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报导称超过1.26亿的美国公民可能受到了脸书 (Facebook) 上由俄罗斯相关间谍散布、企图影响2016年总统选举”的信息的影响。这个惊人的数字代表了超过半数的美国认证选民，这一结果不单单表明外国间谍对2016年选举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意味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有了更大的改变。

比起传统媒体，如电视及报纸，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已变得更为普遍。通过八月份皮尤研究 (Pew research) 得出的结果，三分之二的美国公民称自己至少有一部分新闻信息是直接从社交网站上获取的，同时，百分之二十的受访者承认自己“经常”从社交网上直接获取信息。

新闻的源头对于新闻的性质有很大的影响。尽管我们可以要求社交媒体通过封禁或标记错误信息以规范自身平台，但这个过程往往做起来比说起来难。

在我们为了新闻提供者们，比如脸书和推特 (Twitter)，更被利益而非事实推动所忧虑的同时，也要意识到实际问题比这个现象更加微妙。社交媒体首先是商业化的。第一个由彩色形式播放的新闻节目就是由骆驼牌香烟 (Camel cigarettes) 赞助的《骆驼新闻大篷车》 (Camel News Caravan)。沃尔特・克朗凯特 (Walter Cronkite) ，以“美国最被信任的人”闻名，在这个节目的广告时间为云丝顿香烟 (Winston Tobacco)做宣传。

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之所以危险，并不是因为这些盈利动机本身，而是因为由于这些动机，社交平台最终有了别的目的。因为顾虑底线，传统媒体保持公平中立，但是这样的顾虑却似乎对社交媒体产生了反效果。

在社交媒体变得大众化之前，选择上的缺乏使得普通消费者偶尔无奈，但通常知情。个人与周边邻居们，无论政治倾向，最终都能获取同样的事实。

可能看起来有些矛盾，但自身的商业性质实际上刺激了传统的新闻渠道在观点上的多样化和中立性。因为信息不能只针对单一群体的偏好，提供公平公正的观点是扩大读者群的最佳方法。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的读者，因为单一的信息渠道，都要从相同的地方获取信息。因此，为了避免失去一半的市场，传统的新闻报道需要通过保持公正来吸引所有政治取向的受众。

今天，决定我们新闻提要的算法不再受制于有限的选择。人们更倾向于认可而不是真实，更倾向于统一而不是多样化，更倾向于对以前想法的证实而不是新的、有挑战性的证据。在脸书不停变换的关系网中有无数的回声室，人们被圈在“利益”这一墙壁之中，无法理解不同的意见。因为媒体们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适合读者们偏好的信息，商业动机——只为了博人眼球的营销——不再看重公正性，反而侧重于继续强化加深受众的偏好。

只要我们继续访问那些只认可我们观念的渠道，除了使人群分裂，我们很难预想从社交媒体上获取信息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很多人已开始要求这些平台明确区分本站上评价不高的信息；脸书已经开始设计一款新的弹窗，在读者阅读到任何被一定数量的信息源所质疑的信息时，该弹窗会出现提醒。

但是，这些措施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的问题。作为开始，我们需要分清楚两个问题：虚假信息的增殖是一个问题，难以获取不同意见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至少第一眼看起来，比另一个问题容易修正得多——在虚假信息出现的时候，社交媒体应该清楚的标明。但是，这个解决方案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首先，从网站上删除一个错误的信息，和真正审查每一位用户的投入是两件不同的事。

当人们把社交媒体当作新闻源的时候，容易模糊新闻提供者和新闻消费者的界限。这样的后果令人不安，虽然有悠久的传统认为新闻提供者要为明显错误的信息负责，其余如我们这样的个体却并没有被相同的标准约束。但是社交媒体建于个体的投入之上，由第三方提供的内容审查与对一般用户的观点审查是两件极为不同的事。

与新闻同理，这个道理也可以应用在观点上。比如，我可以发文说星际大战的前传比原始的电影更精彩。虽然这个评论会被大众视为错误的，但脸书是否有责任来改正我？

当社交媒体开始评论某些人的文章是虚假或错误的时候，似乎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大量舆论反弹，哪怕批评是正确的。同样，如果过去的十八个月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人们早在怀疑自己的想法之前就会怀疑新闻媒体。如果脸书将自己定义为类似的权威性新闻媒体，这个网站就会失去关注度和利益，这对它的坚持是一个极大地挑战。

