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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Editor 2019-2020 Associate News Editor 2018-2019

孤独的诅咒

孤独是什么?

永远不会响的手机、充满垃圾邮件和时事新闻的收件箱、零条未读消息、一列向东行驶的火车上全是手牵手的情侣。

又或许是一个人回家,打开Instagram那些快乐的人,然后点上一支大麻远离这一切。

也许在另一个人的生活中,孤独是不停地响着的电话、Messenger上两位数的消息提醒一列往西的火车,能牵着某人的手却仍感觉这一切很遥远。

一个人走回家,各种想法从脑子里跳出来:你的另一半可能会离开你他们在假装对你有好感;你的朋友并不真的喜欢你,他们只是在容忍你;没有人理解你,也没有人真正想要理解你。

最后一个片段——翻开课本,忘我地学习。当我成为一名著名的专业人士,我就不会孤单了。至少,不用再思考这些只是有机化学产生的关系而已

 

一名学生的视角

 

最后一个片段是根据《卫报》(The Guardian)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当时,一名匿名的四年级医科学生写信道,她从高中起就与朋友疏远的经历。她写道:“我安慰自己,虽然我永远不会成为派对中的一员,但我仍然可以通过我的学业成绩发光发热。”

 

她继续说:“晚上独自埋头读书的生活让我感到空虚,学期结束时,我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庆祝。我从来没有过男朋友,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会有男朋友。我怕我会变得刻薄。”

 

《卫报》专栏作家玛丽拉·弗拉斯特鲁普(Mariella Frostrup)在回信中说,跟这位学生一样感觉孤单的人还有很多。弗拉斯特鲁普写道: “来信的很多20多岁年轻人都苦苦挣扎于学业的压力孤立感和接近关于存在的焦虑感。你可能会感到孤独,但你已经是一个庞大集体的一员了,即使这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特别希望加入的团体。”

弗拉斯特鲁普解释说,尽管学生在信中没有直接提到社交媒体,但社交媒体会通过让一个人的朋友看起来比实际更不孤独,从而加剧这个人孤独感。更不用说事实上,一个学者在孤立的环境中工作是很正常的。

 

孤独的精确定义

 

作家奥利维亚·莱恩(Olivia Laing )写道:“要人们承认自己孤独是很难的;孤独也很难分类;并且它可以深入人的筋脉之中。” 虽然孤独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得不同,但心理学中更精确的将其定义为源于人对人际关系数量和质量的不满导致的隔离的 “痛苦感”,。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仍然会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感到孤独,在这里你认识所有人,或者至少你认为你认识这些人。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在《基督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上解释说: “单单把孤独的人和别人放在同一个房间里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决定。”

 

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可以在一个空房间里感到自在。孤独既是一种心理状态,也反映了你拥有多少朋友。

 

两种孤独感

 

孤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短暂的和慢性的。短暂的孤独是会消逝的。也许你了解到你的前任找到了一个真正适合他们的人, 虽然你想为他们感到高兴, 但你也会感到有些孤独。但这种孤独会过去。

 

但慢性孤独是一种在社交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孤独感,无论是在与朋友和家人的交谈中,还是与你爱的人发生性关系时。

 

并没有确切理由说明为什么人们会长期感到孤独,它因人而异,但一些共通的原因是:当他们承担着大量工作时期待关系永远轻松愉快;发现难以信任他人,从而变得难以被信任;或者不喜欢自己,因而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喜欢。

 

这些孤独背后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基于他人和我个人的经历。相反,他们是以神经科学研究为基础的。

 

恶性循环

 

卡西奥普(Cacioppo)在2015年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中解释道:“当面对负面的社交讯号时,比起不孤独的人,孤独的人展示出了更快和更极端的脑电活动。”他和同事认为这些更活跃的脑电活动意味着“孤独的人在长期并下意识地防备着社交威胁”,而这进一步加剧了孤独。

