应该避免对于学生迟交作业的惩罚。将被扣分的恐惧只会导致他们的压力和焦虑,并没有增强我们的学习效果。这些处罚应该被遗忘和取代。相反,应该和他们协商,尽量错开或自动延长作业的规定期限。

影响最终成绩的平时参与成绩的评估方式也应该被重新考量。平时参与成绩常常并不是很能反映我们对知识的理解,或平时的付出。相反的,他们反而对于那些平时无法去上课,或者不习惯在人前表达自己的人很不公平。参与分数可以通过更加宽松的方式进行衡量,例如书面反馈或简短的在线测验。

最后,我们还应该允许学生在学期开始和整个学期内与教授谈判教学大纲。考虑到课堂上技能的多样性,学生应该对他们喜欢的作业风格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选择书面作业而不是做展示。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关于如何分配作业重量以及灵活截止日期的选项。这些措施在多伦多大学的课程中并非前所未有的。

其他一些建议还包括制定“从根本改变的”政策,增加“不计分数记学分”以外的选项,进行强制教授检查和反馈会议,在线上传讲座,并让教师组建大班学习小组。这样的变化会改变大学教育学,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应该激励教师调整课程,以适应学生的需求和愿望,以防止学习过程对我们的健康和幸福造成影响。

斯坦利·特里维斯(Stanley Treivus)是英尼斯(Innis)学院的五年级学生,主修人类地理学和政治学。


翻译/Translate: 刘星雨/Xingyu Liu, 罗尹聆/Yinling Luo

校对/Proof: 杨典潼/Diantong Yang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研究中质量优于数量

在越战 (Vietnam War)期间,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科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写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责任》(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的文章,乔姆斯基认为,知识分子比其他公民对国家行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在学术环境中有获得更多资源的权利,有更多的时间花在阅读写作上,最重要的是,对所读所闻的内容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学生,我们对于当今社会政治问题应负多少责任,我们必须采取怎样的行动?在探讨我们的角色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些问题和它们的起源。

1970年代,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通过对价值观不道德行为的处罚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引入,资本主义文化在当今世界霸权的强化。资本主义文化促进了等级制度和竞争格局的建立。

介于学术界和其他科学机构都鼓励这种崛起的思想,科学界似乎也采纳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体系。

毫不牵强地说,现在科学界最受尊重的,尤其是非科学团体中,不是发现了什么或如何被实现的,而是谁获了奖或谁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这些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渗透入科学领域的,以竞争为本质的经济价值观。

微生物学家阿图罗·卡萨得文(Arturo Casadevall)和法瑞克·(Ferric C. Fang)指出,通过改变竞争文化,我们可以鼓励质量优胜于数量。我们必须更注重基础研究,而不是仅仅基于应用的思想,与某些社会优先事项有直接联系的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更有可能引导出意外的发现。

卡萨得文和芳同样指出,在当今文化中,科学家必须是有着雄心壮志的自我促进的企业家。他们的研究事业,如果不是一辈子为此付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赠款资金支持。换言之,他们必须同样是优秀的生意人。

不幸的是,根据2017年加拿大基础科学研报(Canada’s Fundamental Science Review)表明,加拿大大学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一直在下降。

干细胞共同发现者杰姆斯·提尔(James Till)和约翰·帕兰依(John Polanyi)强调了在基础科学界资助的重要性。诺贝尔获奖者帕兰依(Polanyi)把政府在这些领域的不足投资比作低估一些对人类绝对必要的事物。

甚至可以说,向当前资本主义结构的转变导致了启蒙价值的放弃,比如科学界中自由探索和求真精神等。

当然,尽管这与资本主义标准有关,没有人会质疑在科学进步中竞争的必要性——关于谁是微积分发明第一人,莱布尼兹和牛顿(Leibniz-Newton)的争论便可证明。然而,不同于商界,竞争 在科学界中只是达到极好的目标的一种简单的方法。

在大学中对竞争对手的关注也同样毋庸置疑:看看你周围的学生。很多学生关心如何获得4.0GPA,如何平衡课外活动,如何参加一个社团丰富他们的简历,如何在教授的实验室里得有一席之地以得到教授的一封推荐信等等,还有许多其他你可能作为一名多伦多大学(U of T)学生经历过的例子。

然而,将这种竞争文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学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问题在整个科学界是无处不在的。

那么学生能做什么呢?答案并不简单。只要资本主义是塑造我们生活和指导我们行动的主要因素,竞争文化就会持续下去。不过,学生可以参与组织或直接与教授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带给决策者,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消除不必要的竞争气氛。这是由我们来合作以反对商业界创造并强加给我们的价值观。

这可能是困难的,因为许多价值观已经被科学界内化了,但将这种态度带入意识的严格的尝试,将最终导致我们看待职业生涯方式发生改革。毕竟,科学从来没有的结果,而是由一个人的好奇心驱使以及随后通过反复试验得到的发现——无论被发现的东西是立即被奖励或被后人忽视。
我们需要从自己做起并且实行国内改革,希望有一天大学能优先考虑创新、独立和平等的价值观,而不是缺乏评估地、被动地去追随社会经济趋势。


翻译/ Translate: 万春潇/Chunxiao Wan

校对/ Proof: 余思杭/Sihang Yu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

大学有哪些不受注意的服务项目?

