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份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发布的最新报告引发了关于我们的星球未来适居性的担忧。这份报告的发布立即引起媒体和世界领袖的关注，引发公众对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的认识，并将注意力集中于主要问题根源——使用矿石燃料的公司。
由十三个美国联邦机构发表的《国家气候评估》报告指出，世纪末时，破坏性更加严重的飓风和其他天气将每年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4)将于本周一（十二月三日）举行，各国将在会议上展示他们将如何遵守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计划。
这种严肃又来之突然的恐慌是有正当理由的。气候变化关乎我们的物种和星球存亡并不是一种夸大的说辞。
果断的不作为
多大学生与这个问题有直接联系：我们的学费被投资于石油公司。
在2012年，多大350被建立起来以游说校方从这些公司撤回资金。多亏了这个群体的积极努力，在与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合作下，理事会(Governing Council)设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来决定学校是否收回投资。
在2015年，委员会以一份赞成撤资的裁决作为回应。多大350主张学校应该领导加拿大大学参加应对气候变化的广泛行动。
与之相反的是，校长梅里克·格特勒(Meric Gertler)写了一份题为“超越撤资：对气候变化的决定性行动(Beyond Divestment: Taking Decisive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驳回了委员会的建议。报告中学校提出的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撤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在参加多大350的行动集会中，我被其他人的奉献精神所打动，但也为没有更多人来共同承担这份责任而感到失望。在一个有超过九万名学生的机构里，校内仅有几百人的参与让这个关于气候变化积极行动的集会看起来无足轻重。
毕竟，如果只有小部分学生参加了抗议，校方也许就有正当理由来为无视意见作为辩解。果不其然，校方不听取多大350的意见，甚至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多大350输掉了这场行动。
按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牧师和气候变化行动人士安德里娅·巴德吉(Andrea Budgey,)的话来说，多大“在许多方面感激企业集团支持者的帮助，我认为这时常阻碍了行动。”这所学校是个保守的机构，并不爱改变。
这种态度从数十年前游说校方从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撤资的行动中就可以看出来。多大一直保留着在那里的投资，直到它成为最后一个从那里撤资的加拿大大学。作为学生，我们要让校方做出改变，哪怕他们有一万个不情愿。
某种慰藉
尽管如此，校方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如仍在设立委员会来执行报告中确定的行动。
我与环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问题的校长顾问(Presidential Advisor on Environment,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约翰·罗宾森(John Robinson)教授进行了对话。其中一项行动是在多大执行六个建造项目来建立可持续性的“试验台”，“我们要把它们每一个都作为一个生活实验室，”罗宾森说，“以“探究如何让学生能参与加装新设施的研究和贡献。”
委员会的另一个目标是执行课程方面的改变，基于学生在校内环境倡议的参与程度构建分级角色，如“可持续性公民(sustainability citizen)”“可持续性学者(sustainability scholar)”和“可持续性领导(sustainability leader)”，来鼓励学生参与可持续性组织和报名学习特定的课程。
多大通过实际行动对环保人士做出了一定让步，并转移了他们的目光，掩盖多大投资了对环境有害的那些公司。虽然增加对气候研究的资助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大学在气候行动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无疑助长了自满情绪，并妨碍了实际行动。
尽管如此，校方正在寻求设立的项目将有望增加学生对可持续性问题的意识和参与度。
罗宾森提到，这些项目很显然仍在开始阶段。报告中的这些倡议能被完全实行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现金换碳”
今年七月，多伦多大学资产管理部门(University of Toronto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发布了其第一份碳足迹报告(Carbon Footprint Report)。据估计，截止去年九月，多伦多大学投资的项目造成约57万吨二氧化碳单量排放，尤其是那些在亚洲工业上的投资。
中国的碳排放占世界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煤炭。该报告表明多伦多大学正在投资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与其推广绿色技术的豪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参考，在2015年，多伦多大学圣乔治校园共生产了9万2千吨温室气体。这个差异也许就是为什么行政层更愿意在校园内，而不是在投资上做出改变。此新方案中提出的“胜过撤资”成本很低，但比起撤资来说效力也小得多。