孤独可以变成恶性循环。卡西奥普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采访中设想道,孤独导致对负面社交讯号的高度敏感是脱离社交群体时产生的自我保护性的适应机制。然而这种出于渴求保护的高度敏感会使人们更难融入到一个新的社交群体中,从而加剧人脱离社交圈。卡西奥普解释道,“这(种脱离社交)是极度反常的。”

 

孤立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为什么脱离社交圈就是有害的呢?对于个体来说,这样会有害身体健康。《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缺乏有意义的社交连接会导致睡眠紊乱、免疫系统异常、炎症加重和压力水平上升。”《华尔街日报》还称孤独会提升早亡的概率,而这风险与肥胖或者“每天抽15根烟”带来的风险是相似的。

 

不过,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一项包括了480000名参与者的七年研究显示,(孤独和)健康威胁之间只是相互关联而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泰晤士报》(The Times of London),研究者发现当控制“教育、收入、吸烟、饮酒和运动”这几个因素时,社交隔离和死亡在统计上没有显著的关系。这支持了孤独是一种精神状态的观点,它基于一个人对于其社交关系质量的满意程度,而不是社交联系的数量。

 

对于社会来说,(孤独)会导致政治一极化。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在《纽约时报》中提到,孤独会使人更倾向于部族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孤独会驱使一个人认同某个持有特定政治信仰的群体,这个群体存在的原因可以仅仅是对持相反观点的群体的憎恨。而最糟的是,孤独会导致极端主义,正如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一案那样。

 

以上所有都是孤独的恶性循环的一部分:感到孤独会导致一个人抽离群体并消极地应对社会中的社交信号。这会导致以极端主义形式展现的对社会的强烈反对,例如加入仇恨群体、恐怖组织或者针对某些社会组成部分。

虽然研究是相矛盾的,但是哪怕没有健康问题,老年人也乐意通过增加看家庭医生的频率来寻求健康保障。根据彭博社(Bloomberg)的报道,在某些国家,连监狱系统也被滥用了。在日本,监狱成了“老年妇女的和平之地”,她们通过盗窃来寻求加入监狱社群的机会。

 

导致孤独的原因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University of Johns Hopkins)的心理学家2008年发表在《老年学杂志》(Journal of Gerontology)的一项研究显示,孤独的原因可能包括“工作量不足、失业、资金紧张和婚姻或家庭矛盾”。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一个严密的学术环境可能导致孤单,原因可能是因上大学的过度工作、家庭压力和财务负担。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药物滥用。为了缓解压力而酗酒或过度抽烟可能导致社交孤立,这可能破坏社交关系并增加社交抽离。《媒体》(Medium)的撰稿人丹·凯伦(Dan Kieran)称,一个健康的思维模式对于避免药物滥用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我因为度过了辛苦的一天而需要喝一杯,或者因为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而需要喝一杯来逃脱它,那我是不会喝的。永远不会。这是我的原则。我只会在想喝的时候喝—因为它很好喝。我不会将任何事情和喝一杯捆绑在一起。”保持这样的想法可以减轻过度饮酒的问题。毕业前喝酒都不叫酗酒这种说法都是在搞笑,不是合理的喝酒理由。

关于孤独,学术界的争论还在继续。孤独是否具有传染性?是否我们只是变得更能检测孤独了?英国的学者在六月称国家的孤独水平自从1930年以来一直停留在10%左右。但更深的了解和更普遍的意识让孤独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孤独的状态是否是传染性这个问题还尚无定论,但研究人员可以确信的是当今年轻人间的连接比起从前大大减少了。我们正处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所称的“性衰退期”——仅有10%的大学生处在长期恋爱关系中,而大约60%的学生都参与非恋爱关系的性行为。这可能为长期以来孤独水平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证据。

 

孤独的解药

 

在感到孤独的时候去负面地解读所有社交暗示,只会加剧我们与社会群体逐渐分离的恶性循环;改变这种思维模式是目前解决孤独感最有效的方法。卡乔波也鼓励人们重新诠释看待人际关系的方式。

