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不是印钞机

校方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必须从化石燃料行业中撤资

地球不是印钞机

在十月份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发布的最新报告引发了关于我们的星球未来适居性的担忧。这份报告的发布立即引起媒体和世界领袖的关注引发公众对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的认识,并将注意力集中于主要问题根源——使用矿石燃料的公司。

 

由十三个美国联邦机构发表的《国家气候评估》报告指出,世纪末时破坏性更加严重的飓风和其他天气将每年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4)将于本周一十二月三日举行,各国将在会议上展示他们如何遵守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计划。

 

这种严肃又来之突然的恐慌是有正当理由的。气候变化关乎我们的物种和星球存亡并不是一种夸大的说辞。


果断的不作为

多大学生与这个问题有直接联系:我们的学费被投资于石油公司。

2012年,多大350被建立起来以游说校方从这些公司撤回资金。多亏了这个群体的积极努力,在与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合作下,理事会(Governing Council)设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来决定学校是否收回投资。

2015年,委员会以一份赞成撤资的裁决作为回应。多大350主张学校应该领导加拿大大学参加应对气候变化的广泛行动。

与之相反的是,校长梅里克·格特勒(Meric Gertler)写了一份题为超越撤资:对气候变化的决定性行动(Beyond Divestment: Taking Decisive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驳回了委员会的建议。报告中学校提出的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撤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在参加多大350的行动集会中,我被其他人的奉献精神所打动,但也为没有更多人来共同承担这份责任而感到失望。在一个有超过九万名学生的机构里,校内仅有几百人参与让这个关于气候变化积极行动的集会看起来无足轻重。

毕竟,如果只有小部分学生参加了抗议,校方也许就有正当理由来为无视意见作为辩解。果不其然,校方不听取多大350的意见,甚至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多大350输掉了这场行动。

按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牧师和气候变化行动人士安德里娅·巴德吉(Andrea Budgey,)的话来说,多大在许多方面感激企业集团支持者的帮助,我认为这时常阻碍了行动。这所学校是个保守的机构,并不爱改变。

种态度从数十年前游说校方从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撤资的行动中就可以看出来。多大一直保留着在那里的投资,直到它成为最后一个从那里撤资的加拿大大学。作为学生,我们要让校方做出改变哪怕他们有一万个不情愿



某种慰藉

尽管如此,校方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如仍在设立委员会来执行报告中确定的行动。

我与环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问题的校长顾问(Presidential Advisor on Environment,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约翰·罗宾森(John Robinson)教授进行了对话。其中一项行动是在多大执行六个建造项目来建立可持续性的试验台我们要把们每一个都作为一个生活实验室,”罗宾森说,“探究如何让学生能参与加装新设施的研究和贡献。

委员会的另一个目标是执行课程方面的改变,基于学生在校内环境倡议的参与程度构建分级角色可持续性公民(sustainability citizen)”“可持续性学者(sustainability scholar)”可持续性领导(sustainability leader)”,来鼓励学生参与可持续性组织和报名学习特定的课程。

多大通过实际行动对环保人士做出了一定让步并转移了他们的目光,掩盖多大投资了对环境有害的那些公司虽然增加对气候研究的资助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大学在气候行动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无疑助长了自满情绪,并妨碍了实际行动。

尽管如此,校方正在寻求设立的项目将有望增加学生对可持续性问题的意识和参与度。

罗宾森提到,这些项目很显然仍在开始阶段。报告中的这些倡议能被完全实行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现金换碳”

今年七月,多伦多大学资产管理部门(University of Toronto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发布了其第一份碳足迹报告(Carbon Footprint Report)。据估计,截止去年九月,多伦多大学投资的项目造成约57万吨二氧化碳单量排放,尤其是那些在亚洲工业上的投资。

中国的碳排放占世界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煤炭。该报告表明多伦多大学正在投资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与其推广绿色技术的豪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参考,在2015年,多伦多大学圣乔治校园共生产了9万2千吨温室气体。这个差异也许就是为什么行政层更愿意在校园内,而不是在投资上做出改变。此新方案中提出的“胜过撤资”成本很低,但比起撤资来说效力也小得多。

