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回报(No Strings Attached)》和《朋友也上床(Friends With Benefits)》是我最喜欢的两部浪漫喜剧，它们都围绕着现代社会的常见关系形态——炮友而展开。虽曾属禁忌，但随着时代进步，非正式性行为早已成为常态，甚至成为浪漫喜剧中的主流题材。

 

但在看似现代的故事背后，是对过时比喻的依赖。《不求回报》中，当两位年轻的主角参加夏令营时，由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饰演的艾玛(Emma)邂逅并安慰了由艾什顿·库彻(Ashton Kutcher)饰演的、父母离异的亚当(Adam)。

 

“人们总有一别。” 年轻的艾玛说。这明显表明了她对承诺的抗拒，这一细节也推动了电影其余部分情节的发展。

《朋友也上床》的开场同样给角色提供了随意性爱的动机：两个主角都被他们的长期伴侣抛弃了，这也使他们开始怀疑爱情。

 

“人们是因为受到伤害才会发生性关系”这种观念早已出现，而且通常是针对女性。甚至最近的一些电影，比如艾米舒默(Amy Schumer)的《火车出轨(Trainwreck)》，也强化了这样的观点: 女人之所以到处乱搞，是因为她们害怕亲密，渴望得到关注。

 

影片刚开场，父亲就告诉艾米，“一夫一妻制是不现实的”。 这让她不断酗酒并追寻一夜情。观众应该把她的生活看成一场灾难——正如电影的名字一般。当比尔·哈德(Bill Hader)饰演的亚伦(Aaron)说服艾米与他确定一夫一妻制的关系时，她经历了一些矛盾并最终改变了自己的方式。

编剧在构建情节时，巧妙地运用了经典童话故事的结尾——公主被她的白马王子拯救，只不过这个古老的故事被放入了现代的环境。当大屏幕上出现越来越多的随意性行为时，我注意到像艾米这样的女性角色经常被描绘成情感上有问题，才导致她们的性选择很难被理解。相比之下，男性的滥交很少被精神分析或定义为性格缺陷。

大一那年我和一个朋友开始发生关系的时候，一点也不像这些电影里描述的状态。我们没有花时间制定规则。我们仍然坚信存在爱和承诺，只是不从对方身上寻求这些。当时我们十八岁，是朋友，彼此吸引，又住在同一个宿舍。

这种关系是为了方便而形成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复杂。曾有几次，我以为我对他产生了感情。然而，我很难区分，自己是真的想要一段感情，还是只想要从性关系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我常常对这种状况感到不快和矛盾。我曾告诉他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但后来又再次发生。我会想，选择和朋友上床是否意味着我从某些角度来说观念有些问题。

讽刺的是，直到别人说出了我一直在对自己说的话，我才意识到这多么可笑。一位男性朋友最近给了我这样的建议: 如果我想让男性觉得我有吸引力，我就会拒绝继续跟他们上床。他说：“男人不喜欢四处留情的女人。”

我意识到，我给自己强加了这么多的批评，却从未评判过和我睡在一起的那个家伙。此外，通过判断别人的性经历来判断其价值的人，可能不会是我生活中想要的朋友或男朋友。

非正式性行为有它的好处。我当时是与一个尊重我且重视我的愉悦感的人上床。我意识到性可以真的让我得到享受。这段经历也迫使我去面对我已经内化的双重标准，最终使我与性的关系变得更好。

对于年轻女性来说，掌握自己的性关系的方法并没有一个人人适用的形式。虽然有些人无法在一夫一妻制之外拥有良好的性生活，但也有人觉得一夜情很适合自己。我们并不想要同样的东西，但我们都应有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社会需要明白，女性是有能力的成年人，而不单是性对象。

 

在由性爱、爱情和亲密关系组成的维恩图中穿行，对于影迷来说，是一个吸引人的话题。但我更希望挑战误解，而不是强化误解。流行文化需要一种新的叙事，不把滥交等同于伤天害理和玩世不恭的叙事——我们都应该放弃对女性性选择的病态化。

当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在中央车站，用一群人快闪给米拉·库尼斯(Mila Kunis)带来惊喜时，又或是阿什顿·库彻(Ashton Kutcher)无条件地送给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一束胡萝卜——因为她讨厌花——时，你仍会看到我的眼泪。但我知道，真正的女人不需要一个背景故事来解释她们的性选择，也不需要一段过往关系来证明值得被爱。

 