“如果你自我隔离,或是只与网络上不展示真实面的人互动 ,就无法建立真正的联系” 。卡乔波说道。这正意味着,虽然浏览Instagram和reddit能给你带来归属感和团体感,社交媒体绝不足以替代现实中面对面的互动,真实的会面才能提高人际交往的质量。

卡乔波还建议那些感到孤独的人们主动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并打住将其他人的意图往坏处想的苗头。

 

预防孤独的措施包括从小学开始教导学生如何建立人际关系。CityLab的报道中表示,英国将在2020年9月开始实施该教育计划。这种 “社会教育” 将让孩子们了解到孤独的风险,并提出建立和管理人际关系的建议。然而,有人担心这种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和群体,毕竟通过实际经验学习如何与人交往,也许比课堂中系统的教学更为有效。

 

其他[可能的预防措施]包括将Alexa和Mabu一类的语音助手作为练习对话的对象。虽然大部分人工智能系统还不具备进行复杂对话的能力,但例如提醒人们服药或运动的简单互动也能有效地减少孤立感。然而在人工智能端口发展到《她》中展示的水准之前,与其他人的联系仍将是战胜孤独的首选。

 

保持独处,抛开寂寞

 

精神科医生欧文·亚隆(Irvin Yalom)将四项“人类存在的终极困扰”定义为“死亡”、“失去自由”、“行动缺乏意义”以及“隔离”——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孑然一身”。然而,“隔离”和“孤独”之间却有明显的区分:孤独是对人际关系的数量和质量不满而导致的。

如果孤独是一部永不响起的手机,那么隔离孤独就是在一小时的高效工作中设为静音,准备在休息时间查看的手机;如果孤独是在晚班列车上遇见正在亲热的情侣,隔离孤独就是因为见证激情的存在,而由衷地感到高兴。

隔离孤独是真心喜欢Instagram,这也是我的立场。也许和其他人的看法不符,但我认为是因为报道普遍认为Instagram是雕琢个人形象的工具,从而使人们不再相信社交媒体能准确地反映个人的生活。但我很喜欢看朋友的生活趣事,那会让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隔离孤独也是一次信心的提升。你必须相信你的朋友们确实喜欢真正的你,信任你的恋人真的爱你。当然,关系可能会时不时发生改变,但基本的信任是真实交流的基石。

隔离孤独的确也是伏案苦读——是数小时地练习大提琴、演算数学和物理题、或是像我现在这样,一个人写下这篇专栏。独自长时间全神贯注工作,是所有艺术和科技领域固有的需求。莱纳·玛利亚·里尔克 (Rainer Maria Rilke) 和亨利·戴维·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一众作家都能证实这一点。

明白隔离孤独不是孤独的表征,至关重要。伟大的作品源于隔离,但不一定出于寂寞。正如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反思的那样,长期的隔离可以被人际关系中的信心抵消,被“保持人性!和人见面,旅游,想喝酒的时候喝酒”的态度所打破。

我并不觉得最后那部分对所有人都有效,但是我确实认为,短期的孤独能够并存于幸福的人生之中——在工作使然的隔离周期之外,我们也应该能享受众多高质量人际关系为我们带来的满足感。

 

翻译/Translate: 牛敬怡/Jingyi Niu, 聂韬/Tao Nie, 吴雯堃/Amy Wu

校对/Translate:余思杭/Valerie Yu

终校/Final Read: 李映雪/Yingxue Li

研究生学生会成员投票决议建立抵制、撤资、制裁永久委员会

多大研究生学生会在其于二月二十六日举行的特别大会(Special General Meeting, SGM)上投票决定将抵制、撤资、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BDS)委员会设置为一个永久性的、长期的常务委员会。

 

根据2012年一项创立此委员会的动议,此委员会被授权支持多大“停止向所有串通违背国际法的公司进行投资”,其中包括“从非法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中盈利、从隔离墙和以色列人居住地的建立中直接获利、在以色列人居住地进行经济活动以及从集体处罚巴勒斯坦人中盈利”的公司。

 