这些由于我们把社交媒体作为自己首要新闻渠道而产生的问题，是否能因为这些平台的介入而解决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很难接触到那些挑战我们的观点，所以显得这一现象如此真实。真正的解决方案可能只有认知。只有意识到自己很容易被偏见影响，我们才会不那么容易被错误的信息所影响；只有意识到自己对相反意见固有的敌意，我们才能变得更加包容。如果我们学会质疑自己的偏见，学会在按下“分享”键以先问问自己真正的动机，那我们或许能够把已经产生的破坏慢慢复原过来。但有一件事很清楚：我们现在所做的并不管用。

扎克·罗森 (Zach Rosen) 是一名在三一学院读历史和哲学的大二学生。他是The Varsity 的时事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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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王艺璇/ Tiffany Wang

校对/Proof: 袁梦雨/Yvonne Yuan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年度全体会议（AGM）已于10月30日召开。从与会过程中可以发现：学生会十分关注未来走向——控制新建学生公共区域成本，阻止因修建而引发的财政赤字。

然而，学生会要想维持学生的信任，就必须了解，并不是所有积极参加学生会（UTSU）会议的学生都认同这场抗争的意义。当维护财政平衡要以增加学生支出为代价时，矛盾尤其突出。

学生会发现自己在削减支出和保留学生公共区域之间进退两难，这一计划被称为“烫手山芋”。毫无疑问的是，新建学生公共区会让学生会的财政状况进入窘境。与此同时，根据学生会主页上的文章显示，如果学生公共区在投入使用四年以后仍出现赤字，多大将收回建筑的管理权并可能迫使学生会搬离。学生会并没有永久保留这个建筑的权力——即使除去服务和执委角色的支出，也很难避免赤字的情况。

学生会对于该项目的态度加剧了学生对于项目本身的不满，因为几乎没有人对新建学生公共区域感兴趣，并且这笔费用将导致学生的学业支出有所增加。说到底，最终还是学生为该项目买单，而对于学生会表露出的嘲讽令学生感到沮丧。

确实，学生会在态度上是有问题的。如果学生会将学生公共区域看做是一种负担，学生又如何会愿意支持这个项目，特别是在这个项目可能会（因财政规划）牺牲一些现有的学生服务的情况下？我们要记住学生公共区域不是一个“烫手山芋”。学生会并未向学生说明新建学生公共区域的一些益处。让学生明白为新建学生公共区所做出预算削减是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学生会显然没有与学生进行良性沟通，这正是AGM应当受批评之处。有一个关于合并两个执委的提案，将分管校园事务和外部事务的副主席合并为一个副主席的职位，以大幅削减支出。提案的反对者担心合并这两个职位会将学生服务变成学生公共区域的财政牺牲品，而实际上学生会并不看好这个项目。学生会并未对于副主席职位提案落选准备意外预案，但根据来自学生的反对声音，这个提案不应该成为唯一的选择。

此外，尽管学生会 (UTSU) 肩负代表密西沙加校区 (UTM) 学生的意见的责任，仅有四名密西沙加校区的学生参加了此次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年度全体会议。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学生会主席萨尔玛·法克瑞（Salma Fakhry）直截了当地提醒学生会的常委，在密西沙加校区的阅读周(Reading week) 安排代理权登记本身就具有排他性。作为回应，学生会主席马萨斯·梅麦尔（Mathias Memmel）解释说网上登记旨在面向所有校区开放，提高对学生的可参与性。法克瑞则提醒梅麦尔学生会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密西沙加学生更倾向于面对面交流的偏好。

现在说新一届学生会是否有目的地排除异己或是否与他们存在交流有困难的问题还为时尚早。然而，学生显然会失去了听见部分重要声音的机会。

将密西沙加到场学生的数量少归咎于密西沙加学生会的组织失败令人费解——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年度全体会议是多伦多大学学生会的活动在两个校区均需进行有效宣传。多伦多大学学生会包含了密西沙加的学生，对于多伦多大学学生会的会议，他们应当享有和圣乔治校区学生(UTSG students)同等的参与机会。