翻译/Translate: 王蔚/Wei Wang

校对/Proof：庞皓予/Haoyu Pang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几周前，布洛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准许戴维·施密尔彭尼克 (David Schimmelpenninck)教授在因涉及学生性骚扰案件而缺席三年后重返教学。布洛克学生举行抗议活动以回应这一决定，要求施密尔彭尼克辞职。 最终，该课程在开课之前被取消，但是校方根本不该允许这名教授返回，而这已经不是加拿大大学第一次错误地处理性骚扰指控了。

近年来，学术界兴起了一种盛行着诱导、骚扰、和虐待行为的病态文化。无论是2016年针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一位著名教授的指控的隐瞒保密，还是在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的创意写作系中，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投诉之后才在去年浮出水面的性骚扰事件，都昭示了这一现象。

受害者们表示，教授们的骚扰行为使他们感到被侵犯，也威胁到了他们的学业。上周，多大“沉默即暴力”组织（注：Silence is Violence是一个由性暴力受害者组织、领导的校园集体）发表的一份新报告中也包含了许多教授性骚扰、袭击学生的令人不安的故事。

这份报告应成为多伦多大学审查其对于处理学生与教授之间性关系的政策的催化剂。虽然对一些看似经过双方同意的师生关系进行调查似乎偏离了根除单方面性骚扰行为的初衷，但现在校方应该认识到，师生之间的权力失衡会削弱建立自愿关系的可能性的时候了。

目前，大多数加拿大大学都没有明确禁止这种关系。在多大，教授可以与学生发生性关系或恋爱关系，但必须向其所在的系主任进行报告。然后，系主任将负责解除教授与该学生有关的任何专业职责，或任命第三方监督这些决定。

虽然这些指导方针很重要，但它们远远不足以保护学生或干扰学术界的不良风气。

考虑到这一原因，耶鲁大学及哈佛大学等美国高校已经因此而禁止学生和教授之间产生任何恋爱关系以及性行为，而多大应该效仿他们。

多伦多大学学生会 (UTSU)主席安妮·鲍彻(Anne Boucher)告诉《环球新闻》(Global News)，她倾向于认为如果教授没有在对学生授课，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 “学生是成年人”。

然而，一名教授对学生的影响远远不止一门课的最终成绩。他们通常是学生拓展人脉、获得科研项目及出版学术成果机会的的关键渠道。 他们控制的影响范围既能推动学生的职业发展，也能危及该学生的职业生涯。

学生与教授都是校园社会等级的一部分。 即使教授没有直接授课，他们的经验、年龄和声望都使他们比学生拥有更多的权力。全面禁止师生关系仍然是确保不发生任何不当滥用权力事件的最佳方法。

讽刺的是，大学的一些部门已经认识到权力的不平等可能会导致学生被迫“自愿”发生关系。 我大学一年级居住的宿舍明令禁止学生和宿舍管理员之间发生恋爱以及性关系。虽然年龄差异通常只有几年，但是宿舍管理员是应被大一新生们视作能调解冲突的导师。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追求学生的管理员会被认为是违反信任者。 如果居民与宿舍管理员之间的恋爱和性关系被认为是不恰当的，那么学生与教授之间的关系（往往年龄和权力的差别更大）应该更加不可被接受。

对师生关系下禁令将明确地划分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当教授们越界时，他们不再能假装无知了。希望这将迫使他们停止占学生的便宜。至少，它将证明大学管理部门不会容忍这种行为。

委身于教授的非分要求——还是在有可能危及到他们学业和未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学生应该面临这种处境。像鲍彻这样的学生领导需要认识到的是，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关系早就应该被禁止，而他们也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推动相关政策的发展。

大学管理部门必须认识到他们在塑造部门风气方面所能产生的影响。是时候出台一项新的政策来完全禁止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关系了。

阿米莉亚·伊顿(Amelia Eaton)是伍兹沃斯学院政治学与伦理、社会与法律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她是The Varsity学生生活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钱文聪/Wencong Qian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作为一名学生，书本在我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不只是一页页纸张，而是知识、创意、与真相的载体。

上个月，一张显示成百本书籍被丢进蓝色回收垃圾桶的照片在一个多大表情包网页上发布。我不敢相信丢弃书本的行为竟在我们的校园里发生。这些书本可以被捐给慈善机构、图书馆、公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正如该图里指出的：“除了直接丢进垃圾箱，还有其他许多选择。”

 

“没有人要”

 