此委员会的设立是受到了2005年大范围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BDS movement)的影响而进行的。该运动要求公司、大学和各地政府抵制以色列,以抗议以色列违背国际法、侵害巴勒斯坦人和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行为。抵制、撤资、制裁运动一直收到反对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企图剥夺以色列合法国家的地位并打击其经济。一些人指出抵制、撤资、制裁运动和其领导的特质是反犹主义,尽管该运动拒绝承认。

 

这项被提至特别大会的决议的目的是让抵制、撤资、制裁委员会成为一个常设委员会,它将由总理事会(General Council)创立,但领导权归属于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首轮讨论随着停止讨论*(“call the question”)的附属动议终止,并使辩论自动停止,进入投票表决环节。

 

[译者注释]“停止讨论(Previous question,又称”calling the question”/“close debate”/“calling for a vote”)”是一项议事程序,旨在提高议事效率,加快会议进度,对议题立即做出决策,通常用在简单、已达到充分共识的议案上,或与会者立场鲜明,不因讨论而改变立场的的争议性议案。

 

这项停止讨论的动议导致了大约24位成员离开会议室,此做法显然是试图通过使减少法定人数来强行终止会议。特别大会的法定人数被设定在150人,这些成员走出会议室后会议现场剩下的人数仅勉强达到法定人数。

 

反对成员在会议室的走廊外统计了人数。在意识到强行终止会议失败后,大多数成员重新进入了会议室,另一些人则直接离开。这项内部章程最终获得了通过,将抵制、撤资、制裁委员会提升至永久性的常设委员会的级别。

 

安大略省教育课程研究院(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学生会的大会代表、内部总干事候选人亚当·希尔(Adam Hill)在The Varsity的采访中解释了他反对此项动议的原因,但同时指出他拒绝参加离席活动。

 

他留在会议室里是因为他“想要将辩论继续下去”,希尔说,他通过试图“在停止讨论的附属动议正在被商讨时发声来反对停止讨论”。在关于反对此项内部章程的立场的解释中,希尔称他“不完全相信抵制、撤资、制裁委员会应该成为一个常设理事会。”而他又确实表态他认为其“应成为(抵制、撤资、制裁运动组织)的代表,因为我对巴勒斯坦人的遭遇十分同情。”

 

希尔继续说,多大研究生学生会的结构将导致抵制、撤资、制裁常设委员会的事业,反映多大研究生学生会整体的“组织命令和意图”。根据希尔的说法,这可能将使学生会在未来很容易以“歧视”的理由被原告方提起诉讼。作为回应,抵制、撤资、制裁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帕拉泽雷斯(Robert Prazeres)向The Varsity写道,“将从不遵从道德的公司中撤资称为‘歧视’是毫无根据的。”

 

“抵制、撤资、制裁运动支持与涉及侵犯巴勒斯坦平民的人权的公司和机构断绝往来,这仅仅是基于他们串通在一起违反人权的行为。支持这类行动是许多人权活动中经过考验的有效策略,更不用说这是一种在每个民主政体中保护政治表达的方式。”帕拉泽雷斯说。

 

迪恩·拉维(Dean Lavi),一位国际事务硕士一年级的学生,称他在原则上反对此项动议。

 

“我不希望我付出的钱和我所在的学校的声誉被和一些制造分歧、引起仇恨的事端挂钩,而且最终推动者杀戮和毁灭犹太人。”拉维说道。

 

他指出,许多抵制、撤资、制裁运动的支持者主张建立“根据其定义,需要清除平民、屠杀、种族灭绝和对500万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清洗的巴勒斯坦国。”

 

针对拉维在The Varsity的言论,帕拉泽雷斯写道,“这是绝对错误的,并且其中一部分是带着种族主义论调的阴谋论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的最终目的,已经在组织对运动本身的解释中被重复了很多遍,这是使以色列政府及与其串通的组织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尊重被广泛承认的并赋予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不强求更多但也决不妥协。”

 

在他对这项内部章程的支持立场的解释中,帕拉泽雷斯在修正案中写道,“这项动议将不会改变多大研究生学生会的运作方式,因为这项动议仅仅是将现有的抵制、撤资、制裁委员会从临时委员会变成一个长期的、可以基于持续运作的委员会。”