性暴力预防与支持中心(Sexual Violence Centre)集中的资源与近在眼前的支持

也许是由于多伦多大学三个校区的“性暴力预防与支持中心”(Sexual Violence Prevention and Support Centre)刚成立不久,其所提供的服务是校园里被易被忽视的服务之一。”性暴力预防与支持中心”成立于2017年,作为性暴力预防与反应的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该中心跨越多伦多大学的全部三个校区,并有义务对校园内的性暴力做出反映。

该中心为学生和教职员工们得以自如地浏览多伦多大学(U of T)的资源提供帮助。作为多伦多大学的成员,学生和教职员工们无需正式报告就可以使用大学的资源,并可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该中心。其提供的服务包括:保障住所、与其他资源取得联系,以及在需要时协助报告进程。

总而言之,性暴力预防与支持中心为经历了性暴力的学生提供一站式的支持与信息服务,使相关资源更简单易得。这一中心为多伦多大学的全部学生提供他们所需的应对创伤的帮助。其所提供的资源应该为更多学生所知。

译者注:阿纳斯塔西娅·皮彻(Anastasia Pitcher)是新学院(New College)的一名大一生命科学专业学生。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UTSU)税务诊所帮你简化财务文书工作

由多伦多大学学生会管理的校园税务诊所为年收入小于四万加元的学生提供免费收入报税帮助,其报税服务可涵盖当年以及此前三个税务年度。学生只需在线预约一下并把自己的税务文件带到多大学生会的办公室就可以了,志愿者们将会帮助学生填写报税文件。

我自己就是志愿者之一,我能保证这一项目对学生的价值。很多人不愿意填写报税文件,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文件很繁琐,填写文件的过程耗时非常长。使用这个项目还可以帮学生们剩下购买报税软件的钱,举个例子,多大学生会使用的软件是UFile,购买这一软件需要20加元。有退税经验的学生帮其他学生进行报税还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并为大家提供节税建议。学生们在“报税季”又往往和经受着考试和作业的压力,这个项目必然可以帮助大家缓解压力。

译者注:皮特·多米尼奇斯(Peter Dominicis)是圣迈克尔学院(St. Michael’s College)的一名会计专业大三学生。

通过图书馆电子系统获得无尽图书馆资源

如果你急需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书店,甚至互联网上都没有,那么,RACER可以帮到你。RACER是“通过电子请求快速获取资源”的首字母缩写(Rapid Access to Collections by Electronic Requesting).

RACER是一个电子系统,可以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网站主页的“服务(Services)”标签下找到。该系统提供图书馆馆际借阅服务,加拿大大学的学生和职员可以从合作机构免费借阅图书。学生可以从包括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爱德华王子岛大学(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暨档案馆(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甚至是加拿大最高法院图书馆(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Library)在内的合作机构借书。

RACER的材料可以在线访问或者被送到多伦多大学校园内。如果你选择在校园内取材料,那么你就要等相当长的时间,等待时间取决于所需材料的格式以及材料所在机构与多伦多大学的距离。但是,好饭不怕晚,好书总是值得等待的。

译者注:则哈·拉赫曼(Zeahaa Rehman)是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语言学、专业写作和传媒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

在格斯坦(Gerstein)信息中心通过虚拟现实(VR)逃离现实

虽然虚拟现实系统的价格比原来稍微亲民了一些,但个人还是难以负担购买虚拟现实系统的钱,特别是考虑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虚拟现实系统缺乏内容。但是对于多伦多大学的学生,格斯坦科技与信息中心(Gerstein Science Information Centre)可以让你无需花高价就体验一下“黑客帝国(The Matrix)”。

与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不同,格斯坦现在有Google Cardboard耳机(Google Cardboard是Google所开发、与智能手机配合使用的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器),可以外借五天,这就相当于可以让任何有智能手机的人进入一个虚拟世界。对于那些寻求更身临其境的体验的人,可以在格斯坦一层地下室的MAD实验室(MADLab)体验整间屋子的VR。MAD实验室配备了HTC Vive耳机,但任何想要使用该设备和其软件的人都必须参加介绍会,并找一个朋友作安全监督员。

有志于丰富虚拟现实的内容的艺术家和工程师们也可以从格斯坦借日本理光(RICOH) 潮流玩转360 (Theta S 360)相机。在格斯坦的网站上可以找到创建虚拟现实内容的资源。请记得按时归还设备,每晚还一小时就有0.5加币的罚款。

译者注:斯潘塞·Y·(Spencer Y. Ki)是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College)的一名大二天体物理和数学专业学生。

写作中心帮助学生将草稿变为杰作

没法按时交作业?到了学期的这个阶段,每个人都很容易感到压力,在接下来的几周,作业、论文、考试将会占据我们的全部生活。现在是时候利用一下大学提供的免费的学术资源了。

作为一名本科生,我几乎试遍了学校的每一种学术资源,其中给我带来最大帮助的就是大学的写作中心了。我从二年级开始使用大学学院写作中心(University College Writing Centre).在得到写作中心的帮助后,与大一的时候相比,我的写作成绩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不论你的写作水平如何,大学的写作中心都可以为你提供帮助,你可以带任何写作样本去写作中心,小到一个短论文的提纲,大到长论文的成稿。写作中心一次最长可以提供50分钟的预约,如果你的时间有限,写作中心也可以为你提供10分钟的帮助。

大学的写作中心是多伦多大学最被忽视的学术资源之一。当截止日期临近时,写作中心可以帮助学生们分担一些书面作业的压力。

译者注:阿蒂·察内塔基斯(Areti Tzanetakis)是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分子遗传学和人体生物学专业大四的学生。

使用多大无线网、通过图书馆网站合法免费看电影

我从英尼斯学院(Innis College)图书管理员凯特(Kate)处了解到了“应需准则(Criterion-on-Demand)”。这是一个多伦多大学学生可以访问的电影流媒体网站。你可以通过图书馆的网站进入这个电影论坛,用你的UTORid登陆,然后你就可以免费看成千上万部电影了。