多伦多大学资产管理部管理着将近100亿加元。在校长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有总额为325万加元的拨款作为大学的可持续实践资金。罗宾逊委员会(Robinson’s committee)虽有好意,但大学本身的做法无疑与其标榜的形成讽刺的对比。但大学无疑却只关心如何标榜其英明决策。


“胜过撤资”报告中提出,“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种精神并遵循了特设委员会的建议同时,针对投资与化石燃料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更广泛,且最终将更具影响力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根据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来评估投资的价值。虽然这个方法看上去是个有些模糊但吸引人的概念,它给了大学一个逃离窘境的救命稻草。格特勒(Gertler)的报告指出,这种方法“符合委员会的建议并赞成……撤资。”

碳足迹的报告表明那(赞成撤资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从最初的碳排放测量中“得出结论也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多伦多大学远远不必撤资。


气候行动思潮

在格特勒2016年的报表中,多大350(UofT350)鼓励校友不要给大学捐款,以此来抵制校长的决定。同年十月,多大350在脸书(Facebook)上最后更新宣告了其活动的败。从此以后,校园内的气候行动几乎不存在了。

唯一一个类似的活动是成立于2016年秋季的飞跃多大(LeapUofT)。此活动基于飞跃宣言(Leap Manifesto)的指导原则。飞跃宣言是一项加拿大范围内的行动,倡导“加拿大基于对他人以及地球生灵的关爱,迅速走向后碳未来(post-carbon future),维护原住民的权利,为天下苍生寻求经济正义。”

飞跃多大在校园内的的三所学院——圣·迈克尔学院(St.Micheal’s College),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和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College)——游说对化石燃料公司撤资。该组织的成员克莱门特·成(Clement Cheng)谈到了该组织希望通过这次游说实现的目标。“希望这些学院中的一个或全部……能够在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出真正的领导力以及他们对学生实际的关注。”


目前为止,飞跃多大并没有像多大350那样吸引尽可能多的学生来参与其中,部分原因是它并不像350.org那样,是一个的跨国气候行动组织的分部。飞跃多大面临缺乏曝光率的难题,以及其游说活动仍只处于起步阶段的事实。

飞跃多大的领导人茱莉亚·达席尔瓦(Julia Dasilva)反映:“我们的运动仍在成长,因此有很多学生不了解我们的存在。但考虑到我们一年前的情况……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自从“胜过撤资”以来,学生行动家们大大限制了他们的抱负,转而专注于他们自己学院内可持续发展实践。一些校内的活动家只考虑阻止事情往糟糕的方向发展。这对气候行动来说是无益的。活动家们必须制度实行切实的变革,而不是让自己变得制度化。

 


人民的力量


谈到撤资,罗宾逊指出:“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最终,整个问题将会是……时间在飞逝。报应即将到来。” 大学根据2016年的方案所付出的努力仍然很大程度上不为学生群体所知,可持续发展小组成员的参与度也较低。

IPCC的报告为罗宾逊委员会确认的66个学生团体在接触更多的学生们上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变革的推动者、有效地代表学生,以及挑战大学对气候变化的沉默态度。毕竟,正如罗宾逊所说:“学生们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大学有多大的影响力。”多大行政层已不再有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人的机会。现在必须由学生扛起这面大旗。

倡导公众广泛参与气候变化仍存在固有问题。我有幸撰写这篇文章,并将我的一些时间用于气候行动。许多学生错失这个良机,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专业属性、个人生活、团体参与度或是就业。

如果你有时间,不妨与气候行动者们站在一起,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正如达席尔瓦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有道德义务……去挑战不公正,气候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正义问题。”

我们的大学有责任确保学生的福利。投资化石燃料和污染我们的环境是对此责任的退避。

 

威廉·Cuddy是在维多利亚学院就读于政治科学和历史专业的五年级学生。

 

翻译/Translate: 陈慧怡/Huiyi Chen, 陈雨桐/Yutong Chen

校对/Proof:王蔚/Wei Wang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书籍遭弃,成何体统

