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举行的一周前，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撤销了对28名俄罗斯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的指控，从而使其不再面临终生禁赛的惩罚。在一个简短的声明中，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解释说尽管这些指控自2014年来一直笼罩着俄罗斯，但是证据显示运动员们无违反规则的迹象，所以禁令无法维持。

国际奥林匹克组委会(IOC)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表达了担忧，并立即驳回了13名最近被免责的运动员参加2018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申请。国际奥委会表示，虽然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撤销了对28名运动员的终生禁赛处罚，但是有11名运动员仍需观察。这一点被奥委会作为俄罗斯国家队内部存在“操纵反违禁药物使用系统”的证明。

在国际竞技体坛，违禁药物(performance enhancing drugs)的使用已不是新鲜事了。对于运动员来说，在精英阶层的竞争无疑是令人生畏的。对某些在运动中投入了多年光阴的运动员来说，被指控和起诉的风险看起来太过微小，而能换来的荣誉和奖牌又太过诱人。例如，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曾被评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自行车运动员，而在被指控使用违禁药物之后，他被剥夺了环法自行车赛七项冠军的头衔并被禁止参与此运动。

在运动精英阶层中，各种指控和接踵而至的媒体关注可能让禁药使用看起来十分普遍，但是若说这点扎根于整个体育文化便不免有些过分夸张了。然而，随着对俄罗斯国家资助禁药项目这一指控调查的进行，一个问题浮出了水面：如何解决违禁药物的问题？

当奥运会上出现禁药使用现象时，国际奥委会将会介入。一系列俄罗斯运动员在2014索契冬奥会上违背规则使用禁药的指控的到来，使得施密德委员会(Schmid Commission)就势出现，其建立是为了正面处理国际奥委会口中的“俄罗斯操纵反违禁药物使用系统”问题。尽管俄罗斯始终否认曾提供禁药给其运动员，但是施密德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已详细描述了相反的结果。

该委员会建议国际奥委会采取一项广泛的行动框架，并表示国际奥委会应当实施强有力的措施，阻止禁药的继续使用，维护清白的俄罗斯运动员参赛的权利，并评估两个经国际奥委会授权的委员会的费用。另一个委员会——奥斯瓦尔德委员会(Oswald Commission)——的建立目的是调查在索契冬奥会中涉嫌服用禁药的运动员。依照这些建议，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立即暂停俄罗斯奥委会(ROC)的职能，向俄罗斯奥委会收取1500万美元的罚款以补偿调查的费用，并考虑到俄罗斯运动员，使其能够作为“来自俄罗斯的奥运选手”参加奥运会。

其他精英阶层的各种运动中禁药的使用行为在世界反违禁药物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等独立组织的职权范围内。世界反违禁药物机构的建立目的在于确保在参赛过程中运动员们遵循反违禁药物条例，其声称坚守的公正性离不开监督。2016年7月（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开幕前几周），世界反违禁药物机构发布了麦克拉伦报告(McLaren Report)，指控俄罗斯国家批准使用禁药。

此报告迫使国际奥委会根据违禁药物使用记录，禁止十几名俄罗斯运动员参加比赛；同时，还有上百名被禁止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等待国际奥委会批准。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当时责备世界反违禁药物机构上交报告的时间令人为难。在一次对世界反违禁药物机构所谓的公平的轻微批评中，巴赫还表示世界反违禁药物机构几年前就收到了相关信息，但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负责推行反违禁药物条例的组织似乎并不回避实行大规模参赛禁令，但这些禁令的代价却是让大批清白运动员承受针对少数违规者的羞辱性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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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钱文聪/Anne Qian

校对/Proof: 刘议阳/Yvette L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