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这场集结了一万两千多名员工、为期五周的高校教职工罢工，在经历了毫无进展的一个多月后，突然结束。 10月16日，来自24所不同学院的员工，以安省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Ontario Public Service Employees Union)的名义进行了罢工，目的是争取至少50％的教职员工能够全职工作，并改善工作保障。 学院雇主委员会(College Employer Council)代表学院行政部门与之进行了谈判，并称安省公共服务雇员工会的要求将花费2.5亿加元，而这将导致数千名合同工失去工作。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不肯退让，拒绝达成协议。

最终，安大略省政府的介入打破了紧张局势——其出台的一项复工法案，使得职工和学生得以重返教室。 虽然这无疑使许多本来彷徨不安的学生感到如释重负，但是在未经过仔细的考虑之前，我们是无法真心接受省政府的行动的。事实上，高校行政机关与教职工之间的矛盾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推出复工法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员工进行罢工的主要矛盾。

的确，由于停止了罢工，对于省政府而言，来自因缺课而备受煎熬的学生的困扰暂时有所减轻。学院行政部门和教职员工角力期间，全省有50万学生的课业被突然暂停甚至完全无法进行。由于其课程是由学校与大多伦多地区(Greater Toronto Area)的其他学院联合开设的，多大密西沙加校区(UTM)和多大士嘉堡校区(UTSC)的1000多名学生也受到了影响。

尽管该省计划向学生为其缺失的学业进行补偿的做法令人欣慰，已经过去的时间却是永远无法挽回了。加拿大安大略省学生联合会(Canadian Federation of Students–Ontario)最近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概述了学生现在面临的困境：要么放弃挣扎，承担缺失一学期课程所带来的时间和经济负担，要么试图在结课前这极短的一段时间内时间内突击5周的课程内容。一些学院提议将课程延期至寒假，可这会剥夺学生本可能与家人和朋友共度佳节的机会。

国际学生在这方面尤其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他们能否留在加拿大往往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继续学业。罢工结束时间的不确定导致他们仓促地延长学习签证，而这可能给许多学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现在虽然有些学生可以选择拿出时间重新考虑，其他一些留学生为了保持移民身份将被迫继续留校上课。更不用提他们被迫留在国外所带来的额外开销了。

因此，有关部门显然需要避免罢工对学生和其他受影响群体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不是仅仅在影响已经产生后试图补偿他们。他们需要为员工提供的是长期而持续的支持以及有意义的谈判机制。安省这种使冲突戛然而止的行为只是缓兵之计。

在集体谈判过程中，罢工是因僵局而采取的最后手段。当员工们用尽了其他办法时，拉起警戒线进行罢工可能是促使管理层采取行动唯一合理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让教师走投无路的紧张关系将在未来再次出现。

2015年，代表多伦多大学助教利益的加拿大公共雇员联合会(The Canadian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 ‘ Local 3902 Unit 1)举行了罢工。这一争端的最终结果对许多人来说是未尽如意的。在这场行动中，部分员工感到不满，工会通过投票同意停止罢工并进入强制性仲裁程序——这一过程的最终获利者是学校管理层。与此同时，进过事件的漫长发酵，直到2016年校方才最终默许了工会的一些要求。今天，校管理层和第一单元(Unit 1)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而代表了临时讲师，其他学术指导员和助理第三单元(Unit 3)也参与了谈判。尽管目前第三单元已与校管理层达成初步协议，其成员最近还是以压倒性的票数赞成罢工，理由是成员们担心就业不稳定以及很难成为永久性雇员。

尽管安大略政府最终将学生送回学校，对其造成校管理层和员工之间持续问题的责任也不能免除。据CBC新闻报道，尽管政府最近进行了劳动法改革，大约80%的大学教师都是兼职员工，且专科学院和大学将继续依赖兼职员工。省政府还没有拿出任何实质性的补救措施来解决与这种类型的就业问题——合同制员工的薪水比全职员工要少，而且福利也少得多。

也有可能，省政府让学生复课的举措是以无法确保劳工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代价的。虽然安省公务员工会(OPSEU)和学院都有责任确保员工能够获得合适的工作条件，但学院管理部门是直接向学生收取费用的，这意味着他们还承担着确保学生的教育不会被过度影响的责任。如今“返工”立法的阴云笼罩在他们头上，学院管理层没有心情与他们的教职员工进行善意的谈判，这让员工在这个过程中处于明显的劣势。

