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的分析表明,理事会女性成员数量过低

男性成员占多大最高管理机构多数

过去十年的分析表明,理事会女性成员数量过低

理事会是多伦多大学的最高管理机构,它通过的政策广泛影响着学生、教师和员工的生活——但它的内部是什么样子的呢?The Varsity调查了理事会成员的性别比例,追溯了过去十年的数据,发现在两届总统任期内,理事会中有近三分之二都是男性成员。

在组成理事会的五十名成员中,有三十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其中包括十二名教职员工、八名校友、四名全日制本科生、两名行政人员、两名研究生和两名兼职学生。

在其他二十名成员中,十六名是由安大略省省督的代表副总督会长任命的,两名由多伦多大学校长莫里克·戈特勒 (Meric Gertler) 任命。 其余两名成员是戈特勒本人和校监罗斯·帕顿 (Rose Patten) 。 虽然历史上理事会的所有职位都会席满,但近年来一些政府任命职位会有空缺。

这些成员共同提出并通过影响大学社区所有成员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理事会设定学费、批准新课程,并通过了有争议的校园禁烟和大学规定休假政策。

尽管理事会掌握着大学的运作,但其成员并不准确地反映着多大的构造。女性的代表人数普遍偏低,平均占理事会席位的37%左右。 理事会2018-2019届会议有二十九名男性和十三名女性,女性占30.95%,是十年来的第三低年份。女性代表出现率最高的一年是2011-2012年,当时由女性担任的理事会职位占46.81%。 2015-2016年女性代表率从41.67%大幅下降至30%。

2017年,学生群体和理事会成员的性别比例差异达到近20%。

但是,理事会性别占比却与学术人员和教职员工的统计数据相符。 女性占全职终身教职或终身教职候选的36%,兼职和全职教职员工的41%。

 

翻译/Translate:刘隽含/Rozee Liu

校对/Proof: 李雪迪/Xuedi Li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多伦多大学逾期维修费用较去年稍有降低

多大主校区延期维修费用达4.78亿加元。

多伦多大学逾期维修费用较去年稍有降低

学校的年度财务报告显示,用于多大(U of T)楼房的总维修费用为5.49亿加元,比去年少了250万加元。逾期维修费用即学校推后维修需要的费用,通常作为节约成本的措施。

今年这笔开支主要用于多大主校区,占了其中的4.78亿加元,与去年相比多了400万加元。这笔钱的5%左右——大概2400万加元——是在明年之内需要填补的漏洞,而大概2.87亿加元是在三到五年内要处理完成的。

多大士嘉堡分校(UTSC)今年的逾期维修费用总共为4200万加元,比去年少了200万加元。多大密西沙加分校(UTM)的费用则占总逾期维修费用的2900万加元,与去年相比减少了400万。

财务报告还指出,学校各校区的总设施状况指数(FCI)——该指数由维修需要的费用除以重建该楼需要的费用得到——为13.4%,高于2015年安省大学委员会(Council of Ontario Universities)报告结果的11%,但比去年的该指数低0.5%。如果设施状况指数超过10%,则意味着该楼需要维修了。

多大士嘉堡分校的十幢楼的设施状况指数达11%。多大密西沙加分校的十四幢楼合起来,设施状况指数为6.7%。

多大主校区的设施状况指数目前为14.7%,比去年的15%略低。报告中涉及的101幢学术及行政楼中,71幢被划入需要维修的名单。

报告还指出,多大主校区的多数楼房都于战后建成,与学校里的站前楼房和现代化又复杂的其他楼相比,施工质量略低。这些战后楼房很多都需要“从根本上革新楼房体系”。

报告进一步提出,内外资金相加“接近”在十年内将多大主校区设施状况指数降至12%所需的2800万加元。报告称,学校利用这笔资金“可以保持,甚至开始改善我们的学术以行政楼房状况”。

