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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务延迟只会增加学生压力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文理学院(Faculty of Arts & Science)的学生遭遇了一系列不便。在冬季学期开始的时候，个别秋季学期的课程分数依然未在ACORN上显示，甚至有些分数直到1月17日才公布。CSC236, CSC324, CSC411, STA347, JAV200和ARC251等课程的同学尤其受到了影响。

文理学院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或道歉。恰恰相反，学院注册兼本科学术服务主管(Faculty Registrar and Director of Undergraduate Academic Services)黛博拉·罗宾逊(Deborah Robinson)对此辩解称大部分学生在1月11日之前就看到了他们的分数。

最近，“技术问题”又造成了文理学院期末考试日程表公布的延期。有些学生在反复刷新页面后确实看到了日程表，但是本应公开可见的日程表却只被少数人得以见到。

尽管几天后，期末考试的日程最终在网上公布，文理学院却并未就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更不要说提供任何形式的道歉。他们发布了一个表情动图，动图中学生因为期末考试日程终于可见而兴高采烈。

尽管这两个延迟似乎都只是造成了些许不便，但事实上它们给学生们带来了很多问题。第一学期成绩公布的延迟造成了许多不确定性：部分学生不确定他们自己是否满足了心仪专业的指定标准，他们也不知道是否达到了专业的分数要求，或者他们是否需要重修课程以获取更高的成绩。

尽管期末考试的时间所幸只延后了几天发布，我们却可以想象无法得知考试时间将造成的潜在问题。推迟考试，或者由于冲突重新安排考试时间，是一个极其繁琐的任务。而且日程的不确定性同样令学生无法及时地规划他们的夏季安排。

在这些延迟之后，文理学院也仅仅只是感谢了学生们的耐心。他们真正应该做的是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澄清任何技术问题并同时告知学生这些问题将如何被解决，即使具体的解决时间还无法确定。

同样重要的是学生需要知道这些延迟仅仅是由于系统偶然的故障，亦或是反映了文理学院存在更大的技术或组织问题。学生有权利知道发生了什么，尤其因为他们已经为学业倾注了这么多。分数延迟的后果非常严重——对那些需要分数来申请研究生或工作的学生来说，它们甚至可以影响教育或职业进程。

顺便一提，多伦多大学(U of T)的技术问题不止发生在文理学院。2017年5月，在登陆本应恢复畅通的时候，几天时间内有数千名多伦多大学学生的电子邮箱账号无法登陆。然而，那次有关部门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这些账户暂时不能用是为了更方便地转移到一个本地数据中心。不能使用毫无疑问令人不快，但至少我们理解了问题的来源，并且知道大概率不会再发生。

希望期末考试日程的发布意味着文理学院技术问题的终结。否则，我希望学生的不悦至少可以令文理学院在尝试解决未来发生的问题的同时，更加大方地公布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译者注：艾迪那·海思勒(Adina Heisler)是一名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英语和女性与性别研究专业的大三学生。她是The Varsity的学生生活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杨典潼/Diantong Yang

校对/Proof: 王佳盈/Sandy Wang

终校/Final Read: 管亦笛/Yidi Guan

表情包里都有啥？

哪怕你在脸书(Facebook)上没有那么活跃，也很可能会在某个表情包小组中。多伦多大学最火的几个表情包小组包括拥有超过13500名成员的“多大潮人表情包”和拥有超过3000名成员的“真·多大蓝少年表情包”。这些小组均有管理员，尽管一些内容可能不能通过审核，或不久就被删除，这里仍然是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的自由地带。

韦氏辞典将表情包定义为“一种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有趣或搞笑的事物。” 我倾向于将表情包视为网上的圈内梗，且通常是一群有共同经历的人才懂的圈内梗。就多大表情包小组来说，这个“经历”便是作为这所大学的一名学生。尽管可能会有人质疑重视这些表情包的必要性，我认为它们在展现学生的顾虑和焦虑方面，比其他任何媒介都强。