我联系了发布照片的学生阿利基·比斯卡基斯(Aliki Bitsakakis)，她向我讲述了发现被弃书籍那天的情况。

行政部门告诉比斯卡基斯，这些书都是大学学院图书促销(University College Book Sale)之后“没有人要”的剩货，并表示如果学生们想要这些书，必须赶在周五之前取走。比斯卡基斯及她的同学马琳格·林伯格(Marley Greenberg)、罗宾·麦德(Robin Medd)、格鲁沙·辛格(Grusha Singh)和杰林·斯塔克(Jaylen Stark)为了拯救这些面临丢弃的书籍自发进入了“紧急模式”。

他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为这些书找新家，鼓励学生们去临时搁置书籍的地点——罗素街(Russell Street)和士巴丁拿大道(Sapdina Avenue)边的小巷里自取书本。收取捐赠书籍的公益组织“重生”(Second Life)得到消息后前来取走了一半的书籍。剩下的书由学生们运到了西德尼史密斯楼(Sidney Smith Hall)的休息室里。

据比斯卡基斯统计，学生们一共拯救了大约一千本书籍。面对他们惊人的成果， 她却表示“我们这次的行动本不应该发生”。对于将读书学习作为生活重要部分的学生们来说，这一次拯救行动的成功更含有令人不安的深意。所有被丢弃的图书都不算破旧，有一些写着之前读者的笔记，有一本甚至夹着一封作者感谢读者支持的回信。这些书为什么最初会遭到抛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比斯卡基斯与斯塔克再次拜访多大学院行政部，并与图书促销的主管狄波拉·谭(Deborah Tam)取得联系。她确认是自己要求回收部门丢弃这些书的。我邀请她为校报进行评论，谭没有回复。

谭在回复比斯卡基斯的邮件中表示，每年的图书促销都面临着书籍数量过多而仓储空间不足的问题。今年，有超过250箱图书没有被卖出，而活动的组织者们只有一天时间将它们运离多大学院莱德劳图书馆(Laidlaw Library)。

谭在邮件中写道：“其他也有图书促销活动的学院，例如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s College)、和圣麦克学院(St Mike’s College)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没人想要的话，我们也不愿看到图书被丢进回收箱。”

谭的回复中的矛盾在于，这些图书并不是没人想要，而完全能找到新家。它们被比斯卡基斯和她的朋友们带到西德尼史密斯楼之后，学生们对有免费书籍拿都十分兴奋。将状况良好的书籍丢弃是完全不必要的，维多利亚学院与三一学院的图书促销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双方都有明文规定，会将剩余的书籍全部捐出。

维多利亚学院图书促销的负责人南希·卢赫克(Nancy Ruhnke)写道：“所有剩余书籍都在国内外不同的地方找到了归宿。每年，我们都会将书籍捐赠给位于菲律宾的一家图书馆。之前许多年，剩余书籍曾被运往中国，用于支持在那里建造一座加拿大图书中心的计划……从来没有一本好书被浪费掉！”

三一学院图书馆之友主席南希·格兰汉姆(Nancy Graham)解释说：“三一学院图书促销有许多例如 ‘重生’等慈善机构的合作伙伴，他们确保尽可能多的图书远离垃圾场回收站，被递交到新读者的手中。”

 

令人困扰的模式

 

考虑到三一学院与维多利亚学院的运行方式，我情愿相信弃书行为只是大学学院一时疏忽。但比斯卡基斯指出丢弃书本或许是多大的惯例，令人警醒。负责运送回收品的校工告诉她，丢弃书本在多大已成常态。

去拯救书籍的那一天，比斯卡基斯在小巷里遇见了一位前来挑拣书籍的男子。他告诉比斯卡基斯自己经常到这里来帮他的妻子带回一些书。废弃物与回收物品管理部门的主管雷诺·斯坦诺(Reno Strano)证实，常有人在被丢掉的书中挑挑拣拣，而他也不曾干涉。“只要他们不惹麻烦就行。” 如果说人们觉得这些弃书仍有价值，那么它们绝对是可以被捐赠给公益组织的。

斯坦诺说，问题在于，在必须处理包括来自图书馆的、“源源不断的”书籍的同时，废物管理部的“空间和资源”也十分紧张。出于这些原因，斯坦诺并不总是有机会向当地组织的捐赠书籍。并且根据多伦多大学的书面定义，只要这些书被送到回收中心而不是垃圾填埋场，这个过程甚至可以算进减废额度。

 