该网站主要提供20世纪20年代至今,不同题材的北美电影。从《爱乐之城》到《快乐小小姐》,再到《异形》,你一定能找到你想看的电影。该网站甚至有全套的《怪物史莱克》和21世纪最好的电影:《帕丁顿熊》。这个网站的界面有些过时,但是很容易找到你想看的电影。

这个网站的唯一缺点是,很多电影只能通过多伦多大学的无线网络访问。但是,就像茱莉安·哈克(Julianne Hough)2012年在音乐电影《摇滚年代 (Rock of Ages)》中唱的那样,“每一朵玫瑰都带刺(every rose has its thorn)”啊,我们也不能要求“应需准则”作一朵没有刺的玫瑰。哦,对了,《摇滚年代》也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哈。

译者注:埃尔斯佩思·阿尔堡(Elspeth Arbow)是英尼斯学院电影研究与佛教,心理学和心理健康研究专业五年级大五的学生。


翻译/Translate: 孙雪霏/Xuefei Sun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再次定义你的身份

试图在成人世界的大框架下寻找自我和个人目标是一件让人气馁的事情。在全球化和非殖民化的背景下,探索自我的过程不仅仅是毕生的,也可能是代际性的——它让人需要回望国家过往的创伤,以揭开覆盖在个人意识上隐秘伤口。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是加拿大极具学生多样性的高等教育学府之一。在2016-2017学年里,多大录取了来自168个国家的国际学生,而中国和印度学生是当中的“主力军”。

虽然多大的学生群体组成已是如此多样化,而且校园内还有许多不同文化的学生组织,但是有的学生还是难以解决过往的创伤和身份认同感危机。

由于跨国及后殖民时代研究的引进,学者们在当代社会如何化解殖民主义和国家创伤对身份认同感的影响这个主题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学者张志云(Chih-Yun Chiang)将身份认同感定义为“对于某个分类,以及享有共通历史文化背景、个人主观经历的‘归属感’”。他认为,具备固定的身份概念不能带来安全感,但这种“仅仅因为群体简单的一致性而减弱身份认同”实际上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

追求一致性是被生活于西方社会的少数种族所接受纳的价值观,他们中年轻的一代为了追求归属感常常试图去内化西方价值观和态度以融入西方社会。这个同化的过程会创造出“双重意识”,这会破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感,令他们感到痛苦。

上海政法学院张本梓认为,由于移民全球化的影响,要找出一个称为“家乡”的地方,意味着一个人不得不重新想象自己的身份,并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将“家乡”这个概念进行若有若无的不断的切换。

很多移民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至少拥有两种文化和“家乡”。他们常常需要面对的事实是,无论对于居住国,还是自己的“故国”来说,他们都是异乡人。

移民在多大的经历

来自亚洲的多大学生无法避开移民对个人身份认同感的影响。

本·提亚可(Ben Tiangco)是一名大四的菲律宾裔加拿大学生,他说,自己虽然在菲律宾出生,但是,当数年前游览菲律宾时发现自己和亲戚们竟是如此明显不同的时候,他感受到了文化冲击。

提亚可也提到,菲律宾传统文化和他在加拿大吸收的文化引起了他和父母之间的争执。“我的父母会说:‘这是你们的加拿大文化,你们是如此的不尊重人,你们小时候从不这样的’。”

另一个常常困扰着移民,尤其是幼年时便移民的人的问题是——“与自己的种族不像”,这件事常导致很多移民拥有双重意识。

“我说过,我接受作为一个菲律宾人的身份,我也接受我是一名菲裔加拿大人,但是,当我处在一个周围都是菲律宾人的环境时,我感到不安,我感到格格不入……最终,我开始讲英语,虽然我知道我会说菲律宾的语言。”一名大三的菲裔加拿大学生亚历克西斯·卢布根 (Alexis Lubuguin)如是说。

卢布根说,由于她的长相,很多人不相信她是菲律宾人。她的长相让她看起来“不够菲律宾”。“,她说,“我有时候会因此认为跟他们是截然不同是不好的事情。”

当现在就读大二的韩裔加拿大学生朱莉娅·金(Julia Kim)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初到加拿大时,就立刻感受到了她和同龄人之间的种族差异。

“我曾经会带亚洲零食到学校,”金说,“有时候我带的食物或是零食是有味道的,我的同龄人就会说‘那闻起来像垃圾’。我感觉被冒犯了,因为那是韩国的食物。”

“我回到家然后和我妈妈说:‘妈妈,你不要为我准备韩国食物了……我要你为我准备白人吃的食物。’”

金说,因为她与其他韩国人的接触仅仅局限于与家庭成员的沟通,她很担心自己无法融入多大的韩国学生群体。“我害怕我会跨越了某些界限;又或是违反了某条规则,然后人们会不认同我,认为我‘不够韩国。’”她接着说。

虽然以上提到的都是移民中常见的经历,但是,这不代表着所有移民的经历都是相同的。

对于就读大四的韩裔加拿大学生雅思曼·崔(Jasmine Choi)来说,她从未受到过所谓“身份认同感危机”的困扰。“如果我回到韩国,我感觉自己并不真正属于韩国社会。如果我去想这件事(身份认同感),我也不认为我属于这里(译者注:加拿大社会)。”崔说。

崔解决文化差异的方法是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不是韩国社会的一份子来看待。“我喜欢 ‘选择性隔离’这个词,它能够代表我主动选择与群体隔离的状态。以这种方式,你就能为自己着想了。生活在像加拿大这样的多文化社会里,认识自我是相当重要的。”她说。“你不需要属于任何群体。”

