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在成人世界的大框架下寻找自我和个人目标是一件让人气馁的事情。在全球化和非殖民化的背景下，探索自我的过程不仅仅是毕生的，也可能是代际性的——它让人需要回望国家过往的创伤，以揭开覆盖在个人意识上隐秘伤口。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是加拿大极具学生多样性的高等教育学府之一。在2016-2017学年里，多大录取了来自168个国家的国际学生，而中国和印度学生是当中的“主力军”。

虽然多大的学生群体组成已是如此多样化，而且校园内还有许多不同文化的学生组织，但是有的学生还是难以解决过往的创伤和身份认同感危机。

由于跨国及后殖民时代研究的引进，学者们在当代社会如何化解殖民主义和国家创伤对身份认同感的影响这个主题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学者张志云(Chih-Yun Chiang)将身份认同感定义为“对于某个分类，以及享有共通历史文化背景、个人主观经历的‘归属感’”。他认为，具备固定的身份概念不能带来安全感，但这种“仅仅因为群体简单的一致性而减弱身份认同”实际上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

追求一致性是被生活于西方社会的少数种族所接受纳的价值观，他们中年轻的一代为了追求归属感常常试图去内化西方价值观和态度以融入西方社会。这个同化的过程会创造出“双重意识”，这会破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感，令他们感到痛苦。

上海政法学院张本梓认为，由于移民全球化的影响，要找出一个称为“家乡”的地方，意味着一个人不得不重新想象自己的身份，并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将“家乡”这个概念进行若有若无的不断的切换。

很多移民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至少拥有两种文化和“家乡”。他们常常需要面对的事实是，无论对于居住国，还是自己的“故国”来说，他们都是异乡人。

移民在多大的经历

来自亚洲的多大学生无法避开移民对个人身份认同感的影响。

本·提亚可(Ben Tiangco)是一名大四的菲律宾裔加拿大学生，他说，自己虽然在菲律宾出生，但是，当数年前游览菲律宾时发现自己和亲戚们竟是如此明显不同的时候，他感受到了文化冲击。

提亚可也提到，菲律宾传统文化和他在加拿大吸收的文化引起了他和父母之间的争执。“我的父母会说：‘这是你们的加拿大文化，你们是如此的不尊重人，你们小时候从不这样的’。”

另一个常常困扰着移民，尤其是幼年时便移民的人的问题是——“与自己的种族不像”，这件事常导致很多移民拥有双重意识。

“我说过，我接受作为一个菲律宾人的身份，我也接受我是一名菲裔加拿大人，但是，当我处在一个周围都是菲律宾人的环境时，我感到不安，我感到格格不入……最终，我开始讲英语，虽然我知道我会说菲律宾的语言。”一名大三的菲裔加拿大学生亚历克西斯·卢布根 (Alexis Lubuguin)如是说。

卢布根说，由于她的长相，很多人不相信她是菲律宾人。她的长相让她看起来“不够菲律宾”。“，她说，“我有时候会因此认为跟他们是截然不同是不好的事情。”

当现在就读大二的韩裔加拿大学生朱莉娅·金(Julia Kim)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初到加拿大时，就立刻感受到了她和同龄人之间的种族差异。

“我曾经会带亚洲零食到学校，”金说，“有时候我带的食物或是零食是有味道的，我的同龄人就会说‘那闻起来像垃圾’。我感觉被冒犯了，因为那是韩国的食物。”

“我回到家然后和我妈妈说：‘妈妈，你不要为我准备韩国食物了……我要你为我准备白人吃的食物。’”

金说，因为她与其他韩国人的接触仅仅局限于与家庭成员的沟通，她很担心自己无法融入多大的韩国学生群体。“我害怕我会跨越了某些界限；又或是违反了某条规则，然后人们会不认同我，认为我‘不够韩国。’”她接着说。

虽然以上提到的都是移民中常见的经历，但是，这不代表着所有移民的经历都是相同的。

对于就读大四的韩裔加拿大学生雅思曼·崔(Jasmine Choi)来说，她从未受到过所谓“身份认同感危机”的困扰。“如果我回到韩国，我感觉自己并不真正属于韩国社会。如果我去想这件事（身份认同感），我也不认为我属于这里（译者注：加拿大社会）。”崔说。

崔解决文化差异的方法是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不是韩国社会的一份子来看待。“我喜欢 ‘选择性隔离’这个词，它能够代表我主动选择与群体隔离的状态。以这种方式，你就能为自己着想了。生活在像加拿大这样的多文化社会里，认识自我是相当重要的。”她说。“你不需要属于任何群体。”

崔说，做志愿者的经历帮助她认识到了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自己的优点在哪里，自己的不足又在哪里。她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如何定义自己，以及弄明白什么能使她感到高兴。

“了解这些微小的事情能帮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她说，“通过这么做，我知道了如何控制自我，如何避免让自己处于感到不舒服的境地中。”

身份认同感的减弱

珍·里斯(Jean Rhys)在她1966年的后殖民时代小说《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中，为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在《简·爱》(Jane Eyre)中创造的角色贝莎·梅森(Bertha Mason)（译者注：小说中一位被关在幽暗阁楼里的疯女人）赋予了另外一个故事—在她的小说中，贝莎的原名为安托瓦内特·科士薇(Antoinette Cosway)。

安托瓦内特与罗彻斯特(Mr. Rochester)先生结婚后，离开了她在牙买加唯一的家，搬到了英国的桑菲尔德府(Thornfield Hall)居住。暂且撇开书中殖民主义和原型女权主义这些更广袤的背景不谈，里斯描绘了安托瓦内特从一个明媚快乐的年轻女子，变为了罗彻斯特家阁楼里的“疯女人贝莎”的过程。

虽然这本小说是从安托瓦内特的视角叙述的，但是直到全书终，读者都无法确定主要角色是谁。安托瓦内特是一个极为有趣且复杂的角色，她的家乡和作为克里奥耳人(Creole)（译者注：第一批前往加勒比地区或美国南部的欧洲人的后裔）的身份认同感都被她英俊、有魅力的、殖民主义的丈夫夺去了。

当她的丈夫将她更名为贝莎·梅森的时候，安托瓦内特的身份就被剥夺了，她也被囚禁在了桑菲尔德府的阴暗阁楼里。

“我和他们之间的玻璃坚硬而冰冷，随着我的呼吸覆上了一片模糊的潮湿。现在他们夺走了我的一切，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是谁？”里斯这样写道。

对于许多经历着由于殖民主义而缺乏身份认同感的移民来说，安托瓦内特这个角色的故事是对他们经历的一种概括。当这些移民被基于（殖民主义者推崇的）相似性原则而归到一个固定种族时，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变得更加脆弱。

对于移民的身份认同感来说，这个关于“分离和失去”的故事主题有着特殊的含义。“不要把所有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金说，“但是，人们越将我归纳为某类人，我的身份认同感缺失就越严重。”

---

翻译/Translate: 吴雯堃/Amy Wu

校对/Proof:刘议阳/Yvette L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