这份文件还详细指出了评估逾期维修费用的方法出现的变动,其中包括将审计频率由七年一次提升至五年一次,合并与专业服务和咨询相关的费用,以及提供更准确的楼房信息等。


翻译/Translate: 王雪琪/Xueqi Wang

校对/Proof: 刘卓颖/Zhuoying Liu

终校/Final Read: 沈梦溪/Mengxi Shen

详细了解多大“强制休假”政策

这项议案赋予了学校管理层绝对权力,同时缺乏问责机制和学生的参与

详细了解多大“强制休假”政策

是时候讨论一下学校新近发布的强制休假政策了。这项最初用于响应2014-15年校监察使的报告,单方面给予多大管理层空前的权利——强制心理患病学生休假。事实上,这项权力将会影响学生学术或个人生活,方方面面;院系领导、教务主任和其他管理人员可以无需征得学生同意插手相关事宜;与此同时,在很多案例中,学生本人没有参与的权利。

这项政策已经在学生、心理健康团体和校园组织中激起民愤,以下列出的仅仅是在过去几周里,学生们透露出诸多顾虑中的一小部分。

2014-15年校监察使报告中以“学生行为守则的使用问题”,“惩罚性政策”等字眼形容了学校为患有心理疾病、会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学生实施的强制停学政策。这份报告建议为有这种情况的学生们另制定一份政策,无需参照学生守则强制他们停学。

这项政策中的内容本身就有矛盾。校监察使报告强调“多大尊重学生的人身自由、个人选择和尊严”;但同时断言,根据168号法案,学校有权“为了保护其师生安全而将某人驱逐出校园”。这两条惯例互不相容:每当学校(为了其他师生的安全)强制驱逐一名学生时,学校就践踏了一次学生的人身自由与个人选择。

同时,这项政策对学生的干涉程度已经严重超过了168号法案所允许的最极端案例。

在这个政策下,有两种“情况”适用于大学强制休假。 情况一:涉及“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危害的学生,包括但不限于即将发生或严重的身体或心理伤害”。情况二:针对“在学校现有的条件和支持性资源下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即使他们没有暴力倾向。

诸如情况二所述的学生完全没必要被强制停学。如果这项政策只针对极端案例,根据校监察使报告的建议,情况一已经满足了这项政策的要求。那么情况二不仅是一项不计后果的政策,还限制了学生的人身自由。

对第二种情况的担忧是有原因的。“无法参与大学教育活动”这句话,在理论上可以适用于任何陷入抑郁、焦虑、动力不足或其他精神疾病症状的学生。这项政策中没有明确的描述,因此行政人员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第二种情况为大学提供了一种单方面将在困难中挣扎的学生隔离在学术和社会活动之外的机制。

这种方法也会导致学生排斥与院长、教务处或在大学的心理健康中心联络人进行联系。该政策并没有明文规定,对于潜在的案例,行政人员应何时通知部门主管。这会让学生处于情绪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一个学生意识到教务处或协助人员听到他们的担忧后会立即转送给部门主管并考虑强制学生休假,他们可能会无法信任管理人员或者排斥向他们咨询心理健康问题。

尽管许多人辩解,中行政人员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如此不计后果地行事,但问题的关键是并没有政策阻止他们这样做。更为严重的是,整个过程都没有咨询专业医生的要求。

相反,这些主要的决定都落在了大学管理者的手中,甚至没有提出对行政人员提出要求:对心理健康问题有基本的理解。这项政策允许副教务处主任单方面指定学生个案受理人(Student Case Manager, SCM)或学生支援组(Student Support Team , SST)协助处理。尽管这些人可能包括“学生服务代表、注册人员、医疗专业人员、学术管理人员、校园安全人员、校园警察或其他人”,但并未说明他们必须是专业的医疗人员,甚至不需要在处理心理健康方面的敏感话题进行培训。

学生在个案受理人或学生支援组的的选择方面也没有发言权。这意味着在现行政策下,一群不熟悉心理学,且很可能是非专业人士对一个脆弱的学生是否能继续接受教育起到决定性作用。此外,该政策允许副教务处主任将监督学生案件的职责委托给“他们的代表”,而不需要说明谁有资格担任代表,或者他们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幸运的是,这项议案还没有最终确定。讨论会定于11月20日在大学事务委员会展开,于12月14日在理事会再次展开。学生可以在这些会议上发言。圣乔治圆桌会议和多伦多大学学生会也接受网上或电子邮件的反馈,这些反馈将提交给副教务处主任办公室。