 

“抵制、撤资、制裁委员会需要每年由多大研究生学生会总理事会对其延续进行投票才能继续它的工作,这样就占用了学生会成员的更多的时间。”帕拉泽雷斯写道,“成为一个常设会委员之后,在他们学习之余的时间来进行有关人权的工作的志愿者们现在可以用这些时间专注于推动实际的撤资运动。”

 

关于是否允许媒体在场的漫长辩论最终获得有条件通过

 

在特别大会开始时,与会成员针对是否允许媒体成员留在会议室内展开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辩论。The Varisity是在场的唯一媒体。在一月的总理事会会议上,成员们投票通过了一项无条件允许媒体成员参加特别大会的动议。然而,在他们发现推动此项动议的成员并无在会议上如此行事的权力后,此项动议即被推翻。

 

因此,此次特别大会并不受任何媒体政策约束,与会成员需要针对是否允许媒体在场单独展开辩论。

 

大部分辩论都是围绕流程讨论进行的。

 

最终,与会成员投票通过允许媒体在场,但禁止对会议过程进行摄影、推特直播(live-tweeting)和网络直播(live-streaming)。

 

翻译/Translate: 陈慧怡/Huiyi Chen

校对/Proof:庞皓予/Haoyu (Simon) Pang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亨丽埃塔·拉克斯的癌细胞将长久存货用于生物医学研究

亨丽埃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是一名宫颈癌患者,她成长在弗吉尼亚州一个贫穷的烟草种植者家庭。于31岁去世。

正如丽贝卡·斯库特(Rebecca Skloot)所著的《亨丽埃塔·拉克斯不朽的一生》中所描述的,尽管经历着放射治疗让她从胸部一直烧到骨盆,但拉克斯的癌症一直伴随着她,直到她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去世。

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的“有色”病房里,她接受了白人医生的癌症治疗,医生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切除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她的医生从她的肿瘤中提取了一个样本给细胞生物学家乔治·盖(George Gey),后者一直在寻求找到能够在细胞培养中存活的人类细胞。

拉克斯的细胞现在被称为海拉细胞(HeLa cells),它使乔治能够培养出第一批人体细胞,这些细胞可以在受控条件下无限期地存活在捐献者的体外。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伊戈·斯塔格尔(Igor Staglja)表明,这将对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塔格尔说:“在我看来,海拉细胞最重要的应用是在研制出了第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1952年,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在海拉细胞上测试了他的第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然后进行大规模生产。”

除了在开发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发挥关键作用外,海拉细胞“在基因定位和研究人类疾病,特别是癌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斯塔格尔说。它们还被用于研究“辐射、化妆品、毒素或其他化学物质,甚至是对人体细胞有影响小分子药物”。

但在那之后的几年里,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没能告知幸存的拉克斯的家人,拉克斯的细胞是如何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用于解决世界各地医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的。斯塔格尔解释说,研究人员还从这些细胞中提取样本进行测试,却并未告知他们打算使用这些样本来研究海拉细胞。

相反,拉克斯的儿女却听闻“关于英国科学家利用海拉细胞进行克隆研究的断章取义的报道。”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们的母亲被克隆来做实验。

在传记出版前的几十年里,这家人一直生活贫困,无力支付医疗保险,而制药公司则从海拉细胞专利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斯库特的研究帮助拉克斯的孩子们找到了关于母亲的活细胞究竟是如何被用于医学研究的答案。斯库特还帮助拉克斯一家缓解了经济困难,她利用书中的版税建立了亨丽埃塔拉克斯基金会,为她的后代提供医疗和牙科保健。

 

海拉细胞在多大的研究

斯塔格尔的研究小组尤其对海拉细胞进行了研究,以研究膜蛋白相互作用或蛋白与蛋白间的相互作用为主,用于开发新的癌症治疗方案。利用海拉细胞,他的团队可以在没有人体受试者的情况下研究类人细胞的变化。