这点并没有被这一媒介的非正式性所影响——反倒正是因此而产生。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媒介即信息。

麦克卢汉曾反复提到诸如电视、印刷品或广播的媒介会如何塑造我们看待世界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们同样可以认为，他的思想在表情包和网络文化中也有所体现。表情包使一种一般在其他交流形式中无法呈现的自我表达得以实现。通过表情包表达对学校的疑虑比通过官方渠道投诉要轻松，且通常还可以博得关注。反之，表达自我时对公众人物的强制性尊重在此时是不必要的，且话题禁区很少。创作优质表情包所需要的不外乎就是一种幽默感，以及知道这个群体可以理解你的表情包这一点而已。

伊丽莎白·布吕宁(Elizabeth Bruenig)在其发表于《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为何千禧一代的幽默如此古怪？》中，从经济焦虑到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讨论了生活的荒诞主义是如何使千禧一代屈服于古怪的包围中的。在多大表情包小组中，你可以发现大量特别奇怪的表情包。比如有一个表情包教你如何看上去像一个罗特曼商学院(Rotman Commerce)学生——穿上昂贵而不显眼的西装领带，并买片薯片放到自己的肩膀上。另一个用来反驳三一学院学生否认该学院很“特别”的表情包用了一张学院本身的照片：一面教堂彩色玻璃窗，画着一个手里拿着学院的照片的天使。

对于一名外人来说，这些表情可能无法理解，然而它们成功传达了多大生活特有的焦虑和奇特——在这里特指特定专业和学院的焦虑和奇特性。相似地，小组当中的其他表情关注了多大集体中其他的普遍概念，比如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滑稽动作，或那些遍布校园的说学校“没有界限”的海报。

如布吕宁所说，我们生活中的压力，包括极端的学业压力、高额的学费、不断增加的职业不稳定性，以及崩坏的心理健康体系，已经无可避免地屈服于“超现实和奇幻”中。但是表情包已经将我们的焦虑变成了别的东西——要我说就是，一种无边界地东西。表情包帮助我们在不依赖正式语言的情况下交流和分享关于学生生活的内涵梗，强化了我们作为本校学生地集体归属感。事实上，很难想象这些表情包的内容该如何用其他形式表达。

我们的表情包挖掘了一个鲜有学生出版物和组织能真正理解的东西，并且帮助我们提升关于那些原来可能是隐私的学生生活的共同意识。由于一个表情包小组有许多人，分享任何话题只需发篇作品。这种可操作性的影响可能会出乎意料地深远，特别是在这个校园里——只有4403名学生参与了去年学生会主席第一轮投票选举，这一数字比“多大潮人表情包”小组的成员数还要少。

某种程度上，表情包在学生观点方面比其他任何事物都具有代表性，毕竟它们实在是太容易接触，且那些小组都十分民主化。如果你真的想要理解学生在想什么——我们独特的情况导致了哪些结果，以及哪些问题真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担心——去看看咱们的表情包小组就好。

译者注：艾迪娜·海斯勒(Adina Heisler)是大学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主修女性与性别研究和英语。她是The Varsity的一名学生生活的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李逸然/Yiran Li

校对/Proof:谢旻怡/Minyi Xie

终校/Final Read:王雪琪/Xueqi(Mandy) Wang

解决校内性暴力——不止需要政策

如果你在过去的几周内一直在社交媒体上，你可能会注意到一则名为#MeToo的标签。此标签最初由激进者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于2007年前后创造，旨在为性攻击幸存者集体发声。女演员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对电影制作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骚扰的指控让#MeToo重返大众视野。