一些送到废物管理部的书籍被放置在学校的旧物交换店(Swap Shop)里，学生和教职人员可以在那里购买打折的书籍和家具，所有收益都将被捐给归联合大道(United Way)。

 

我在阅读周期间与斯坦诺见了面，他带我进行了一次参观。走下狭窄的楼梯，步入博登南楼(South Borden Building)昏暗、闷热、尘土飞扬的地下室，我打量着这家书店和里面堆满的书，它们被成堆的放在书架上，装在蓝色的箱子里。

 

虽然这家书店鲜为人知，但里面应有尽有：小说、非虚构小说、传记、教科书一应俱全。在这里买书很划算：只要一加元，你就能随便拿——只要你拿的下。但它只对多伦多大学的学生一周开放一次，而且一次只开放两个小时。书店里没有被买走的书将被回收。斯坦诺表示，把书扔掉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

 

我对我这一天的发现感到失望。把书送到回收中心仅仅比送到垃圾填埋场好一点点。在一天结束之时，书仍然会被破坏，而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买不起新书的人，就失去了阅读它们的机会。扔掉书不仅仅是淡漠的，这一行为违背了大学应该代表的一切，称其为减废只是对这一惨状进行麻木不仁的侮辱。

 

政策的缺失

 

对于一所以“可持续发展文化”为荣的大学来说，把书放进回收箱的形象令人担忧。多伦多大学在2004年建立了一个办公室，致力于发展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学校已经建立了重复使用多余图书的系统，鼓励图书销售组织者向当地组织捐赠图书。然而，当我询问这些系统的细节时，对方只提到图书馆在其内部网络中交换图书。

数以百计的书已经被丢弃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多大现存的系统是无效的。虽然鼓励可持续发展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实际、有效的政策，就不能阻止图书促销策划者们或图书馆把完好无损的书扔掉。

 

问题在于，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在多大并没有创立、授权、以及推行相关政策，或监督其他部门进行相关工作的权力。据办公室发出的电子邮件称，他们创办的目的只是为了“接轨、启发和教育”。当我追问这话的具体意义时，只收到了以下的回应：“我们有在进行一些旨在促进校园社区可持续发展文化的体验和交流项目，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相关信息。”

导致书籍被丢进回收站的校内结构性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如果旧物交换店想要解决图书过剩的问题，它需要更多的广告，每周开放更多时间。多大应该实施一项政策，要求将不需要的书要捐赠或提供给人流量大地区的学生，而不是放任它们被丢弃。

 

切实可行的大学政策的缺失正是比斯卡基斯、格林伯格、麦德、辛格和斯塔克等学生的行动是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们不仅为近1000本书找到了新家，而且还揭露了这所大学的绿色形象与实践之间的显著差异。

 

现在，学生们希望成立一个俱乐部，致力于防止所有完好无损的书籍被扔进回收箱。这些行动有望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能拯救数百本书，还能向校方展示图书对学生的重要性，并促使校方改变做法。

 

Amelia Eaton是一名伍兹沃思(Woodsworth)学院政治学与伦理、社会与法律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她是 The Varsity学生生活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姚静姝/Helen Yao, 聂韬/Tao Nie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即将来临的大麻合法化不仅是政府和法律关心的问题，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教育机会，帮助大学消除毒品使用污名、在各校区普及毒品教育、以及修复校园文化。

 

多伦多大学学生成就(Student Success)部门高级主管希瑟•凯利(Heather Kelly)曾说过，在大学计划将现有的关于酒精和烟草的规则应用于大麻上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学生）知道当他们发现自己或朋友遇到麻烦时该如何处理，以及如何识别他人可能需要帮助的迹象。”教育学生使用更安全的药物是至关重要的，但关于在哪和如何实施这种教育仍然不明朗。

 

多大早就该承认学生吸毒了。甚至在大麻合法前，去年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多大学生上报了大麻使用。现在它不再是非法药物，我们有必要将使用与滥用作出区分。

 

例如，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可能会转而用大麻作为自我治疗而不是寻求专业帮助。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加拿大各地的青少年都用大麻来自我疗愈，以缓解压力和焦虑 。随着大麻越来越容易获取，大学管理部门需要教育学生如何与药物保持健康的关系。

 

大麻教育旨在对抗大学文化中，过度饮酒和过量用药趋于正常化的部分。 但是，大学管理部门不应试图以零容忍政策来抵制这种文化。相反，他们应该接受学生饮酒和使用药物，并重点关注学生安全。

 