既然学生公共区域的财政问题深深影响了学生，学生会就应当更好地向圣乔治和密西沙加的学生阐明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否则，这个项目将继续成为一个学生被迫背负的错误。

Angela Feng 是圣麦克尔学院一名大二学生，学习历史和电影学。她是The Varsity的校园政治栏目的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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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李逸然/Katherine Li

校对/Proof: 李映雪/Yingxue Li

两周前，数以千计的学生们庆祝日光节约时间 (Daylight Saving Time, DST) 的结束，和因此而来的额外一小时的睡眠。

作为一个延长白天时间的概念，日光节约时间（以下简称DST,译者注）于20世纪初期被加拿大居民采用，目的是节约能源。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把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就能节约能源。所谓的由DST带来的益处现在也没剩下多少能造福社会。更何况，科学家们已逐渐意识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调动会对我们的身体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的生理组成，例如荷尔蒙、体温等，都会受到日照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作人体的昼夜节律(diurnal circadian rhythms)。研究人员发现，DST打乱了这些自然节律，因而可能导致免疫缺陷，代谢异常，以及最明显的睡眠周期异常。

睡眠的缺乏可能导致个体犯下致命的错误。研究人员表示，在DST开始的那段时间，由于其导致人们缺少睡眠，交通事故有所增加。这一现象在秋季则呈反向趋势，随着DST的结束，事故数量也降低了。

缺乏睡眠不单单影响个人的出行，也会让工作表现产生负面后果。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工伤的数量于春季DST开始的那个星期一开始上升。与交通事故不同，工伤的数量并没有在秋季出现明显逆转。

与DST相关的事故在冬季也时常发生。在上周更换时间之前，多伦多警方已经就夜晚的提前对市民发布了预警。以往下午6点的日落提前到了下午5点，再加上日益严峻的天气，下班后回家的路上，司机们周围环境的可视度将会降低。因为天黑的会越来越早，我们建议出行者要采取措施，使得自己在夜晚更加醒目。

日光时间的缩短同时会带来心理上的影响。在多伦多，比起仲夏时光，秋季的白天缩短了6个小时。因为日照能够维持我们的昼夜节律，白天里的日光照射对于整个机体有着正面的影响。随着DST结束带来的时间上的突变，许多人可能会经受心理上的负担。

今年五月，一篇发表于《流行病学》(Epidemiology) 的研究将这一心理上的负担和忧郁症的发作几率联系了起来。DST的结束代表着一个黑暗冬季的开始，这一想法可能会成为有忧郁症倾向的个体发作的心理因素——尤其是患有季节性情绪失调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AD) 的个体，会更容易受此影响。

大约百分之十五的加拿大居民会在一生之中经历一次中度的SAD。学生当中若有感觉不适的，校方会建议他们求助校内资源，例如校园身心健康中心 (Health and Wellness Centre)。罗伯茨图书馆 (Robarts Library) 已经开始为学生提供光疗灯 (light therapy lamp) ，可以逼真地模仿减少的阳光。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把我们的时钟来回拨动对我们的健康安全有着负面的影响，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保留DST？

尽管DST并没有使我们获得更多的日光时间，但它确实让我们每天获得了更多接触日照的时间，大部分人认为这一点是足够有力的。如果日光时间取消了，多伦多将在仲夏时期的早上4:30迎来日出。

因为这个理由，有些人甚至建议将DST延长至一整年，以此维持一个“正常时间”的概念，并规避由于每年要调整两次时钟而对人们产生的负面影响。

DST将继续作为加拿大的争议话题。近期，阿尔伯塔省尝试推行立法禁止DST，但该法案被压倒性地反对。目前，萨斯喀彻温省是唯一没有推行DST的加拿大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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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袁梦雨/Yvonne Yuan

校对/Proof: 邵越美/Gillian Shao

11月7日，多伦多市议会就是否保留布洛街 (Bloor Street) 的自行车道发起投票。（投票结果为）36票支持保留，6票反对。该投票发生在布洛街自行车道方案实施一年之后，此后该车道将永久保留。

上个月，市政部门工作人员发表报告称：修建并保留自行车道符合市政府保证骑行者安全、增加骑行者数量，以及减少骑行者对其他行人车辆的影响的目标。在修建自行车道后，其他车辆的通勤时间并未受到严重影响。