崔说,做志愿者的经历帮助她认识到了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自己的优点在哪里,自己的不足又在哪里。她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如何定义自己,以及弄明白什么能使她感到高兴。

“了解这些微小的事情能帮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她说,“通过这么做,我知道了如何控制自我,如何避免让自己处于感到不舒服的境地中。”

身份认同感的减弱

珍·里斯(Jean Rhys)在她1966年的后殖民时代小说《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中,为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在《简·爱》(Jane Eyre)中创造的角色贝莎·梅森(Bertha Mason)(译者注:小说中一位被关在幽暗阁楼里的疯女人)赋予了另外一个故事—在她的小说中,贝莎的原名为安托瓦内特·科士薇(Antoinette Cosway)。

安托瓦内特与罗彻斯特(Mr. Rochester)先生结婚后,离开了她在牙买加唯一的家,搬到了英国的桑菲尔德府(Thornfield Hall)居住。暂且撇开书中殖民主义和原型女权主义这些更广袤的背景不谈,里斯描绘了安托瓦内特从一个明媚快乐的年轻女子,变为了罗彻斯特家阁楼里的“疯女人贝莎”的过程。

虽然这本小说是从安托瓦内特的视角叙述的,但是直到全书终,读者都无法确定主要角色是谁。安托瓦内特是一个极为有趣且复杂的角色,她的家乡和作为克里奥耳人(Creole)(译者注:第一批前往加勒比地区或美国南部的欧洲人的后裔)的身份认同感都被她英俊、有魅力的、殖民主义的丈夫夺去了。

当她的丈夫将她更名为贝莎·梅森的时候,安托瓦内特的身份就被剥夺了,她也被囚禁在了桑菲尔德府的阴暗阁楼里。

“我和他们之间的玻璃坚硬而冰冷,随着我的呼吸覆上了一片模糊的潮湿。现在他们夺走了我的一切,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是谁?”里斯这样写道。

对于许多经历着由于殖民主义而缺乏身份认同感的移民来说,安托瓦内特这个角色的故事是对他们经历的一种概括。当这些移民被基于(殖民主义者推崇的)相似性原则而归到一个固定种族时,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变得更加脆弱。

对于移民的身份认同感来说,这个关于“分离和失去”的故事主题有着特殊的含义。“不要把所有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金说,“但是,人们越将我归纳为某类人,我的身份认同感缺失就越严重。”


翻译/Translate: 吴雯堃/Amy Wu

校对/Proof:刘议阳/Yvette L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新技术帮助癌症患者控制症状

被诊断患有癌症后,患者常常面临着在没有临床监督的情况下管理和评估其症状严重程度的负担。当治疗方法可能会出现副作用时,情况更是如此(比如化疗)。因此,患者往往不确定是否应该把这些不良反应告知他们的诊疗团队。

这种不确定性促使玛格丽特公主癌症中心(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entre)资深科学家,同时也是多伦多大学(U of T)教授多丽丝·霍威尔博士(Dr. Doris Howell)开始寻求一种使患者能够把他们的症状报告给一个手机应用程序的方法。然后医护人员将能通过这一系统远程评估这些症状。

霍威尔和她的团队研究了最初在英国开发的高级症状管理系统(ASyMS),并将其调整达到了加拿大癌症治疗指南的标准。

大约有四到五成使用化疗治疗的乳腺癌,结肠癌或淋巴癌患者最初四周的治疗是在急诊室进行的。

此外,癌症患者在接下来的预约中只被问及化疗的症状和副作用。这种预约通常间隔21天,到预约时,病人通常已经从症状中恢复过来,或者并不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些症状。霍威尔指出,即使患者获得过哪些症状需要注意的指导,症状评估仍是一项复杂的技能。

“有了这种设备,我们能够实时看到癌症治疗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霍威尔说,(我们可以监测)这些不良反应和副作用何时发生。因为每种药物可能会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或因不同药理引起不同的副作用。”

目前,该应用正处于试用阶段,并且正在进行一项随机对照的实验,一些患者收到了该应用的“安慰剂”,另一些则收到了实验性的应用程序。

处于实验状态的患者收到了手机,并且要将他们的症状记录在手机上,至少每天一次。然后系统会对症状进行分类。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该应用会在30分钟至4小时之内提醒护士跟进患者的情况。

患者可以在应用内填写症状问卷,还可以输入未曾预料到的症状和副作用,因此 这款应用也变得更加个性化。

例如,人们尚未完全弄清楚免疫疗法的机制,不同疗法的某些副作用也是未曾预料到的。根据登记过的症状和副作用,应用程序会生成症状评分,然后用来提醒临床工作人员。

“我们要求用户在应用程序中填写两三种症状,然后算法会根据这些症状结合起来的严重程度进行打分,进而决定警报的级别,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个算法是个性化的霍威尔说。

这款应用已经收到了来自医生和患者的积极反馈。对于患者而言,该设备是一个安全网,让患者知道即使他们在家,他们的临床团队也在监测他们的症状。据霍威尔称,心脏病和肺病已经有了家庭护理的相关技术,而相比与此癌症治疗的整合技术是滞后的。

霍威尔认为,这可能是由这种疾病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有286种癌症,每一种都会引起不同的生理反应并需要不同类型的治疗。

她获得了来自加拿大癌症协会研究所(Canadian Cancer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的创新拨款(Innovation Grant),她将此归功于将手机设备应用到患者护理中的新颖性。

传统上,此类款项是授予新的药物发明的。霍威尔和她的团队为将科技融入医疗服务开拓了道路。

霍威尔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和患者共同设计的,因此它确实具有易用性,导航能力,以及用户友好性。此外,它具有强大的证据基础。

试点研究完成后,该团队希望将这项研究扩展到整个安大略省的多地研究。

霍威尔说:最大的障碍将是为更大规模的研究筹集资金,看看它是否真的能在减少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并减少急诊就诊次数方面发挥作用。

译者注:本文的前一版本将多丽丝·霍威尔博士(Dr. Doris Howell)误述为多伦多大学的副教授,事实上,霍威尔博士是教授。


翻译/Translate: 谢旻怡/Minyi Xie

校对/Proof: 侯嘉炜/ Jiawei Hou

终校/Finalread:孙雪霏/Xuefei Sun

 

每学期280刀,划算吗?