加拿大公共卫生协会(Canadi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执行主任伊恩•卡尔伯特(Ian Culbert)说：“尝试是成长的一个自然的过程”；因此，大学管理部门和学生会应该采取“主动向所有学生提供相关教育资料”的方案。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在尝试后避免不良后果。尽管研究表明不同的种族群体大麻使用率都相似，但2017年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的调查发现，在多伦多，没有犯罪记录的黑人因藏大麻而被捕的可能性是没有犯罪记录的白人的三倍。

 

随后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整个加拿大，黑人因持有大麻而被逮捕的几率和本土原住民不成比例。大麻合法化未来有可能襄助结束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但许多人认为加拿大应该进一步赦免所有因持有大麻而留下犯罪记录的人。

 

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兼大麻特赦研究主任阿夸西•奥乌苏本帕(Akwasi Owusu-Bempah)呼吁联邦政府施令全面赦免。奥乌苏本帕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由于大麻禁令对边缘化社群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所以特赦对于公平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特赦应伴随大麻合法化，反种族主义教育应是大麻教育的核心。历史上，政府因种族化的社群联系将吸毒定为犯罪是合理的。因此，消除污名不仅要挑战对毒品使用的误解，也要消除那些长期以来致使误解的种族印象。

 

此外，大麻教育必须包括关于许可的讨论。多大可以借这个机会挑战女性需要为性暴力负责的观点。关于常常把饮酒安全问题的责任推到女性身上——因为女性没有克制饮酒而导致受到性侵犯。对药物使用和许可进行新的讨论是必要的，因为性暴力不会因为要求女性不要喝酒或吸毒而停止。

 

正如Vice杂志中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大麻的使用与性关系许可之间的关系往往都被忽视。即使被讨论了也只是简而化之。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性与酒精的结合大大的增加了女性遭受性侵犯的风险……但大麻从未被证明会增加性侵犯”的风险。

 

这样的说法，是将性暴力归咎于药物而非作恶者社会倾向的典型。通过许可教育可以对抗并减少校园性暴力，并创造出让作恶者真正负起责任的文化。

 

学生和学校管理层可以共同努力去现实这种教育。多大或多伦多大学学生会（UTSU）可以参考英国谢菲尔德学生会(The Sheffield Students’ Union)为学生提供的如何安全使用非法药物的资讯。

 

像加拿大学生敏感药物政策(Canadian Students for Sensible Drug Policy)这样的学生组织致力于授予学生安全用药的信息，该组织在多伦多大学也有分会。大学管理部门也可以参照目前关于性教育和预防暴力的模块，建立一个关于安全用药的在线培训模块。

 

大学管理部门和学生会应利用他们的平台向学生提供关于安全使用大麻和其他药物的信息，以及这些物质会如何影响人的协议能力。大学社群还应认识到学生因大麻被定罪造成的不公正，并思考未来如何修复这些问题，比如支持大麻特赦。

 

当药物使用渐渐被视为公共健康问题，而非道德或犯罪问题，大麻合法化标志着一种重要的文化转变。然而，只有包括大学在内的有影响力的机构在药物使用上选择教化而谴责，才有可能实现这种转变。

 

阿米莉亚 • 伊顿(Amelia Eaton)是伍兹沃思学院(Woodsworth College)二年级政治科学与伦理、社会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同时，她也是The Varsity的学生生活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钱泳欣/Janice Chin

校对/Proof: 余思杭/Sihang(Valerie)Yu

终校/Final Read: 李映雪/Yingxue Li

 

 

如果你打算修一门语言课，那么多大可以为你提供四十多种选择，其中有亚拉姆语、圣书体[1]、古希腊语等。但即便是号称囊括“学无止境”的多伦多大学，也仅在世嘉堡一个校区开设了美国手语(American Sign Language)课程。这一现状应当得到改善。

[1] 埃及的象形文字

所幸，圣乔治校区(UTSG)中已有人在推动美国手语课程的引进。这一提议最初由听障学生迈克尔·小萨马卡伊(Michael Junior Samakay)提出，他是多伦多大学美国手语俱乐部的创始人。自七月以来，在他的提议下，文理学院学生协会(Arts and Science Students’ Union) 一直致力于美国手语的课程提案的实现。共同参与此项工作的还有多大学生会副主席兼事务主管乔什·格伦丁(Josh Grondin)、语言学本科生(Linguistics Undergraduate Students)和平等教育学生会(Equity Studies Students’ Union)。