布洛街上的自行车道本身长2.4公里，从肖恩街(Shaw Street)一直延伸到林荫路(Avenue Road)。多伦多交通服务(Toronto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总经理芭芭拉·格雷 (Barbara Grey) 表示，此车道为十年骑行计划(10 year cycling plan)的试点之一。

“我们和BIA、商业社区与邻近居民区通过一系列公共座谈会，最终敲定为期一年的自行车道试点计划。”格雷表示。

在该计划的第一年中，在布洛街骑行的人次增长了56%，其中25%是新骑行者。由于试点计划，目前布洛街有着全多伦多第二大的骑行容量。

此计划也使机动车冲突下降了71%，其中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冲突占61%，行人和机动车的冲突占55%。

然而，自行车骑行者和行人的冲突上升了61%。总的来讲，此计划一共减少了44%交通冲突，总体能够保障骑行者、机动车驾驶者和行人的安全。

在市议会召开时，议员们讨论了关于在2019年或以后在实际操作中扩大该计划的议题。紧跟试点计划之后，将自行车道向西扩展。此外，另一个扩建计划会将自行车道延伸至东部。

“让我们最期待的一件事是，在布洛街上人们不再开始行使在极度拥堵的道路上，而选择安全地骑行。”格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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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井欣/Shrike Jing

校对/Proof: 刘滢薇/Yingwei Liu

咖啡因是当今最受欢迎的药物之一。为了帮助你卯足劲复习期中考试，以下是一份基于咖啡因含量和营养质量进行排行的咖啡因产品榜单。

5. 汽水饮料

可口可乐(Coca-Cola)含有相对低含量的咖啡因，每瓶只有34毫克，这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是不够的。而且，一瓶可口可乐含35克糖，一瓶可乐的含糖量已经达到了糖分的日常摄入量。

普通百事可乐(Pepsi)、激浪(Mountain Dew)和胡椒博士(Dr. Pepper)的咖啡因含量和含糖量相当。低热量汽水饮料，如零度百事可乐(Pepsi Zero Sugar)，每瓶能容纳高达69毫克的咖啡因。

总的来说，由于含糖浓度高、咖啡因含量相对较低，汽水饮料并不是寻求能量提升的最佳选择；应该说，汽水饮料是最次等的选择。

4. 能量饮料

能量饮料含有高浓度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然而，能量饮料往往会引发低血糖症状并有可能导致严的重副作用，包括高血压和多动症。

例如，红牛(Red Bull)和怪物(Monster)能量饮料每罐含有高达160毫克的咖啡因以及27克的糖和B族维生素。另外，如果过度饮用，每罐110卡路里的高热量可能会让体重增加。

饮品5小时能量(5-hour ENERGY)不含任何糖，但却含有18毫克的纳——足以让你的血压上升。相较而言，V8融合(V8 Fusion)能量饮料是比较健康的替代品，每罐80毫克的咖啡因含量比红牛和怪物要低，仅仅50卡路里便包括了相当于一整餐水果和蔬菜的能量。

3. 供商业销售的特色咖啡饮料

咖啡可能具有潜在的健康益处，例如改善认知功能。一小杯Tim Hortons的原配方咖啡含有140毫克左右的咖啡因，而小杯星巴克咖啡(Starbucks)则含有约180毫克咖啡因。像卡布奇诺，摩卡，浓咖啡和美式咖啡等特色饮料含有约70至150毫克不等的咖啡因。

虽说相对而言，这些饮料是无害的，但一些高咖啡因含量极高的饮料是需要避免的：例如，一份大杯的星巴克咖啡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已经达到了每日推荐的剂量。

2. 茶

无论是热煮的乌龙茶还是水果冰茶，饮茶是一种既实惠又健康的生活方式，让你的身体在早晨充满活力。

绿茶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而且已被证明有助于降低血压。Tetley和Tazo等品牌的绿茶每杯只有30毫克左右的咖啡因，而其他一些品牌，比如Teavana日本抹茶绿茶(Teavana Matcha Japanese Green Tea)，每杯含有超过40毫克的咖啡因。

红茶，像普通品牌的英式早茶和伯爵茶一样，每杯大约含有40至70毫克不等的咖啡因。如需要更多的咖啡因来提神，Zest Tea Blue Lady，一种带有柑橘类水果混合香味的美味红茶也是不错的选择，其含有咖啡因的量和一杯咖啡一样多。