3月36日至28日,一场公投后多大圣乔治校区(UTSG)的全日制学生们将就新的学生乘车证 (U-Pass) 进行投票。这一证件是多伦多公共交通运输管理局(TTC)发售的无限次乘车票。一旦公投成功,所有学生将被要求每学期为乘车证支付280加元,而且除非在安大略省人权法案 (Ontario Human Rights Code) 设定的条件下学生被证实无法使用乘车系统,否则学生无法要求取消花费。新的学生乘车证已经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支持与反对两方都发起了各自的拉票运动。下面,两位撰稿人将衡量多大学生(UTSU)这一提案的优缺点。


新的学生乘车证可满足对可负担的低廉交通的大量需求

学生应当投票支持新的学生乘车证。它将有助于改善数以千计的学生的日常生活,即使对于一些目前不使用多伦多公共交通系统的人,也可以增强他们在这个高度依赖交通的城市的活动能力。

获得可负担的低廉交通将使所有学生更好地计划和组织他们的学术日程,这样他们在参与大学生活同时能够更放松和舒适地探索多伦多。虽然已提出的强制性每学期280加元看上去对那些在日常公共交通系统花费上不到一价格的学生不公平,它将减轻数以千计依靠多伦多公共交通系统上学和参加其他工作的学生肩上的负担。

多伦多公共交通运输管理局为高等教育学生提供的月票的价格是116.75加元——这一价格对于大多数生活预算紧张的学生来说实在是太高了。在一个像多伦多这样的城市,人们高度依赖公共交通系统,被局限在步行范围内不利于学生计划课程、课外活动和日常生活。一些学生毫无选择,只能乘坐公共交通上课,而目前这些学生的消费负担实在是太重了。

大学生走读联盟(U-Commute),一个由来自多伦多大学、乔治布朗学院(George Brown College)、安大略艺术设计学院(OCAD)和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学生会代表构成的组织,正主张为高等教育学生提供更多实惠的公共交通选择。从2017828日到928日,大学生走读联盟的调查得到了16000份回复,而其中将近10000份来自多大圣乔治校区。这份调查向多伦多公共交通运输管理局证明,降低学生的交通价格会增加乘客数量——这将打消一切有关多伦多交通运输管理局对大幅折扣票可能存在潜在收益损失的担忧。其他资助公共交通的主流大学也有类似现象。在不使用公共交通的受访者中,百分之43.7认为它太贵。此外,大约百分之95的学生认为公共交通整体过于昂贵。大约百分之95的人同意新的学生乘车证会对他们有用,同时百分之9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在公投中投票支持新的学生乘车证。四分之三的受访者通过公共交通上学,其中百分之98.3会选择使用多伦多公共交通运输局的系统,因此实惠的方案对于频繁使用交通的人无比重要。

多伦多大学在为学生提供更多实惠的交通方式的潮流中处于落后地位。更令人担忧的是,多伦多大学不仅是学费最高的学校之一,同时还坐落于这个国家消费最高的城市。其他几个主要城市和大学,包括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蒙特利尔和渥太华,已经资助了公共交通使其对学生更加实惠。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UTM)目前也有一项类似于学生乘车证的系统。多伦多大学圣乔治校区赶上其他校园只是时间问题。

有批评指出,遵照多伦多交通运输管理局的计划,学生将无法取消学生乘车证费用。然而,这一“无法取消”的条款看上去对于任何学生乘车证的交易来说都是必要的。也就是说集资可能是推行新学生乘车证的唯一方法,并非是校园为学生提供服务的新策。学生目前已经需要缴纳很多服务性费用,比如大学的健身房、学院的学生会和新的学生公共区。即便学生从未利用这些资金提供的服务,他们也为重视这些服务的学生们提供了便利。每月70加元的费用或许对那些日常不使用交通的学生很高,但新的学生乘车证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那些继续依赖多伦多公共交通的学生的负担,而这些学生同时又占了很大比重,所以这意味着这一提案是值得投资的。

译者注:亚萨曼·莫哈德(Yasaman Mohadde)是一名圣麦克尔学院(St. Michael’s College )的学生,学习政治学和社会学。 


鉴于摆在我们面前的协议,学生不该轻易让学生乘车票的动议通过

我强烈主张同学们在即将到来的公投中给学生乘车证(U-Pass)动议投反对票。从提议中描述的执行方式来看,学生乘车票不仅在原则上缺乏公正,更在实施中欠缺水准。作为和多伦多公共交通运输管理局(TTC)谈判后的结果和在即将到来的公投中的项目,学生乘车证并不是对多伦多大学圣乔治校区(UTSG)学生最好的待遇。说实话,我们应得的远远比这好。

每学期280加元的费用意味着学生每个月需要花费70加元在学生乘车证上。鉴于每次乘车需要花费的3.25加元(如果使用智能卡系统(PRESTO)则是3加元),学生乘车证的动议对频繁乘车者,尤其是对于现在每个月购买116.75加元的月票(monthly metropass)来满足乘车需要的人并没有好处。使用学生乘车证每周往返三次乘车才能勉强平衡花费,所以只有那些乘车更频繁的人才能比现状节省一点钱。然而,这份提议却没有考虑每周乘车往返三次以下的学生。