让学生们回到课堂上是一件好事——但考虑到校方采取的措施，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学校管理层和教师之间的谈判必须本着确保长期、可持续解决这场冲突的原则。省政府也有责任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条件，而不是等到最后一刻才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这次事件将有助于多大行政处重新审视其对学生和员工的责任。希望这次学院罢工事件将不会成为未来劳资谈判处理方式的范本，尤其是可能导致其他大学爆发一场罢工的情况下。

The Varsity编辑委员会在每学期开始时由发行人栏(masthead)选举产生。欲了解更多有关编辑政策的信息，请发电子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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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李映雪/Yingxue Li

校对/Proof:邵越美/Yuemei Gillian Shao

因预计联邦政府将于明年夏天实施大麻合法化，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校友会(U of T Political Science Alumni Association) 于11月14日在圣迈克尔学院(St. Michael’s College)举行了一项题为“合法化大麻：如何适当处理？”的活动，就涉及大麻合法化的问题进行了重要讨论，包括如何教育消费者以及如何处理大麻需求量的增加的问题。

本专家小组由CBC新闻记者杰奎琳·汉森(Jacqueline Hansen)领导，组成人员包括现任国会议员兼前多伦多警察局局长比尔·布莱尔(Bill Blair)，安大略总检察长亚瑟·纳克维(Yasir Naqvi)，大麻融资公司大麻惠顿(Cannabis Wheaton)执行副总裁迈克尔·林可夫(Michael Lickver)，以及韦尔斯利学会(Wellesley Institute)——一个城市健康智库的首席执行官科威名·麦肯兹(Kwame McKenzie)博士。

在加拿大大麻合法化的计划中，联邦政府将负责监控大麻的质量，而各省和地区将决定如何出售，以何种价格，以及年龄限制。安大略省计划将在安大略省酒控委员会(Liquor Control Board of Ontario)管理的150家独立商店中出售大麻，同时限龄19岁以下不得购买。

谈到年龄限制，纳克维强调， 未成年人违反法律不会留下犯罪记录。相反，各种限制更注重于“预防和教育……我们想确保能与年轻人合作,说服他们不要使用大麻。”

在教育问题上，麦肯兹强调，在学习大麻的影响方面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摄入大麻后，你还能在日托中心工作吗？你去建筑工地工作之前，最多能摄入多少大麻? 我不确定我们的答案是否准确。我们还需要对很多重要的问题进行进一步了解。

“这不是合法化带来的问题。”布莱尔回应道。“我们的宗旨不是提倡合法化，我们是在解除禁令… （而且）你会看到一场影响重大的的公众教育运动。”他补充道。

林可夫从行业本身的角度考虑，称尽管政府尽力了，由于严格的广告限制，想要教育大众区分黑市大麻和政府许可的大麻还是“极其困难”的。

林可夫提出，政府把重点放在建立实体店上还会使推广合法大麻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有一个便利的问题。“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而且这不一定只是假设——我可不想去国营商店，因为这有可能不如去走廊尽头那间屋里住的那个人手里买方便，反正都从他那买了20年了……最终我们需要达到优步外卖(UberEATS)级别的大麻贸易。

根据林可夫的说法，合法化可能会吸引数百万新客户，从而大大增加市场上大麻的需求。

“现在其实就是争夺土地以提高产量，从而确保在这些CCBO商店第一次开放的时候，不会出现像二战时候的的面包店一样，供不应求。”

麦肯兹认为，重点发展实体店会使一些边缘化群体难以获得合法的大麻。“我担心的是，缺乏购买渠道以及货源可能会让一些游走在边缘的人产生犯罪行为。”他说道。

麦肯兹还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可以是利用一些现存的大麻药房，尽管它们是违法的。纳克维则回应表示“政府不与非法行业合作。”

“如果你要去做一件事，就必须从某处着手。一开始永远不完美……是的,时间很紧迫, 但有志者事竟成！”

联邦政府计划于2018年7月实现大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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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赵林语/Mike Zhao

校对/Proof: 王雪琪/Mandy Wang

自10月15日开始，超过12000名安大略省大学教授、教师、辅导员和图书馆员参加了罢工，要求学术自治以及签署更长的合同。上周末，安大略省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案，强制要求他们在11月21日星期二恢复工作，结束罢工，并将未决问题交由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进行调解。