斯塔加尔将使用HeLa细胞进行一项发现的荣誉归功其研究团队,同时这项发现也成为了2017年一月《分子细胞》(Molecular Cell)杂志的封面故事。此研究项目详细描绘了受体酪氨酸激酶(Receptor Tyrosine Kinases)和蛋白酪氨酸磷酸酶(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s)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项筑基工作可能会引领新型治疗癌症药物的靶向

“HeLa细胞唯一一点缺陷即是它们无法拥有一个正常的人类核型,或是(一个正常)数值的染色体,”斯塔加尔解释道。一条染色体本质上是一整束DNA序列,HeLa细胞拥有76到80条染色体,而一名正常人类只拥有46条。

“这些额外的染色体来源于人类乳头瘤病毒的感染,从而导致HeLa细胞体的癌症,”斯塔加尔说。“因此虽然HeLa细胞可以在很多方面与人类细胞相似……它们并非完全可以代表人类。”

为了展示HeLa细胞异常染色体的影响,斯塔加尔表示,其研究团队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须证实“我们由HeLa细胞获得的结果在其他人类细胞系中也能获得。”

除此之外,HeLa细胞由于易于培养仍在被继续使用。

 

道德问题依旧存在

斯塔加尔表示,HeLa细胞于研究中的使用仍在引发道德伦理问题。他回忆,有一德国科研团队在2013年绘制了整个HeLa基因组,并在没有通知拉克斯家族的情况下将之公布于众。

“即使这样做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或规则,”劳拉·贝西克(Laura Beskow)在《基因组与人类遗传学年度回顾报告》(Annual Review of Genomics and Human Genetics)中写道,“但此类数据提供了关于亨莉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及其后代的一些概率信息,而如今已有成千上万人知道,因此关乎侵犯隐私与知情权的批评也愈演愈烈。”

研究人员拉克斯家族序列从公众领域删除作为补偿回应,并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主任与拉克斯家进行了交涉。

在最终协议里,贝西克写道,由NIH资助的,将HeLa细胞进行测序的研究人员“被期望能够将数据存储于访问受控的数据库。”期望学习此基因序列的研究人员必须提交申请以让委员会得以审查,而这也“包括拉克斯家族的成员。”

斯库特创作的书籍发行出版以来,拉克斯也同样收到了她对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正式提名。2013年,NIH承认拉克斯的贡献;同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于2018年的十月宣布将有一幢新研究型建筑以拉克斯的名字命名。

 

翻译/Translate:庞皓予/Haoyu (Simon) Pang, 樊佳奇/Cindy Fan

校对/Proof: 李雪迪/Xuedi Li

终校/Finalread: 李映雪/Yingxue Li

 

建筑学院研究生表示,新建筑楼的工作环境差强人意

多伦多大学约翰·丹尼尔斯建筑风景与设计学院(John H. Daniels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nd Design) 坐落在多伦多的士巴丹拿街一号(Spadina One)。 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 的建筑专栏评论家阿雷克斯·博兹克维奇(Alex Bozikovic)曾表示,此学院的大楼是“过去十年中加拿大最优秀的建筑之一”。但是,自从去年十一月这座大楼正式对外开放之后,建筑学院的研究生们就一直对大楼的设计颇有微词。研究生工作室里有限的操作台空间和欠佳的声学设计,正是学生们抱怨的主要原因。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曾夸赞士巴丹拿街一号的工作室为“一百一十英尺宽、没有柱子遮挡的房间”。然而,柱子和墙的缺失再加上高高的屋顶,使得极轻微的对话和敲打键盘的声音都可以传遍整个房间。

 

除了高噪音值,因为工作室里面的桌子没有隔离板,整体上也没有墙,整个工作室里面操作台空间不足,学生们的个人隐私也无法保证。

 

路易莎·肯内特(Louisa Kennett)是一名攻读建筑学硕士的一年级学生, 她表示:“你没有太多的空间来放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增建一些矮隔离墙应该会好些,但是我认为小隔间不一定能带来积极的效果,因为那会阻止同学之间进行讨论。”