学生乘车证的支持者定要“毫无新意”地抛出“多伦多大学(U of T)有着走读生学校的名声”这样的论点。他们口中的“名声”看似是被最近公布的大学生走读联盟(U-Commute)调查所支持的,这份调查显示大约74%的调查接受者承认他们走读的过程中会使用某些公交系统。但是这份调查却有着严重的缺陷,足以破坏调查结果的可信度,这就导致学生乘车证很难单单以这份调查作为施行的依据。

虽然调查的回答群体有着约10000名学生之多的样本容量,但此次调查是在网上进行并主要在多伦多大学学生会(UTSU)的社交媒体圈内传播。自选择偏差(self-selection bias)会导致数据倾向于走读生,因为走读生是最有可能去做在学生走读方面收集数据的网上调查的。

大学生走读联盟的数据是否能代替2015年学生动向(Student MoveTO)的调查发现也是很难确定的。学生动向的调查接受者数量和大学生走读联盟的很接近,但调查却不是网上进行的,这意味着调查结果与大学生走读联盟相比不会受到那么严重的自选择偏差影响。根据学生动向调查,只有53%的多伦多大学圣乔治校区的学生通过公共交通去上学。如果我们认定学生动向和大学生走读联盟的调查结果都是精准的,那就意味着走读生的比例在短短两年内增加了21%。这巨大的差距如果来源于大学生走读联盟调查方法上的问题才是更合理的。

这份调查的可信度可能也让会让人起疑——多伦多大学圣乔治校区官方在大学生联盟的报告首页承认了此次调查的问题和调查结果都来源于和多伦多公共交通运输管理局的谈判策略。学生不应该仅仅因为一个为了迎合公共交通运输管理局而设计的调查而支持学生乘车票这项动议。

即便我们接受大学生走读联盟的调查发现,至少四分之一不经常乘坐公共交通的学生群体没法平衡学生乘车证的花销。逼迫这些学生每学期支付280加元来补贴其他学生的交通花费将会立下一个可怕的先例,尤其是当这些学生无法自主选择退出的时候。

因为多伦多大学的教育学费已经属于全加拿大学校中最高昂的一类,所以任何学费上调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每学期280加元的强制高额费用本可以用来购买教科书或者其他学生用品。这对于没有安大略省学生补助计划来减少学费的外省学生或者国际学生将会造成尤其繁杂的负担。

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下,我支持公共交通学生票的提议——可负担的低廉公共交通的确很重要,而且类似的提议在其他城市,如温哥华(Vancouver)和卡尔加里(Calgary)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但我们摆在面前的这场协议却没有一点诚意,尤其是鉴于没有人能自主选择退出。我很难相信多伦多大学圣乔治校区,安大略艺术设计学院,瑞尔森大学,乔治布朗大学没有足够愿意购买学生乘车票的学生,以致乘车票不能变为可以自主选择加入来减少集体主义带来的麻烦。而更加荒谬不合理的是一个公投的决定将强迫我们不得不遵守一个长达四年的承诺。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在施行学生乘车票制度的问题上带给我们的疑点远远多于答案——而这就让力求一个更好更公平,更包容的协议变成了我们的责任。现在的学生乘车票计划要求我们所有人都参加才能实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么做是值得的。多伦多公共交通运输管理局似乎对反思自己的收入模型没有兴趣,只想着把花费转移到最没有能力接受的群体上。如果这次公投提议失败了而多伦多公共交通运输管理局拒绝继续谈判,那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不满带到多伦多市政选举的投票箱中。让我们拒绝这项动议,让我们的学生代表把多伦多公共交通运输管理局重新带回谈判阶段。

译者注:安维什·简(Anvesh Jain)是圣迈克尔学院大一的国际关系学生。 


翻译/Translate: 李逸然/Yiran Li ,侯嘉炜/Jiawei Hou

校对/Proof: 段舒萌/Shumeng Duan

终校/Final Read: 管亦笛/Yidi Guan

清扫日记

今年,我很幸运地当上了多伦多大学校体育队(Varsity Blues)男子女子篮球队的活动人员。每当我在格德林高体育中心(Goldring Centre)的第一次篮球两场连赛赛事之前收到工作人员时间表时,我记得我总是因被安排为清洁工感到有些失望。那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最终被分到计分台,但幸运的是,那个时刻从未到来。我很快意识到,把场内的汗水全部扫尽是我可以要求的最好的工作。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会观察那些在NBA球赛中在赛前投篮训练时将球传给球员、在长凳上给他们递水、或者在比赛中扫地的年轻志愿者们。我总是想知道这些孩子怎么会这么幸运——我特别羡慕他们每个晚上都能离赛事这么近。不知何故,我偶然发现了同样的位置。

虽然多伦多大学校篮球队不是NBA,但每场比赛的规划都非常好,每位球员、工作人员或观众都充分投入到比赛中。这种环境使得清扫工作真的很有趣。

从篮下观看比赛可能是健身房中最好的视角。我觉得和我的拖把一起坐在椅子上会比坐在计分台上安全感大得多,计分台那边似乎很吓人 。从篮下,我可以仔细看看教练、替补、球员和裁判。每当篮下有发生粗鲁行为时,我都能第一时间看到它。我可以判断我是否认为有犯规,并预测球员和裁判之间的争论。我可以捕捉每一个被错失的篮下卡位或轮换防守,猜测一名球员是否会被淘汰出局,并注意去看教练的反应。

篮球运动员不戴帽子且轻装上阵,使得他们成为最直观的运动员,所以我可以在每场比赛中读出每个运动员的心情和参与度。我的职位给了我独特的视野,让我能够预测一场比赛的走向。自信的身材、微笑和场下大声鼓舞的替补都让我知道他们不会失去领先优势,而茫然的面孔或是与裁判的争吵都是他们可能变得弱势的标志。

每当有球员摔倒时,我都会跳出自己的座位,在球员之间徘徊,并清除球员留下的湿迹。有时候,裁判甚至会看着我,并指出弄湿的地方让我清理。

有一天晚上,当我清理完一片被弄湿的场地后,裁判看了我一眼,问道:嘿,你清理房子或者公寓吗?我回答道,当然。但只收现金!