省议员们在一个特殊的周末立法会议上经过辩论通过了法案。最后以39票赞成和18票反对通过，其中所有在场的自由派(Liberal)和进步保守党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成员都投票赞成，而所有新民主党 (New Democratic Party) 成员投票反对。

如果法案在立法会议上获得一致同意，11月20日星期一，学生们就能回到教室继续上课，但是新民主党的投票导致这项计划无法实现。该党领导人安德利亚·霍瓦斯(Andrea Horwath)称：“我也希望学生们在达成协议的前提下，于星期一返回教室上课。” 新民主党从一开始就支持立法以结束罢工。学生们将于11月21日星期二恢复上课。

本次罢工已经影响到了多大密西沙加分校和谢丽丹学院(UTM-Sheridan)联合项目的1000名学生，以及多大士嘉堡校区(UTSC)和百年理工学院(Centennial)联合项目170名学生中的将近一半。全省约有50万名学生因为罢工事件“卷入了双方交火”，安省公共服务雇员工会(Ontario Public Service Employees Union)主席沃伦·托马斯(Warren Thomas)如是说道。

当绝大多数罢工人员投票拒绝学院雇主委员会(College Employer Council) 向安省劳资关系委员会(Ontario Labour Relations Board)申请进行投票后提出的协议时，终止罢工的进程大大受到影响。想要通过一个协议，赞成票票数需要达到人数的一半加一。参与罢工的12841位员工中95%进行了投票，而其中拒绝该协议的票数达到86%。

托马斯把这项法案称为“最糟糕的政治剧院”，并称它使学生们站在了教职员工的对立面。

“我非常失望的是，即使强制教工为最终合同协议投票致使学院雇主委员会将罢工延期两周，而且86％的教工已经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是省总理所提出的议案没有对校方在整个过程中的不良行为采取任何措施。” 托马斯在安省公共服务雇员工会(OPSEU)网站上发布的公告中说。

托马斯认为委员会应对罢工的时长负责，并称他们知道能得到返回工作岗位的法案，所以“尽全力拖延时间”直到拿到法案。他还表示，该委员会“一直在争取”通过返岗法案，但他也称仲裁方有可能让他们“被粗暴地唤醒”，并把仲裁可能出现的多种结果比作“掷骰子”。

与此同时，立法机关通过提及受罢工影响的学生试图证明立法决定的合理之处。安大略省省长凯瑟琳·维恩在其提出返回工作岗位法案时就表示：“学生们夹在罢工双方中间的时间太长，这是不公平的。”

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尤其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学费远高于本地学生。如果本学期延期，他们将可能需要付额外的房租和其他费用。

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大四国际学生泰米洛卢瓦·达达(Temiloluwa Dada)说：“情况一团糟。” 他原本预计在学年结束后毕业，但他的计划可能会有所变化，如果他需要推迟毕业，将需要更新学习签证。达达还在为新闻专业进行实习以达到毕业要求，但这也可能受到学期延长的影响。

“我和学校的会面并不像期待中的那么有成效。”达达表示。他说他在士嘉堡校区接触到的工作人员称：“士嘉堡校区的计划取决于罢工的时长和百年理工学院的后续计划。”

另一名来自尼日利亚的大四国际学生伊丽莎白•奥里尼(Elizabeth Oloidi)对毕业后的计划感到担忧，她原本是计划本学年年底毕业的。和达达一样，由于学习时间的延长，她将不得不延长学习签证。另外，她担心罢工可能会影响她的成绩。

“如果我去加拿大以外的国家读研究生，并不是所有学校都会体谅我在本科期间学校里出现了罢工，”奥里尼表示，“以及为什么这会在我原本的最后一个学年里对我的成绩有这么重大的影响。”

达达和奥里尼均计划在冬假期间回家，但现在他们的机票可能不得不推迟或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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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王雪琪/Mandy Wang

校对/Proof: 李逸然/Katherine Li

10月26日，包括多伦多大学在内的加拿大境内大学承诺：在未来五年内收集、发布和公开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人口统计数据。该承诺旨在促进这些学校的公平、多样性和包容性。