为了解决缺乏个人隐私的问题,很多学生选择自己着手制作隔离板。

纳西姆·阿卜杜拉·萨尼(Nassim Abdollahi Sani)是一名攻读建筑学硕士的二年级学生,她表示研究生们没有建造这些隔离板所必须的工具。而且,做这些隔离板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木工活经验的学生们来说。

萨尼表示,“我感觉对于一个每周可能只来这里两三天,每次呆的时间又很短的人来说,建这东西没太大意义。”

尚恩·约翰斯顿(Shawn Johnson)是一名攻读建筑学硕士的二年级学生,关于噪音的问题,他表示:“当屋子里有一堆人的时候,无论怎样都让人觉得吵。人们焦虑的时候,你都能听到——如果这里只有一两个人,你能清楚地听到房间另一头的谈话。”

萨尼表示,噪音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敞开式的操作台上没有隔离。没有被隔开的台面导致了个人隐私以及空间界限的丧失。“大家没有特定的空间来做自己的事情,如果我开始工作,可能就把我旁边的人的空间给占用了。”

 

开放式空间背后的动机

 

丹尼尔斯建筑学院的院长理查德·索梅尔(Richard Sommer)表示,旧教学楼里面的研究生工作室把每个学生分配到各自的小隔间,而且这些隔间都有很高的墙来保证个人隐私。但是对于新楼里的布局,他表示:“这么分配工作室内的空间是为了 促进学生之间的合作,把之前一些个人空间分配成合作空间。”

 

索梅尔表示:“我不知道有没有实证显示学生们减少了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我们之前没有具体调查过有多少学生在老楼里工作。据教职人员说,目前在工作室工作的人和之前一样多。”

他还表示,新楼里的工作室占地面积比之前的大,但是他也承认,不是所有学生都喜欢这项变化。

关于如何解决噪音和个人隐私的问题,索梅尔建议学生去图书馆、制造实验室或者大厅工作。

 

建议措施的可行性

 

关于索梅尔让研究生们去图书馆等工作室以外的场所工作的建议,约翰斯顿表示,这在进行非建模性工作时不免是个好主意,“图书馆的环境肯定是更加私人化的,而且对于学生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非常便利的选择。”

 

但是对于模型类的工作,约翰斯顿表示:“如果你想自己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建模型,就不太可能会选择图书馆做这件事情。难免有点奇怪,你说对吧。”

萨尼也表示:“所有的材料都放在工作室,我们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储存在图书馆。我们也不能背着材料来回走,否则所有东西都会变得乱糟糟的。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的操作台成为一个能建模、同时也能供我们储存材料的地方。”

萨尼表示, 其他办法,比如扩充工作室内的车间设施,也有可能帮助解决当前的窘境。她表示:“对于建模来说,工作室车间跟图书馆比起来要好太多了。图书馆是让人们去写论文、做研究的地方,不是让我们来建造模型的。”

在我们的采访中,虽然有三名研究生表示比起之前的个人工作空间,他们更喜欢这种新型的合作式工作区域,但是他们相信工作室当下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约翰斯顿表示:“在工作室里工作代表着你可以从其他同学那里得到很多反馈。这种开放式的空间最好的特点就是它鼓励大家合作。”

萨尼表示:“之前工作室的问题在于它面积较小,天花板也比较低,让人感觉像是在办公室。”

萨尼还说:“这个新工作室的优点在于,它开放式的设计使你可以和很多人同时进行互动,你可以看到其他人在做什么 ——这就是我热爱这个工作室的原因;但同时,这里也完全没有隐私。所以,我理想中的工作环境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索梅尔表示,建筑学院的研究生能有自己的工作室已经是一个“难得的特权”了,但是同时他也承认,新楼的一些变化“并不是所有学生都乐意接受”。

当被问到新建筑的布局是否达到了其鼓励学生合作的目标时,索梅尔答道:“总体来说是的,虽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设计初衷。”

 

翻译/Translate: 李雪迪/Xuedi Li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