另一天晚上,球卡进了篮板和篮筐之间,造成比赛中一段尴尬的停顿。我以为裁判或其中一名女生会跳起来把它从篮框里捅出来,但是大约30秒过去了,没有人做出任何事情。五年级的后卫拉什达·阿特金森(Rahshida Atkinson)随后大喊:艾萨克(Isaac)!拿球!于是我跳起来,用手将球从篮筐中顶出来的举动得到了一阵掌声。

我立马坐下来,感觉我逾越了自己的职责。

整个赛季我经历了很多讨好的互动。一位裁判告诉我,我是安大略省大学田径运动中(Ontario University Athletics)最出色的清洁工。我甚至有幸和吉祥物一起到附近去,拿着我的拖把,帮助清理场地。

这些只是我生命中和多伦多大学体育队工作人员的一些趣闻,却常常被忽视,这何尝不是一种真正的荣誉。


翻译/Translate: 余思杭/Sihang Yu

校对/Proof: 万春潇/Chunxiao Wan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

分析解读: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和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学生会选举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UTSU)春季选举活动期将于319日开始,并将于326日至28日进行投票。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学生会(UTMSU)的选举将在同一时期举行,竞选将于312日开始,投票期将在320日至22日之间。

以下是关于即将举行的选举你需要了解的内容。

什么是多伦多大学学生会?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代表多伦多大学圣乔治校区和UTM的所有全日制本科生,每个学生每季支付18.76加币的会员费。作为一个代表大约5万名学生的协会,这意味着多伦多大学学生会每年收到超过100万加币的会员费。在2017-2018学年,学生费用收入预计为1,858,818.53加币。

学生还向多伦多大学学生会支付各种其他费用,其中许多费用可退还。其中包括0.50加币的开学季活动费,162.28加币的健康和牙科保险费以及10.24加币的学生共享服务费,该费用将在2018-2019年增加。学生总共每学期支付194.49加币给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其中163.28加币可退还。

据该协会网站称,该协会使用超过300万加币的运营预算为学生提供支持和服务,例如管理学生健康和牙科保险计划,资助校园社团,并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补助金

最近多伦多大学学生会的宣传活动包括他们主动制定的通用交通卡(U-Pass),并致力于改善拟议的心理问题强制休假政策。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网站还列出了各种社会宣传活动,内容包括食品安全、住房和性暴力等。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通过一个由七名学生组成的管理团队以及一个57人的议事会来运作。 执行委员会由主席和六位副主席组成。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学生会(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学生会)的候选人也是执行委员会成员。 当选的董事会成员代表大学,教师,学术领域或过渡年计划。

什么是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学生会?

多大密西沙加学生hui代表着密西沙加校区所有本科生,是密校自己的学生会。在2015-2016学年,全日制学生每学期会费为14.11加币,非全日制学生每学期会费为1.04加币。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学生会在2016-2017学年收到了25.6万加币的收入。

多大密校学生会代表了超过一万三千名学生,协会的使命包括维护学生权利,提供服务和活动,并为学生的利益游说。

多大密校学生会的服务包括提供助学金,运行盲鸭酒吧(Blind Duck Pub),以及运营多大密校食品中心。该中心为缺少食物的学生提供服务。

多大密校学生会活动包括学术倡导(Academic Advocacy),旨在帮助被指控学术犯罪的学生;了解你的权利”(Know Your Rights!),它教育学生行使他们拥有的权利;不就是不”(No Means No),这是加拿大学生联合会(CFS)为打击性侵犯、熟人强奸和约会暴力而开展的一项运动。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学生会的运作由他们选举的15人董事会和他们当选的六人执行委员会执行。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选举的关键问题

选举中必将出现的有趣事件,议事会出席和裁员人员为在其之列。

出席议事会会议的人数在今年显著下降。自11月份以来,议事人数平均出席率为49%。议事会的重组是否能够激励起更高的出席率并在选举中发挥作用还有待观察。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还聘请了几名外联合作伙伴协助活动以离开加拿大学生联合会(CFS)。 加拿大学生联合会是一个全国性组织,代表加拿大各地的学生工会,省级组织如加拿大学生联合会安大略省分会(CFS Ontario),多伦多大学学生会是其成员。最近,多伦多大学学生会一直在反对该组织,这是你决定活动发挥的作用。外联协会负责收集学生签名,以便与加拿大学生联合会进行抗辩。去年,你决定运未能达到必要人数,因此不得不重新开始请愿。要举行公民投票,请愿书必须由20%。 的成员签名。现任多伦多大学学生会主席马蒂亚斯梅莫尔(Mathias Memmel)告诉校报The Varsity,该活动目前正在寻找4000多个签名,这将超过要求并含有余量。

学生中心是旨在创建一个由学生管理的学生服务和俱乐部建筑的项目,该项目自2007年开始投入使用,并计划于20189月开放。该项目给多伦多大学学生会的财政带来了压力,而工会在入住建筑物后的头五年就会出现赤字。