加拿大高校群体(Universities Canada)为一家高等教育机构的倡导协会，发表了一份新闻稿，上面写道：“大学认识到思想和种族多样化的重要性，希望在校园中为各种思想、地点、文化和观点创造空间。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进展，但我们意识到，使大学达到真正包容性的目标，我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

行动计划包括提高包容性，该组织的成员提出了七个核心原则：承诺增加校园多样性；对学生、工作人员，和教师就该计划进行咨询；了解和实施为弱势群体而修订新的雇用形式；为教学成功提供支持；通过教学和研究增进对于重要事件的理解；与世界各地的其他机构分享人力资源；最终，“从而使加拿大高等教育意识到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重要。”

“早在加拿大大学做决定的这个求救之前，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 凯丽·汉娜·莫法特(Kelly Hannah Moffat)，多伦多大学人力资源和与平等副主席说，“总的来说，我们希望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多样性，以便切实了解校园的需要。我们需要数据来支持这项工作。”

大学将通过向有关方面发送表单以收集有关人口统计的资料，并将这些数据公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到了70%的员工信息，” 汉娜·莫法特说，“我们希望确保有代表大众的良好样本——针对大多数调查而言，70%的目标定位是较高的。我们将要在大学中对收集到的信息和问题进行听证，而后公之于众。”

调查结果将发送至大学社区成员，汇编成一个国家数据库。该数据库将旨在帮助各学校在整个董事会形成更好的招聘和雇用流程。

加拿大大学校长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 说：“本次调差本着透明和负责的态度，但不会公布排名和报告卡。”

麦克·马洪(Mike Mahon)，加拿大高校群体董事会主席兼莱斯布里奇大学院长说：“一个机构是要对自己说，‘如果这个数据是公开的，我们希望它看起来尽善尽美’，这个简单的方法称为自我监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自我监督，事情就会发生变化。”

公开人口数据的承诺并无约束力，尽管加拿大各大专院校的所有校长都同意履行这一承诺。但据行政部门的消息，目前还没有公布数据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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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李映雪/Yingxue Li

校对/Proof: 王海琳/Hailin Wang

自从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凯莉·克拉夫特(Kelly Knight Craft)上任后，在多伦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1月15日接待各个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以及老师。

这个活动由美国教育部和美国国务院联合倡议以鼓励更多国际学生考虑在美国上学；是国际教育周的一部分。出席者共有24位，其中有九位是来自多伦多大学罗德曼商学院读工商管理硕士的学生。

在她的演讲里，克拉夫特分享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STEM)以及“加拿大与美国并无界限。”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对我的孩子们强调—我们应该以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我们不能只着眼于肯塔基州或者加州。”她接着说道。

虽然特朗普的政府宣布，9月将有百万基金在在公立学校里启动来赞助STEM教育，特朗普的政府已经计划在科学研究与发展方面缩减几亿预算。

虽然克拉夫特称赞加拿大与美国之间无界限，但不确定该现象是否会一直继续。因为特朗普一直强调要加强美国的边界；克拉夫特还对正在商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做出了评价，也就是因为特朗普的不满而不了了之的那次商讨。

在此活动之前，领事馆工作者告知The Varsity会有机会问大使一些问题。但是由于克拉夫特的演讲超时，因此The Varsity没有采访到她。领事馆工作者告诉The Varsity可以通过邮件询问相关的问题。截止本次报道，多伦多驻美国大使以及在渥太华的美国领事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克拉夫特六月份被特朗普委任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后，于上个月正式上任。在此之前，克拉夫特在肯塔基大学的董事会任职，同时也是共和党重要资金筹集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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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王艺璇/Tiffany Wang

校对/Proof: 李映雪/Yingxue Li

自2001年起，多伦多大学学生会(UTSU)开始在圣乔治校区(UTSG)提供一项对所有多大学生开放的周度服务。只要学生注册并出示有效学生卡(TCard)和日程表，学生会食品库将努力为其改善校园食品的安全问题。平均下来，食品库每周可服务50个人。

从2018年九月开始，每个工作日运行的食品库将移至新的学生公共区域。目前该服务设置在多宗教中心(Multi-Faith Centre)外，全年除黑色星期五和十二月的两周校园关闭期外，每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对外开放。

学生会服务协调员特里·尼科莱夫斯基(Terri Nikolaevsky)从2001年起就开始为学生会的食品库工作了，并一直参与其运行。据尼科莱夫斯基所说，从学生会开始管理运行食品库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年利用率“都基本差不多”。

