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战 (Vietnam War)期间，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科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写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责任》(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的文章，乔姆斯基认为，知识分子比其他公民对国家行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在学术环境中有获得更多资源的权利，有更多的时间花在阅读写作上，最重要的是，对所读所闻的内容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学生，我们对于当今社会政治问题应负多少责任，我们必须采取怎样的行动？在探讨我们的角色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些问题和它们的起源。

自1970年代，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通过对“价值观”和“不道德行为”的处罚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引入，资本主义文化在当今世界霸权的强化。资本主义文化促进了等级制度和竞争格局的建立。

介于学术界和其他科学机构都鼓励这种“崛起”的思想，科学界似乎也采纳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体系。

毫不牵强地说，现在科学界最受尊重的，尤其是非科学团体中，不是发现了什么或如何被实现的，而是谁获了奖或谁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这些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渗透入科学领域的，以竞争为本质的经济价值观。

微生物学家阿图罗·卡萨得文(Arturo Casadevall)和法瑞克·芳(Ferric C. Fang)指出，通过改变竞争文化，我们可以鼓励质量优胜于数量。我们必须更注重基础研究，而不是仅仅基于应用的思想，与某些社会优先事项有直接联系的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更有可能引导出意外的发现。

卡萨得文和芳同样指出，在当今文化中，科学家必须是有着雄心壮志的“自我促进的企业家”。他们的研究事业，如果不是一辈子为此付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赠款资金支持。换言之，他们必须同样是优秀的生意人。

不幸的是，根据2017年加拿大基础科学研报(Canada’s Fundamental Science Review)表明，加拿大大学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一直在下降。

干细胞共同发现者杰姆斯·提尔(James Till)和约翰·帕兰依(John Polanyi)强调了在基础科学界资助的重要性。诺贝尔获奖者帕兰依(Polanyi)把政府在这些领域的不足投资比作低估一些“对人类绝对必要”的事物。

甚至可以说，向当前资本主义结构的转变导致了启蒙价值的放弃，比如科学界中自由探索和求真精神等。

当然，尽管这与资本主义标准有关，没有人会质疑在科学进步中竞争的必要性——关于谁是微积分发明第一人，莱布尼兹和牛顿（Leibniz-Newton）的争论便可证明。然而，不同于商界，竞争 在科学界中只是达到极好的目标的一种简单的方法。

在大学中对竞争对手的关注也同样毋庸置疑：看看你周围的学生。很多学生关心如何获得4.0的GPA，如何平衡课外活动，如何参加一个社团丰富他们的简历，如何在教授的实验室里得有一席之地以得到教授的一封推荐信等等，还有许多其他你可能作为一名多伦多大学(U of T)学生经历过的例子。

然而，将这种竞争文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学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问题在整个科学界是无处不在的。

那么学生能做什么呢？答案并不简单。只要资本主义是塑造我们生活和指导我们行动的主要因素，竞争文化就会持续下去。不过，学生可以参与组织或直接与教授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带给决策者，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消除不必要的竞争气氛。这是由我们来合作以反对商业界创造并强加给我们的价值观。

这可能是困难的，因为许多价值观已经被科学界内化了，但将这种态度带入意识的严格的尝试，将最终导致我们看待职业生涯方式发生改革。毕竟，科学从来没有“好”或“坏”的结果，而是由一个人的好奇心驱使以及随后通过反复试验得到的发现——无论被发现的东西是立即被奖励或被后人忽视。
我们需要从自己做起并且实行国内改革，希望有一天大学能优先考虑创新、独立和平等的价值观，而不是缺乏评估地、被动地去追随社会经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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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Translate: 万春潇/Chunxiao Wan

校对/ Proof: 余思杭/Sihang Yu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