探讨学生拯救图书、提高校园可持续性运动的重要性

书籍遭弃,成何体统

作为一名学生,书本在我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不只是一页页纸张,而是知识、创意、与真相的载体。

上个月,一张显示成百本书籍被丢进蓝色回收垃圾桶的照片在一个多大表情包网页上发布。我不敢相信丢弃书本的行为竟在我们的校园里发生。这些书本可以被捐给慈善机构、图书馆、公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正如该图里指出的:“除了直接丢进垃圾箱,还有其他许多选择。”

 

“没有人要”

 

我联系了发布照片的学生阿利基·比斯卡基斯(Aliki Bitsakakis),她向我讲述了发现被弃书籍那天的情况。

行政部门告诉比斯卡基斯,这些书都是大学学院图书促销(University College Book Sale)之后“没有人要”的剩货,并表示如果学生们想要这些书,必须赶在周五之前取走。比斯卡基斯及她的同学马琳格·林伯格(Marley Greenberg)、罗宾·麦德(Robin Medd)、格鲁沙·辛格(Grusha Singh)和杰林·斯塔克(Jaylen Stark)为了拯救这些面临丢弃的书籍自发进入了“紧急模式”。

他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为这些书找新家,鼓励学生们去临时搁置书籍的地点——罗素街(Russell Street)和士巴丁拿大道(Sapdina Avenue)边的小巷里自取书本。收取捐赠书籍的公益组织“重生”(Second Life)得到消息后前来取走了一半的书籍。剩下的书由学生们运到了西德尼史密斯楼(Sidney Smith Hall)的休息室里。

据比斯卡基斯统计,学生们一共拯救了大约一千本书籍。面对他们惊人的成果, 她却表示“我们这次的行动本不应该发生”。对于将读书学习作为生活重要部分的学生们来说,这一次拯救行动的成功更含有令人不安的深意。所有被丢弃的图书都不算破旧,有一些写着之前读者的笔记,有一本甚至夹着一封作者感谢读者支持的回信。这些书为什么最初会遭到抛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比斯卡基斯与斯塔克再次拜访多大学院行政部,并与图书促销的主管狄波拉·谭(Deborah Tam)取得联系。她确认是自己要求回收部门丢弃这些书的。我邀请她为校报进行评论,谭没有回复。

谭在回复比斯卡基斯的邮件中表示,每年的图书促销都面临着书籍数量过多而仓储空间不足的问题。今年,有超过250箱图书没有被卖出,而活动的组织者们只有一天时间将它们运离多大学院莱德劳图书馆(Laidlaw Library)。

谭在邮件中写道:“其他也有图书促销活动的学院,例如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s College)、和圣麦克学院(St Mike’s College)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没人想要的话,我们也不愿看到图书被丢进回收箱。”

谭的回复中的矛盾在于,这些图书并不是没人想要,而完全能找到新家。它们被比斯卡基斯和她的朋友们带到西德尼史密斯楼之后,学生们对有免费书籍拿都十分兴奋。将状况良好的书籍丢弃是完全不必要的,维多利亚学院与三一学院的图书促销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双方都有明文规定,会将剩余的书籍全部捐出。

维多利亚学院图书促销的负责人南希·卢赫克(Nancy Ruhnke)写道:“所有剩余书籍都在国内外不同的地方找到了归宿。每年,我们都会将书籍捐赠给位于菲律宾的一家图书馆。之前许多年,剩余书籍曾被运往中国,用于支持在那里建造一座加拿大图书中心的计划……从来没有一本好书被浪费掉!”