支持

食品库主要依赖于两个安大略省本地的组织每日面包食品库(Daily Bread Food Bank)和二次丰收(Second Harvest)。然而，这两个机构有时也会面临食品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在食品需求急剧上升的多伦多冬季期间。

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学生会学生援助委员会主席、分管贫困/收入无保障生常规平等问题的执行官安德里安·亨特莱(Adrian Huntelar)于今年十月向150个学生社团和50个课程联盟发表了公开信，信中鼓励他们在各自活动期间开展食品募捐活动，来支持学生会的食品库项目。

“公开信得到的反应很棒，”亨特莱说，“好几个有很强号召力并将组织年度活动的社团和课程联盟已经确认将把募捐作为他们项目中的一部分。”

同时，食品库也得到了来自校园其他地方的捐赠和支持。例如，哈特楼歌手(Hart House Singers)在其演唱会上收集了不易腐烂的食物。学生会也已经开始在他们的一些活动中寻求自愿的募捐。

从2012年开始运行的食物罚金项目(Food for Fines program)是另一个支持食品库的多大团体的例子。在整个慈善募捐中，多大图书馆将从图书馆罚金中放弃2至20加元来换取一项不易腐烂食品的捐赠。今年这项募捐将在11月20至24日举行。

为了确保能够在未来给多大学生提供更健康、价格合理的食物并使食品安全更上一层楼，亨特莱也已经参与到与两个食品相关组织——食品必达(FoodReach)和反哺(Feedback)的讨论中。

除了这些倡议和一些特定部门偶尔的征集以外，大学管理层并没有给多大学生会的食品库提供直接的资助或支持。

挑战

尼可莱夫斯基表示，解决饮食禁忌和提供健康食品是食品库反复面临的问题。“我们总在努力解决学生的需求，并确保我们分发的食品餐盒中有健康食物的选项，”尼科莱夫斯基补充说，“因为我们想要将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交到学生手中。”

食品库每个学期有四到六名常驻志愿者。饥饿小组(The Hunger Squad)志愿者项目能为学生提供课外活动(CCR)学分认证。

茱莉亚·德沃夏克(Julia Devorak)从今年八月开始担任食品库的现场主管，她表示志愿者的空闲时间波动很大。“有时候大家都没空，只有我和另一个人，这样的话工作量会很大；但有时候，比如阅读周，所有人都愿意来，因为大家都有空。就总是时高时低的。”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主席马萨斯·梅麦尔(Mathias Memmel)表示，“特里做得非常出色，她使一切得以运转，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转战学生公共区

食品库最早由上世纪90年代的多大女性中心(U of T’s Women’s Centre)创办。在2001年，学生会接管了其领导权，并实行全年周度运行的模式。

明年，食品库将在预计于2018年9月开放的多大学生会学生公共区寻求一个永久的活动场地。由于学生公共区计划预计会在未来11年内造成230万加元的赤字，尽管多大学生会已经在紧缩财政管理，但梅麦尔仍表示这项开支并不会影响食品库的运转。“食品库的开销并没有非常昂贵，因为食物都是由很多外部合作伙伴捐赠给我们的，所以支出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梅麦尔说。

鉴于食品库正准备着搬迁，亨特莱与其他学生会理事和委员会成员合作，以确保新鲜食物恰当的储存空间。蔬果、乳制品等其他易腐烂食物的提供对于学生来说尤为重要。

据德沃夏克称，“拥有可适应（客户）的空间并在多日供应，这也许对学生是有帮助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周五来（食品库），而且人们在别的时候也会有需求。”

然而，德沃夏克也特别指出，“从后勤的角度来看，（增加的工作量）可能会使项目的运行更加艰难。现在我每周找一次人手就已经很困难了，然后每周要去找五次？我们只能等着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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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李逸然/Katherine Li

校对/Proof: 钱文聪/Anne Qian

是时候讨论一下学校新近发布的强制休假政策了。这项最初用于响应2014-15年校监察使的报告，单方面给予多大管理层空前的权利——强制心理患病学生休假。事实上，这项权力将会影响学生学术或个人生活，方方面面；院系领导、教务主任和其他管理人员可以无需征得学生同意插手相关事宜；与此同时，在很多案例中，学生本人没有参与的权利。