额外的开支将促使多伦多大学学生会解雇卫生和牙科协调员和俱乐部协调员等工作人员,并会采取节约成本的措施以防工会破产。梅莫尔曾表示,为了保持工会的稳定,必须遵守学生共同体的财务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选举将针对多伦多大学圣乔治校区成员就U-Pass进行投票。 U-Pass的费用可能高达每学期322.50加币,或每月80.60加币,费用这取决于320日在TTC董事会会议。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和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学生会也将就他们的成员协议重新谈判。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学生会总裁塞尔马·法赫里(Salma Fakhry)2月份告诉 The Varsity,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学生会的目标是加强两个工会之间的合同,因为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学生占多伦多大学学生会成员的四分之一。


翻译/Translate:晏薇/Wei Yan

校对/Proof: 邵越美/Yuemei Shao

终校/Final Read: 沈梦溪/Charlotte Mengxi Shen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选举:两队及两人参选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University of Toronto Students’ Union)选举的竞选期从319日开始。作为加拿大第二大学生会,今年七大主席团职位中有三个职位仅一人参选。

安妮·布歇(Anne Boucher)和米歇尔·马比拉(Michelle Mabira)是今年两位主席候选人。 布歇现任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外联副主席,在这场选举中领导Compass团队。马比拉是一名作为独立候选人,并在去年担任非洲学生会主席一职。她认为自己是一名学生活动家,而不是学生政客。

Compass团队的七名主席团候选人中,有两位是学生会现任副主席,一位是议事会成员,两位是现任或前任学生会职员,其余两位没有学生会经验。另外一个名为?️oundless团队中有两名主席团候选人,一名是多大学生会的前职员,另一名没有学生会工作经验。 此外,另一位独立候选人也在竞选主席团职位。

多伦多大学圣乔治校区(UTSG)和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UTM)的全日制本科生以及神学院研究生将为此次选举投票。同时,此次竞选将选出议事会成员,其中来自多伦多大学各大学院的有13位,来自专业院系的有8位,来自文理学院的则有11位。

另外五个专业院系的席位,其中一席代表音乐学院,另外三席代表新学院。这些席位将由内部选举决定。

学生会选举同期,将举行一个增长学费的表决会。此次学费增长是因为学费中将包含学生地铁卡(U-Pass),即学生在学期内可无限使用多伦多公共交通(TTC)。 费用为每学期280加币,折算为每月70加币。此项决议也在等待320日议事会的批准。


现存的问题

多大密西沙加校区学生会(University of Mississauga Students’ Union)正在就他们的附属会员协议(Associate Membership Agreement)进行重新谈判。该协议约束了学生会的管理和费用收支结构。 这些谈判会决定两个学生会将维持运营现状,或者完全分开。 布歇和马拉比都认为学生会应该继续保持共识,其中布歇希望修改这个协议,以此让密西沙加校区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今年,多大学生会对其在加拿大学生联合会(Canadian Federation of Students)的成员资格表示出了坚定的立场。加拿大学生联合会是一个全国学生联盟,多大学生在2016-2017财政年向其支付了81.8万加币会费。 联合会现任主管目前想要离职。 如果学生选择了Compass团队,明年多大学生会将倾向脱盟,即这个团队的领导层支持离开加拿大学生联合会。 独立学生会长候选人马比拉希望就联合会会员资格举行学生投票,并支持学生作出民主决定。

学生共享中心将于9月份开放,将需要智能预算和财务管理。 Compass团队副会长的内部候选人泰勒·毕斯万(Tyler Biswurm)表示,他将优先考虑学生的工作; ?️oundless 团队内务副主席候选人阿里·帕特尔(Alyy Patel)表示,她希望该中心能为学生提供工作机会;同时,她会试图在楼里建立一个酒吧,所有盈利将作为助学金发放给有经济需求的学生。 工会在学生中心的建成中付出了多年的努力,因此任命掌管财务大权的内务副主席,将是需要学生们投票表决的重要决定。

选举下一任校园生活副主席也将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来自Compass团队候选人约兰达·阿尔法罗(Yolanda Alfaro)表示,她将调整方向并重组社团资金,以降低对学生会的优先关注。 独立候选人斯宾塞·罗伯逊(Spencer Robertson)说,自己在保持改变策略方向的同时,将采取保守但灵活的财政措施为学生社团提供资金。

Compass团队的专业学院副主席候选人是亚斯曼·艾尔·塞尤拉(Yasmine El Sanyoura),他来自约翰·丹尼尔斯建筑、景观和设计系(John H. Daniels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nd Design)。 这个在2015年首次设立的职位,尚未被工程学院(Faculty of Appli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以外的学生担任。 ?️oundless的候选人盖洛普·加乐·(Gallop Jia Le Fan)是一名工程系学生。 范承诺在多大学生会将会更尊重专业学院的意见。 艾尔·塞尤拉则承诺为专业院校的学生开展与改善心理健康服务。

来自Compass团队校务副主席候选人,外联副主席候选人和平权副主席候选人,分别是约书亚·格罗丁(Joshua Grondin),刘玉丽(Yuli Liu)和阿姆马拉·瓦西姆(Ammara Wasim),在此次竞选中没有竞争对手。 他们声称,将在未来共同致力于改善学生的现有学术权利与心理健康状况,试图减少国际学生学费,并为少数族裔与边缘化学生群体提供服务有关的宣传工作。

投票将于326日至328日在utsu.simplyvoting.com进行。


翻译/Translate: 侯霖/Lin Hou

校对/Proof:沈梦溪/Charlotte Mengxi S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