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有着丰富的语言和文化，所以，有人期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他们交朋友时——能够不带偏见地对待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然而，UTM心理学系的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和梅丽莎·帕克特·史密斯(Melissa Paquette-Smith)最近做的一项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结果表明，多伦多的孩子“对说当地主流口音的同龄人表现出强烈的偏好，尽管他们生长在一个语言多样化的社区中。”

 

研究参与者会被问到：“你更愿意和谁交朋友?” 并且，他们需要在两个 “基本上别无二致，唯口音有明显区别“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研究没有展示）更多有关（这两个孩子）性格或背景的信息。

偏见在我们形成社会判断的方式中起着关键作用。诸如此类的研究表明，儿童早期发展中的种族偏见，与先前预期的结果不同，而更像是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这种偏见）在他们的课堂和社会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表明我们不可能将“人以类聚”及“以貌取人”从我们的社会认知和交际中抹去，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理解复杂的情景与人际关系。当我们对固有印象的依赖进而使之成为根深蒂固的偏见时，问题就出现了。

 

通常，人们对关于歧视的讨论集中在作为种族或文化差异标志的外貌上，而往往忽略了口音和言语对日常生活的影响。2018年1月，《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卡通反派总说外国口音?》的刊文。文章中，社会语言学家卡尔文·吉德尼(Calvin Gidney)比较了电影《狮子王(The Lion King)》中带有美国口音的木法沙(Mufasa)和带有英国口音的刀疤(Scar)在语言上的差异。吉德尼指出，刀疤（说话）听起来“可怕”，可用另一种语气听起来就没那么可怕了。

 

在《麻辣女孩(Kim Possible)》、《飞哥与小佛(Phineas and Ferb)》等儿童电视节目里面，英雄们也会与带有外国口音的反派人物战斗，比如说魂怪(Professor Dementor)和杜芬舒斯(Doofenshmirtz)，这些反派不断地被明显优越于他们且没有口音的对手在道德准则和智力上碾压。即使是中性角色，这些外国口音——实际上更多的是各种东欧口音的混合——也是那些不讨巧的角色的主要特征，尤其是愚笨或是佯作端庄的角色。

成人节目也带有这些被过度使用的刻板印象，从恶棍到可爱的移民傻瓜，都愚蠢、好色、小气又肤浅。比如《七零年代秀(‘70s Show)》里的费斯(Fez)，或者《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的阿普(Apu)。这些性格特征形成了人们对特定口音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反应，而且不是积极的。

这可不是电影、电视或文学中的新鲜事了。外国口音一直以来都与特定的性格特征有关联，这一点在儿童媒体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儿童来说，这些描写强化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表征”，而这种信息影响着他们参与多元化理念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在一个多元化的社区中进行活动。这些对口音的描述往往是对发音和文化的拙劣模仿，模糊了非主流种族之间的界线，却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画了条明显的分界。越是不被理想帝国主义语言和行为模式同化的人，就越被归属为令人厌恶、行径野蛮的他者。

研究表明，电视是人们获取不同民族信息、发展自己的民族和种族认同的基础媒介。此外，它还影响着人们基于语言和能力特征对智力和教育的看法。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孩子们在操场上的交际，这些内容的接收者更有可能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体现出负面看法。

虽然孩子们常常被认为与大规模社会上发生事情没有联系，但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某些概念已经在他们对自我和他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并最终将对他们产生重大的影响。令人担忧的是，多伦多的孩子们虽然接触的人群非常多样化，但由于这一代人非常痴迷于媒体，他们消费的产品中所传递的文化表征让他们的偏见更加根深蒂固。

尽管学校无法筛选孩子们在课堂之外、尤其是在互联网上接触到的内容，但教育工作者必须深思熟虑，对这些不同身份传统但复杂的社会范畴进行思考。这将确保儿童反思他们的想法和这么想的原因，以便使其成为体贴和有社会意识的一代。

虽然不可能从我们的社会认知和交际中完全消除社会范畴化和刻板印象，但为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我们不能让这些笼统印象演变成根深蒂固的偏见。

Rehana Mushtaq是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英语和宗教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

 

翻译/Translate：陈雨桐/Yutong Chen

校对/Proof：王蔚/Wei Wang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