1. 传统“自制”现煮咖啡

自制咖啡是新鲜研磨的，不含任何添加剂或糖，是早上醒来和熬夜之前的首选。自己现煮咖啡不仅更实惠，而且比在外购买的更健康。

雀巢咖啡(Nescafé)、麦斯威尔咖啡(Maxwell House)和星巴克即刻冲煮(Starbucks VIA Ready Brew)等典型品牌每杯咖啡约含有90至200毫克咖啡因。经过轻烤、研磨更细致的咖啡豆可能会使咖啡因含量更高。冷泡咖啡可能具有更高的咖啡因含量，并且比热咖啡酸性要小。也许是煮制过程的不同，敏感肠胃的人可能会觉得冷泡咖啡更美味、更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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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郑乐吟/Christina Zheng

校对/Proof: 李逸然/Katherine Li

上周，安大略省检察总长亚瑟·纳克维(Yasir Naqvi)了一项名为《终止妊娠获取保障》的法案。这项议案一旦通过，将禁止反堕胎抗议者们靠近堕胎诊所、提供堕胎服务者的住所以及销售终止妊娠药物的药房附近的一定区域。此项议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个早前发生在渥太华一家堕胎诊所外的事故所引起的：一位女士被吐口水）将防止任何反堕胎示威行为出现在堕胎设施周围五十米内的区域。根据政府的指令，这个缓冲地带可扩大到一百五十米。

毫无疑问，这个提议的出发点是高尚的。让女性能够在避免恐吓骚扰的环境下，接受终止妊娠的服务，这是极其重要的。毋庸置疑，抗议者让本就焦灼的局面变得愈加艰难。然而，不加区分的同时禁止恐吓他人的抗议者和爱好和平的抗议者，并非正确的前进方向。

这种类型的立法的不足在于，它并不能将暴戾、激进的抗议者和保持理智、文明的抗议者进行区分。尽管政府有权也有责任保护女性不受骚扰，但是自由集会权使得政府无法保护她们免受抗议者的伤害。

无论这些看法有多么不受人欢迎，都理应在法律接受范围内留有让人们能够平和有序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法律必须为公民们提供一个能够在公共场所集会，利用标语牌、口号、诗歌来和平示威的依据。少数狂热分子的卑劣行为不能成为瓦解基础民主原则的理由。

反堕胎抗议者们仍可以在堕胎诊所、药房附近指定的区域外进行示威活动。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抗议的权利没有受到严重侵犯，原因很简单，如果抗议的权利无法有效实施，也就意味着形同虚设。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高调的抗议不断出现，有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的就职而出现的女性游行(Women’s March)，以及针对美国立岩印第安保留区 (Standing Rock Indian Reservation) 附近建设的达科他输油管道 (Dakota Access Pipeline) 的抗议。这些范围广大的运动旨在干扰机构运行，比如说女性游行(Women’s March)就占据了全球各地的数个市镇的主要路口和公共场所；立岩地区(Standing Rock)的一些抗议者们则将自己与施工设备绑在了一起充当人体障碍。

抗议者们需要具备干扰和妨碍的能力。转移这些抗议者、强制他们去其他地方，将他们的破坏力降到最小，削弱他们的影响力，这种行为本就是不对的。只要没有暴力事件，产生的干扰就不能作为镇压抗议者的正当理由。若是没有了有意义的干扰的能力，一个抗议者也就毫无用武之地。

话虽如此，就算没有这些实际的骚扰行为，在寻求终止妊娠的女性的看来，抗议者们的存在就使得本就困难的局面变得越发艰难。许多接受过堕胎的女性们已经遭受了不公正的羞辱和恐惧；除此之外，也有很多障碍阻挡在她们获得应有的帮助。毫无疑问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提倡人工流产合法化团体，加拿大性健康与权利行动组 (Action Canada for Sexual Health & Rights)的执行董事桑迪普·普拉萨德(Sandeep Prasad)指出：“如果支持生育权，政府需要意识到女性在获得医疗保健上面临的各种障碍。” 正如普拉萨德董事所说，我们应当对那些在女性获取生育保健时所面临的问题保持警惕，也要小心地防止更多的挑战。