当我与萨马卡伊初次见面时，我对手语一无所知。当他教我如何用手指拼写出我的名字和一些基本词汇之后，我便有了自学手语的决心。我通过一些网络研究了解到，美国手语不仅仅是将英语翻译成手势，更是一门具有自身语法体系与生命力的复杂语言。我意识到，连正确地理解这门语言必须通过课程系统地学习，更别说要熟练地掌握它了。然而（学校里）并没有相关的课程供我选择。

当然，在多伦多大学设立手语课程的重要性远比满足我的个人兴趣重要得多。我不是唯一一个想要学习手语的学生。萨马卡伊通过邮件告诉我，大多数向他学过手语的人表对手语非常感兴趣；由于同学们渴望继续学习却又找不到途径，他才想要推动对手语课程的引进。

撒马伊卡的手语俱乐部脸书主页累计点赞数超过五百，从多大学生对该俱乐部的关注程度可以看出，同学们对学习手语有强烈兴趣。然而即便（学生们）有这样的热情，多大在提供手语课程方面仍落后于瑞尔森大学、约克大学、卡尔顿大学及卑诗大学等加拿大院校。

在蕾娜·海姆斯·帕克(Rena Helms-Park)教授的引领下，自2007年起，世嘉堡分校将美国手语作为一门语言课引进其课程体系。她在邮件里告诉我课上收到的积极反馈，以及迫切想要选进这门课的学生人数。她充满信心地说，世嘉堡的手语课程为学生提供了“无尽的价值”。

同时，她也介绍了这门课能给学生带来的专业发展机会。她解释道：“学习手语是取得听力学和语言病理学专业资格的第一步。”同时，这项技能也有利于学生取得在医院，诊所及学校的志愿者机会。

海姆斯·帕克教授告诉我，说：“我们的一位毕业生瑞奇·周(Ricky Chow)现在正在桑尼布洛克医院(Sunnybrook Hospital)做关于人工电子耳蜗的研究，其主要针对于在粤语音调上的听觉。她还说道，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手语课程是进入康复科学领域的预备课程。”

圣乔治和密西沙加由于没有设立手语课程，导致其学生失去了这些机会。萨马卡伊指出，任何从事公共事业的多大毕业生都可能从手语课程中受益。因为“他们（在工作中）极有可能遇到有听力障碍而必须使用手语的人。” 大学教育在促使学生接触非主流的语言和文化时，也教会他们选择更有利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去学习。

如果大学未能提供手语课程，将会无形中忽略了听力障碍者的需求。这最终可能会演变为全社会对听力障碍者的漠然与歧视。加拿大听力障碍者协会认为，由于“系统性歧视、不合理的优先权和单纯地忽视”，使得加拿大听力障碍者的权利被侵害。

手语学习并不能涵盖听障者文化的全部，但这是打破听力障碍者与普通学生之间交流障碍的第一步。正如文理学院学生协会的约书·亚博马(Joshua Bowman)所言，开设正规的美国手语课程便是在“建立沟通的桥梁。”

萨马卡伊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手语缩小了听力障碍者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他还说，作为正常大学中的听障学生，当其他学生了解一些基本的手语时，“（他）会对大学生活产生归属感。”

总的来说，提供手语课程将为大学的无障碍环境提供实质性支持。博马认为，“将无障碍这个词挂在嘴边是没有意义的。多大需要通过设立美国手语课程来维护其无障碍的校园环境。”

多伦多大学可以通过在其三个校区中都设立手语课程，从而为学生改进校园乃至与全社会无障碍环境提供有力工具。比如，世嘉堡校区的一些学过手语的毕业生就创建了“由听到说”公益组织，致力于提高加拿大及发展中国家的无障碍环境。

在圣乔治校区推广美国手语课程的前景是乐观的。十月初，文理学院的学生协会、院长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及其他管理层人员讨论了手语课程的提案。据博马提供的信息，院长给了提案正面的反馈，而管理层则协助着手收集相关信息。

与此同时，萨马卡伊建议学生们在脸书上为多大手语俱乐部点赞，以学习更多手语知识。我们应使这一文化活跃起来，使学校意识到其价值所在。

开设美国手语课程的提案本就是一种进步。校园中残障人士生活/学习便利问题仍然存在，但学生们同心协力解决问题却是难能可贵的好现象。

 

 

翻译/Translate：姚静姝/ Helen Yao

校对/Proof：陈雨桐/ Yutong Chen

终校/Final Read：李映雪/Yingxue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