多伦多大学资产管理部管理着将近100亿加元。在校长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有总额为325万加元的拨款作为大学的可持续实践资金。罗宾逊委员会(Robinson’s committee)虽有好意，但大学本身的做法无疑与其标榜的形成讽刺的对比。但大学无疑却只关心如何标榜其英明决策。
“胜过撤资”报告中提出，“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种精神并遵循了特设委员会的建议。同时，针对投资与化石燃料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更广泛，且最终将更具影响力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根据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来评估投资的价值。虽然这个方法看上去是个有些模糊但吸引人的概念，它给了大学一个逃离窘境的救命稻草。格特勒(Gertler)的报告指出，这种方法“符合委员会的建议并赞成……撤资。”
碳足迹的报告表明那（赞成撤资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从最初的碳排放测量中“得出结论也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多伦多大学远远不必撤资。
气候行动思潮
在格特勒2016年的报表中，多大350(UofT350)鼓励校友不要给大学捐款，以此来抵制校长的决定。同年十月，多大350在脸书(Facebook)上的最后更新宣告了其活动的失败。从此以后，校园内的气候行动几乎不存在了。
唯一一个类似的活动是成立于2016年秋季的飞跃多大(LeapUofT)。此活动基于飞跃宣言(Leap Manifesto)的指导原则。飞跃宣言是一项加拿大范围内的行动，倡导“加拿大基于对他人以及地球生灵的关爱，迅速走向后碳未来(post-carbon future)，维护原住民的权利，为天下苍生寻求经济正义。”
飞跃多大在校园内的的三所学院——圣·迈克尔学院(St.Micheal’s College)，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和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College)——游说对化石燃料公司撤资。该组织的成员克莱门特·成(Clement Cheng)谈到了该组织希望通过这次游说实现的目标。“希望这些学院中的一个或全部……能够在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出真正的领导力以及他们对学生实际的关注。”
目前为止，飞跃多大并没有像多大350那样吸引尽可能多的学生来参与其中，部分原因是它并不像350.org那样，是一个的跨国气候行动组织的分部。飞跃多大面临其缺乏曝光率的难题，以及其游说活动仍只处于起步阶段的事实。
飞跃多大的领导人茱莉亚·达席尔瓦(Julia Dasilva)反映：“我们的运动仍在成长，因此有很多学生不了解我们的存在。但考虑到我们一年前的情况……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自从“胜过撤资”以来，学生行动家们大大限制了他们的抱负，转而专注于他们自己学院内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一些校内的活动家只考虑阻止事情往糟糕的方向发展。这对气候行动来说是无益的。活动家们必须对制度实行切实的变革，而不是让自己变得制度化。
人民的力量
谈到撤资，罗宾逊指出：“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最终，整个问题将会是……时间在飞逝。报应即将到来。” 大学根据2016年的方案所付出的努力仍然很大程度上不为学生群体所知，可持续发展小组成员的参与度也较低。
IPCC的报告为罗宾逊委员会确认的66个学生团体在接触更多的学生们上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变革的推动者、有效地代表学生，以及挑战大学对气候变化的沉默态度。毕竟，正如罗宾逊所说：“学生们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大学有多大的影响力。”多大行政层已不再有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人的机会。现在必须由学生扛起这面大旗。
倡导公众广泛参与气候变化仍存在固有的问题。我有幸撰写这篇文章，并将我的一些时间用于气候行动。许多学生错失这个良机，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专业属性、个人生活、团体参与度或是就业。
如果你有时间，不妨与气候行动者们站在一起，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正如达席尔瓦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有道德义务……去挑战不公正，气候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正义问题。”
我们的大学有责任确保学生的福利。投资化石燃料和污染我们的环境是对此责任的退避。
威廉·Cuddy是在维多利亚学院就读于政治科学和历史专业的五年级学生。
翻译/Translate: 陈慧怡/Huiyi Chen, 陈雨桐/Yutong Chen
校对/Proof：王蔚/Wei Wang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