然而，即使抗议者有成算推翻女性获得终止妊娠的服务的条例，也不能成为禁止抗议的理由。禁止抗议并不能帮助抗议人和平地有效达到目的。抗议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也许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因为它有可能会成功就判它判违法，抗议权需要平等地适用于所有观点。。

不能说“只要政府支持你的立场，你就有权提出抗议”；也不能认为“只要你的抗议行为没有实际影响，你就有抗议权”。抗议权与抗议的内容、意识形态以及角度都无关。因为基本人权不需要标准量化。

诚然，女性不应该被抗议者们骚扰，我们也需要确保法律能够有效地防止恐吓与骚扰行为的发生。但同样，和平示威是神圣的，无论造成的结果多么糟糕，都不应该因为抗议可能会成功这种理由而将人们抗议的权利扼杀在摇篮里。

抗议权既有利也有弊。通过游说发起关于生殖健康的公众信息宣传运动、普及范围更大的性教育以及推动免费的避孕方法，提倡女权和人工流产合法化的团体能够提供女性所需的后续支持。他人拥有抗议堕胎的权利并不代表着我们不能或者不应该公开地表达反对意见。

政府应该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女性远离抗议者的恐吓和骚扰，就目前看来，比起侵犯抗议者的权利，处理这个问题的明智之举是通过收紧现有的犯恐吓骚扰的法规、或者干脆创造一条全新的。

查克·罗森(Zach Rosen)是一名就读于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主修历史和哲学的大二学生。他是The Varsity的时事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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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钱文聪/ Anne Qian

校对/Proof: 袁梦雨/Yvonne Yuan

多大正在考虑发布关于学生心理健康的新政策。图/史蒂文·李 The Varsity

多大近期正考虑在全校范围内发布一条强制休假政策，对象是患有心理疾病，成绩受影响或威胁自身及周围人员人身安全的学生。我校从2015年就开始考虑这项政策，它是2014-2015年度校监察使报告的一部分。

10月5日，校学术理事会会议讨论了请假政策，学生副教务长桑迪·威尔士(Sandy Welsh)颁布了这项政策。

根据会议报告,“这项提案参考并联系了大量近年的校监察使报告后得出的。近年的报告表明多大需要这项政策。这份提案具备保证过程公平、可审查和上诉的内置机制。

这份文件已在我校数个管理系统内传阅，以便成员获取信息和讨论。首先是大学事务理事会，其次是世嘉堡校区和密西沙加校区的校园理事会，最后是学术委员会。在之后的批准环节中，该文件将再次以此顺序传阅，然后送往执行委员会进行签注，最终送往大学管理委员会。

在我刊的一次采访中，威尔士表示假设学术委员会不支持此项动议，它将不会被送往大学管理委员会。

威尔士解释了这项政策参考的指导方针，先后引用了加拿大和美国大学的相关信息。“许多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学都有这项（强制休假）政策，要么是独立政策，要么是学生政策的一部分。”她表示。

如果这项政策投入实施，学生的助学金情况，包括他们是否受到安省学生援助项目(OSAP)资助，都会在强制休假时被考虑在内。学生，他们的案件负责人和校奖助学金办公室三方将进行磋商。

被强制休假的国际学生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将和他们的学生案件负责人，以及一名国际生顾问一同处理此项案件。（国际）学生们需要在学签的有效期内照常在校注册，为此需要面对强制休假带来的后果。

“我们确定的是此项政策相比退学休假可以给学生带来更多选择，”威尔士表示，

“通过休假，我们可以看到自己该如何帮助国际生，并保证他们得到需要的照顾。”

目前我校根据学生行为守则来处理潜在的请假需求。“在涉及严重威胁或暴力行为的情况下，守则规定学校可以将学生停学。”她（威尔士）表示。学生守则是惩罚性的，（但）这项提案不是。

现在我校还没有全校范围适用的请假政策。据威尔士称，我校研究生院允许学生因严重的健康或个人问题自愿请假。法学院，以及医学院博士项目希望休假的学生享有一次自愿请假的机会，但（院系的）处理请求的方式因具体情况而异，不能保证请求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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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邵越美/Gillian Shao

校对/Proof: 井欣/Shrike 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