这项政策已经在学生、心理健康团体和校园组织中激起民愤，以下列出的仅仅是在过去几周里，学生们透露出诸多顾虑中的一小部分。

2014-15年校监察使报告中以“学生行为守则的使用问题”，“惩罚性政策”等字眼形容了学校为患有心理疾病、会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学生实施的强制停学政策。这份报告建议为有这种情况的学生们另制定一份政策，无需参照学生守则强制他们停学。

这项政策中的内容本身就有矛盾。校监察使报告强调“多大尊重学生的人身自由、个人选择和尊严”；但同时断言，根据168号法案，学校有权“为了保护其师生安全而将某人驱逐出校园”。这两条惯例互不相容：每当学校（为了其他师生的安全）强制驱逐一名学生时，学校就践踏了一次学生的人身自由与个人选择。

同时，这项政策对学生的干涉程度已经严重超过了168号法案所允许的最极端案例。

在这个政策下，有两种“情况”适用于大学强制休假。 情况一：涉及“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危害的学生，包括但不限于即将发生或严重的身体或心理伤害”。情况二：针对“在学校现有的条件和支持性资源下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即使他们没有暴力倾向。

诸如情况二所述的学生完全没必要被强制停学。如果这项政策只针对极端案例，根据校监察使报告的建议，情况一已经满足了这项政策的要求。那么情况二不仅是一项不计后果的政策，还限制了学生的人身自由。

对第二种情况的担忧是有原因的。“无法参与大学教育活动”这句话，在理论上可以适用于任何陷入抑郁、焦虑、动力不足或其他精神疾病症状的学生。这项政策中没有明确的描述，因此行政人员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第二种情况为大学提供了一种单方面将在困难中挣扎的学生隔离在学术和社会活动之外的机制。

这种方法也会导致学生排斥与院长、教务处或在大学的心理健康中心联络人进行联系。该政策并没有明文规定，对于潜在的案例，行政人员应何时通知部门主管。这会让学生处于情绪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一个学生意识到教务处或协助人员听到他们的担忧后会立即转送给部门主管并考虑强制学生休假，他们可能会无法信任管理人员或者排斥向他们咨询心理健康问题。

尽管许多人辩解，中行政人员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如此不计后果地行事，但问题的关键是并没有政策阻止他们这样做。更为严重的是，整个过程都没有咨询专业医生的要求。

相反，这些主要的决定都落在了大学管理者的手中，甚至没有提出对行政人员提出要求：对心理健康问题有基本的理解。这项政策允许副教务处主任单方面指定学生个案受理人(Student Case Manager, SCM)或学生支援组(Student Support Team , SST)协助处理。尽管这些人可能包括“学生服务代表、注册人员、医疗专业人员、学术管理人员、校园安全人员、校园警察或其他人”，但并未说明他们必须是专业的医疗人员，甚至不需要在处理心理健康方面的敏感话题进行培训。

学生在个案受理人或学生支援组的的选择方面也没有发言权。这意味着在现行政策下，一群不熟悉心理学，且很可能是非专业人士对一个脆弱的学生是否能继续接受教育起到决定性作用。此外，该政策允许副教务处主任将监督学生案件的职责委托给“他们的代表”，而不需要说明谁有资格担任代表，或者他们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幸运的是，这项议案还没有最终确定。讨论会定于11月20日在大学事务委员会展开，于12月14日在理事会再次展开。学生可以在这些会议上发言。圣乔治圆桌会议和多伦多大学学生会也接受网上或电子邮件的反馈，这些反馈将提交给副教务处主任办公室。

此外，一项名为“强制休假政策应对小组”的草根运动以Facebook小组的形式出现了，该组织正在编制一份文件，学生们可以在该政策上逐行提供他们自己的分析。该文件将与大学事务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分享，以推进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该小组还计划进行一系列公众咨询，让学生与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分享他们的关注的问题，并组织集体回应。

学生们可以，也有义务，对这些政策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可以直接向教务处和院长办公室反应。只有不断地在多个平台上提供自己对这项政策的看法，我们才能让它真正为学生服务。

艾德里安·亨特拉尔是三一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专业为和平、冲突和司法研究与政治科学。他是多大学生会的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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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邵越美/Gillian Shao

校对/Proof: 井欣/Shrike 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