成百上千的人们自愿在推特和脸书上分享他们关于#MeToo的故事。不难想象，还有更多人经历过他们不想在社交媒体上披露的事情。

受这一运动启发，由加拿大20个学生会组成的倡导团体“轮到我们了”(Our Turn) 在这个合适的时机发布了评估14所大学性暴力政策的得分。多大的性暴力政策评级为C。我校政策得分的方面包括有效判定双方（发生性行为的）共识以及将“教职工……由与学生相同的[性暴力政策]处理”，但其教育与预防计划(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program)得分要低很多。该政策在正式和非正式投诉过程方面也扣了很多分。尽管我们自1月政策实施以来肯定取得了一些进展，学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多大的性暴力政策有它的过人之处。比如，该政策对双方共识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必须是持续性的，可以反悔，并且在当事人没有能力拒绝（如醉酒或受强权胁迫）的情况下不能判定为（双方达成共识）。这项政策还保留了投诉人的自主权：他们可以选择披露袭击他们的人，不管是为了举报，还是为了对被告采取民事或刑事司法诉讼。最后，该政策适用于大学社区内的所有成员，与他们在学校扮演的角色以及和申诉人之间的关系无关。

由于这些原因，此项政策似乎很有希望，但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例如，政策提及了教育与预防计划，但重心仍放在事件发生后的处理方法上。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通过主动解决校内强奸文化（的问题），并找到有意义的方式来教育学生和职工，以此确保从一开始便没有人受到伤害。

三一学院学生坦森·里德(Tamsyn Riddle)因（多大）涉嫌对她的性侵犯案件进行不当处理向学校提起人权申诉，充分说明此政策仍需改进。在The Varsity的一期专题中，她写到，“性暴力只能通过废除（加剧这一行为的）权力体系来消除。”

虽然理事会(Governing Council)一再声称学生参与了政策的创建和磋商过程，很多学生团体和激进者对此予以否认。沉默即暴力(Silence is Violence, SIV)倡导团体多大分部的创始人艾利·阿德·科(Ellie Ade Kur)表示，（学生）无法（与理事会）进行磋商，理事会也没能有效地解决被提出的大部分顾虑。事实上，当SIV贴上海报，详述多大性暴力幸存者的经历和多大行政官员可怕的回复时，学校迅速雇人将海报撕毁，“（此举）符合学校出版物、海报及横幅分发步骤(Procedure on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s, Posters and Banners)，”伊丽莎白教会(Elizabeth Church)发言人说。

我希望多大认识到政策制定只是恰当处理性暴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步骤很明确：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预防与教育计划，以及一个更好的投诉程序。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倾听幸存者和激进者的声音。不幸的是，在#MeToo和SIV海报这样的运动中，出面为自己发声是性暴力幸存者的义务——社区服务应该足够主动，这样幸存者就不会被迫孤身一人为自己的创伤拉响警报。但现在呢，现在是我们倾听的时候了。

艾迪娜·海斯勒(Adina Heisler)是一名在大学学院学习女性与性别研究及英语的大三学生，她是本刊“学生生活”的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郑乐吟/Christina Zheng

校对/Proof: 邵越美/ Gillian Shao

过量使用芬太尼？多伦多大学的应对显“功力不足”

纳洛酮通常用于治疗过量服用芬太尼。     史蒂芬·李/ THE VARSITY

“鸦片危机”在加拿大并不是秘密—在2016年，有超过2400名加拿大人因过度服用鸦片类药物而死亡。

一年前，警察和社区组织就曾警告“芬太尼（注：一种用于缓解极度疼痛的药物）危机”将降临安大略省。上个月，The Varsity提到“在7月27日至8月1日之间，多伦多出现了与芬太尼相关的20起服用过量及6起死亡案例。”芬太尼比大多数鸦片毒性更大，并且服用者并不会意识到，它只需要很小的剂量就足以致死。