三一学院图书馆之友主席南希·格兰汉姆(Nancy Graham)解释说:“三一学院图书促销有许多例如 ‘重生’等慈善机构的合作伙伴,他们确保尽可能多的图书远离垃圾场回收站,被递交到新读者的手中。”

 

令人困扰的模式

 

考虑到三一学院与维多利亚学院的运行方式,我情愿相信弃书行为只是大学学院一时疏忽。但比斯卡基斯指出丢弃书本或许是多大的惯例,令人警醒。负责运送回收品的校工告诉她,丢弃书本在多大已成常态。

去拯救书籍的那一天,比斯卡基斯在小巷里遇见了一位前来挑拣书籍的男子。他告诉比斯卡基斯自己经常到这里来帮他的妻子带回一些书。废弃物与回收物品管理部门的主管雷诺·斯坦诺(Reno Strano)证实,常有人在被丢掉的书中挑挑拣拣,而他也不曾干涉。“只要他们不惹麻烦就行。” 如果说人们觉得这些弃书仍有价值,那么它们绝对是可以被捐赠给公益组织的。

斯坦诺说,问题在于,在必须处理包括来自图书馆的、“源源不断的”书籍的同时,废物管理部的“空间和资源”也十分紧张。出于这些原因,斯坦诺并不总是有机会向当地组织的捐赠书籍。并且根据多伦多大学的书面定义,只要这些书被送到回收中心而不是垃圾填埋场,这个过程甚至可以算进减废额度。

 

一些送到废物管理部的书籍被放置在学校的旧物交换店(Swap Shop)里,学生和教职人员可以在那里购买打折的书籍和家具,所有收益都将被捐给归联合大道(United Way)。

 

我在阅读周期间与斯坦诺见了面,他带我进行了一次参观。走下狭窄的楼梯,步入博登南楼(South Borden Building)昏暗、闷热、尘土飞扬的地下室,我打量着这家书店和里面堆满的书,它们被成堆的放在书架上,装在蓝色的箱子里。

 

虽然这家书店鲜为人知,但里面应有尽有:小说、非虚构小说、传记、教科书一应俱全。在这里买书很划算:只要一加元,你就能随便拿——只要你拿的下。但它只对多伦多大学的学生一周开放一次,而且一次只开放两个小时。书店里没有被买走的书将被回收。斯坦诺表示,把书扔掉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

 

我对我这一天的发现感到失望。把书送到回收中心仅仅比送到垃圾填埋场好一点点。在一天结束之时,书仍然会被破坏,而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买不起新书的人,就失去了阅读它们的机会。扔掉书不仅仅是淡漠的,这一行为违背了大学应该代表的一切,称其为减废只是对这一惨状进行麻木不仁的侮辱。

 

政策的缺失

 

对于一所以“可持续发展文化”为荣的大学来说,把书放进回收箱的形象令人担忧。多伦多大学在2004年建立了一个办公室,致力于发展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学校已经建立了重复使用多余图书的系统,鼓励图书销售组织者向当地组织捐赠图书。然而,当我询问这些系统的细节时,对方只提到图书馆在其内部网络中交换图书。

数以百计的书已经被丢弃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多大现存的系统是无效的。虽然鼓励可持续发展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实际、有效的政策,就不能阻止图书促销策划者们或图书馆把完好无损的书扔掉。

 

问题在于,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在多大并没有创立、授权、以及推行相关政策,或监督其他部门进行相关工作的权力。据办公室发出的电子邮件称,他们创办的目的只是为了“接轨、启发和教育”。当我追问这话的具体意义时,只收到了以下的回应:“我们有在进行一些旨在促进校园社区可持续发展文化的体验和交流项目,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相关信息。”

导致书籍被丢进回收站的校内结构性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如果旧物交换店想要解决图书过剩的问题,它需要更多的广告,每周开放更多时间。多大应该实施一项政策,要求将不需要的书要捐赠或提供给人流量大地区的学生,而不是放任它们被丢弃。

 

切实可行的大学政策的缺失正是比斯卡基斯、格林伯格、麦德、辛格和斯塔克等学生的行动是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们不仅为近1000本书找到了新家,而且还揭露了这所大学的绿色形象与实践之间的显著差异。

 

现在,学生们希望成立一个俱乐部,致力于防止所有完好无损的书籍被扔进回收箱。这些行动有望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能拯救数百本书,还能向校方展示图书对学生的重要性,并促使校方改变做法。

 

Amelia Eaton是一名伍兹沃思(Woodsworth)学院政治学与伦理、社会与法律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她是 The Varsity学生生活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姚静姝/Helen Yao, 聂韬/Tao Nie

校对/Proof: 牛敬怡/Jingyi Niu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