此外,一项名为“强制休假政策应对小组”的草根运动以Facebook小组的形式出现了,该组织正在编制一份文件,学生们可以在该政策上逐行提供他们自己的分析。该文件将与大学事务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分享,以推进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该小组还计划进行一系列公众咨询,让学生与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分享他们的关注的问题,并组织集体回应。

学生们可以,也有义务,对这些政策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可以直接向教务处和院长办公室反应。只有不断地在多个平台上提供自己对这项政策的看法,我们才能让它真正为学生服务。

艾德里安·亨特拉尔是三一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专业为和平、冲突和司法研究与政治科学。他是多大学生会的理事会成员。


翻译/Translate: 邵越美/Gillian Shao

校对/Proof: 井欣/Shrike Jing

解决校内性暴力——不止需要政策

#MeToo、Our Turn和社区成员解读性暴力磋商咨询、意识和教育的需要必要性

解决校内性暴力——不止需要政策

如果你在过去的几周内一直在社交媒体上,你可能会注意到一则名为#MeToo的标签。此标签最初由激进者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于2007年前后创造,旨在为性攻击幸存者集体发声。女演员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对电影制作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骚扰的指控让#MeToo重返大众视野。

成百上千的人们自愿在推特和脸书上分享他们关于#MeToo的故事。不难想象,还有更多人经历过他们不想在社交媒体上披露的事情。

受这一运动启发,由加拿大20个学生会组成的倡导团体“轮到我们了”(Our Turn) 在这个合适的时机发布了评估14所大学性暴力政策的得分。多大的性暴力政策评级为C。我校政策得分的方面包括有效判定双方(发生性行为的)共识以及将“教职工……由与学生相同的[性暴力政策]处理”,但其教育与预防计划(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program)得分要低很多。该政策在正式和非正式投诉过程方面也扣了很多分。尽管我们自1月政策实施以来肯定取得了一些进展,学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多大的性暴力政策有它的过人之处。比如,该政策对双方共识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必须是持续性的,可以反悔,并且在当事人没有能力拒绝(如醉酒或受强权胁迫)的情况下不能判定为(双方达成共识)。这项政策还保留了投诉人的自主权:他们可以选择披露袭击他们的人,不管是为了举报,还是为了对被告采取民事或刑事司法诉讼。最后,该政策适用于大学社区内的所有成员,与他们在学校扮演的角色以及和申诉人之间的关系无关。

由于这些原因,此项政策似乎很有希望,但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例如,政策提及了教育与预防计划,但重心仍放在事件发生后的处理方法上。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通过主动解决校内强奸文化(的问题),并找到有意义的方式来教育学生和职工,以此确保从一开始便没有人受到伤害。

三一学院学生坦森·里德(Tamsyn Riddle)因(多大)涉嫌对她的性侵犯案件进行不当处理向学校提起人权申诉,充分说明此政策仍需改进。The Varsity的一期专题中,她写到,“性暴力只能通过废除(加剧这一行为的)权力体系来消除。”

虽然理事会(Governing Council)一再声称学生参与了政策的创建和磋商过程,很多学生团体和激进者对此予以否认。沉默即暴力(Silence is Violence, SIV)倡导团体多大分部的创始人艾利·阿德·科(Ellie Ade Kur)表示,(学生)无法(与理事会)进行磋商,理事会也没能有效地解决被提出的大部分顾虑。事实上,当SIV贴上海报,详述多大性暴力幸存者的经历和多大行政官员可怕的回复时,学校迅速雇人将海报撕毁,“(此举)符合学校出版物、海报及横幅分发步骤(Procedure on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s, Posters and Banners),”伊丽莎白教会(Elizabeth Church)发言人说。