虽然目前并没有接到在多伦多大学校园内过量服用芬太尼的报告，但是我们并不能盲目相信这场危机不会影响多大学生。加拿大药物滥用中心(Canadian Centre on Substance Abuse , CCSA)以及加拿大社区流行病学和药物滥用网络(Canadian Community Epidemiology Network on Drug use)在2015年的一份警告中提及，人们可能会将芬太尼与其他消遣性毒品，例如可卡因、摇头丸、迷幻药等混合服用。加拿大药物滥用中心于2015年发表的一篇报告显示，大约有3.5%的15-24岁的加拿大人在过去的一年里曾经服用过可卡因。而在2013年，多伦多有超过60%的消遣性毒品服用者在过去的一年中曾服用过摇头丸。虽然学生们不会服用鸦片，但是他们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药物接触到芬太尼。

其他加拿大大学正在采取措施以保障学生的安全。在本学期开学前，位于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的国王学院大学(University of King’s College)对70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关于纳洛酮用药的训练，这种药能够消除过量服用鸦片的不良影响。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则在健康中心放置了纳洛酮的医药箱。

在更多的加拿大大学设置这样的救命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令人惊讶、沮丧的是——多大大部分的学生宿舍和学院没有进行关于纳洛酮药物管理的训练。截至发稿时，英尼斯学院(Innis College)、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新学院(New College)、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都向本刊确认他们并没有备有纳洛酮。而伍德伍斯学院(Woodsworth College)、圣迈克尔学院(St. Michael’ s College)以及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College)并没有回应The Varsity关于这个话题的评论请求。

总体来说，在多大校园内较难找到纳洛酮。无论是健康中心，校园保安还是多伦多大学紧急事件首要回应团队(UTEFR)都没有这种药。虽然提供纳洛酮的议题在安大略省大学和学院健康组织的会议上被明确讨论，但是目前并没有任何方案被提出。

官方并没有给出未达成方案的原因。多大媒体关系主席奥尔西娅·布莱克本·伊凡(Althea Blackburn-Evans)说，关于该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其中的一些担忧包括保障纳洛酮服用者的安全，以及例如过敏反应此类健康相关的问题。布莱克本·伊凡说她不对关于该议题的讨论内容保密。

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面临的相似境遇或许能解释其中的原因。学生联盟一开始打算训练100位纳洛酮发放人员。但就在训练周开始前，领导被告知不能这么做，因为律师对学生联盟发出了警告——他们可能要对潜在的、因不当药物分发导致的受伤情况负责任。

纳洛酮的确可能会引发诸如过敏反应、心肺问题等副作用，而这些副作用都需要被认真地考虑。但是，大多数纳洛酮副作用只是鸦片的戒断反应。考虑到发放纳洛酮会是救命之举，仅仅因为担忧会诱发潜在副作用，就在人们急需它的时候停止分发纳洛酮，是不明智的举动。

除此之外，接受了其他种类急救训练的舍务人员也可能会导致患者受伤，并引发需要承担责任的担忧。所有的舍务人员都接受了心肺复苏术训练(CPR)，哪怕他们正确执行了心肺复苏术的操作，仍可能会导致病人出现受伤的情况。由此来看，校方应当意识到，拯救一条生命比考虑可能要承担的责任更为重要。

我们应当对心肺复苏术和纳洛酮“一视同仁”，哪怕给予纳洛酮治疗会有潜在的风险，但是多大校方应当意识到这么做利大于弊。哪怕推广纳洛酮医药箱和管理训练并不会消除“芬太尼危机”，但是这些举动具有潜在的救命价值。哪怕只有一个人的生命被拯救，这些行动就应该被纳入重点考量。

同时，幸运的是，多伦多的学生能够接触到（纳洛酮）的资源。在安省政府的网站上能够找到一些合作的药店，不需要医生处方，你就可以在那里得到免费的注射式纳洛酮套装。大学也是时候向学生提供类似的资源了。

艾迪娜·海斯勒(Adina Heisler)是一名在大学学院学习女性与性别研究及英语的大三学生，她是本刊“学生生活”的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吴雯堃/Wenkun Wu

—校对/Proof: 王艺璇/Yixuan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