我希望多大认识到政策制定只是恰当处理性暴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步骤很明确: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预防与教育计划,以及一个更好的投诉程序。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倾听幸存者和激进者的声音。不幸的是,在#MeToo和SIV海报这样的运动中,出面为自己发声是性暴力幸存者的义务——社区服务应该足够主动,这样幸存者就不会被迫孤身一人为自己的创伤拉响警报。但现在呢,现在是我们倾听的时候了。

艾迪娜·海斯勒(Adina Heisler)是一名在大学学院学习女性与性别研究及英语的大三学生她是本刊学生生活的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郑乐吟/Christina Zheng

校对/Proof: 邵越美/ Gillian Shao

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可能被要求强制休假

针对学业退步及伤害性行为已有政策起草

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可能被要求强制休假

近期,我校计划发布一项强制患心理疾病学生休学的政策。强制对象包括因心理疾病而表现出严重的学习障碍,或对自己/他人有攻击性行为的学生。

目前的政策草案规定,只有在辅助资源和其他帮助不可供该学生使用或使用后无效的情况下,执行强制休学的措施。

根据一篇理事会的备忘录,我校已经为这项政策考虑了“几年时间。在我校监察员办公室(Ombudsperson)的2014-2015报告上,这项政策第一次受到了重视。如果执行委员会在125日批准该项政策,则该政策将于1214日提交理事会批准。学校管理层预计这项政策将于20181月开始实施。这项政策的适用人群含盖了所有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

与教务处(Registrar’s Office)、学术管理人员、学生主任、身心健康咨询人员,教师,和学生团体的商讨正在进行中;目前的草案将根据收到的反馈进行修订。

根据政策草案,如果一名学生的表现需要干预调节,(该生所属的)专业领导将通知负责学生事务的副教务长(Vice-Provost Students),由其决定是否对该生实施这项政策。“如果要应用这项政策,我真的很希望,每年我们都能谨慎决定。”学生副教务长桑迪·威尔士(Sandy Welsh)表示。

我校鼓励存在上述情况的学生自愿休假。“我们希望学生能配合校方,考虑自愿休假,”威尔士副教务长表示。她同时补充到,如果学生不同意自愿休假,而学校仍然对其心理健康状况表示担忧,该生将被采取强制休假措施。

威尔士副教务长强调,强制休息不是处罚或惩戒;可以说,它是最后的解决办法。然而,这项强制休息政策允许存有疑虑的学生向学校法庭的纪律申诉委员会(University Tribunal’s Discipline Appeals Board)对负责学生事务的副教务长的决策提出质疑。

这项政策不适用于已经有治疗计划并能够出席并参与课程的学生。

强制和自愿休假都有如下的限制条款:学生将被限制进入校园场所或参与校园活动;不得随意对成绩单上的注释做增减;不得申请助学金 (financial implications);住宿生需要重新安排住处;学生将被慎重考虑能否进入校园身心健康中心(Health and Wellness Centre);学校需确认允许该生返校是否安全。

自愿休假的条款和准休条件将由学生支援团队提供建议。学生支援团队一般由休假学生所在专业的学生代表,教务处成员和其他校内支援组织构成。之后由负责学生事物的副教务长批准。

休假学生同时会分配到一名病例管理人员,负责为休假条款和准休条件提供建议,为该学生提供支援,向学生提供相关资源,并充当休假学生和大学之间的沟通桥梁。

这项政策将允许学校更有效地执行休假要求,并帮助相关学生更多地得到帮助。过去,我校用学生行为守则强制学生休假;威尔士副教务长相信,这是一项惩处政策,不适合用于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

“这项政策令我们印象深刻,” 多大学生会会长马萨斯·梅麦尔(Mathias Memmel)写到, “我们和副教务长还有学生们进行了长谈,学校贯彻了我们的很多建议。”

虽然梅麦尔表示这项政策“明显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但他同时坚信学校在实施强制休假的决策时必须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他同时建议学校制作两份政策指导,一份针对医学专家,另一份针对学生。


翻译/Translate: 邵越美/Gillian Shao

校对/Proof: 袁梦雨/Yvonne 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