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地在寒假期间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去坦桑尼亚游猎旅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Serengeti National Park)和周围的保护区度过。在这样一个自然资源富饶的地区旅行，不可能不好奇它的寿命。几乎所有全世界游客想看的物种——大象、狮子、豹子等——都在大幅得减少。但在坦桑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这些物种的保护比我们想象得更复杂。

政府需要找到一种不仅对动物有利，而且对公民实务的动物保护方法。这种截然对立的存在是因为狮子或斑马会给附近的社区带来问题，并对发展构成直接和间接的威胁。例如，本土食肉型动物往往威胁牲畜，而有时它们会对濒危动物进行报复攻击。《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去年发表了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在博茨瓦纳(Botswana)，一群特别有攻击性的狮子对整个村庄造成的伤害。同样，旅游网站非洲地理(Africa Geographic)详细描述了去年11月纳米比亚发生的一起袭击事件，在此期间，仅一周内有超过250只动物死于狮子袭击。

也许更普遍的问题是对土地的竞争需求。2016年，坦桑尼亚当局威胁要强行驱逐受干旱影响而将牲畜转移到指定保护区的牧民。坦桑尼亚副总统萨米亚·哈桑·苏鲁胡(Samia Hassan Suluhu)当时说：“我们不想看到任何来自国内或国外的牲畜侵犯和破坏我们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 这样的言论促使一些人质疑美国国家公园的模式是否在“土地需求更迫切”的地方存在缺陷。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2014年进入大众视野，当时德克萨斯州的猎手科里·诺尔顿(Corey Knowlton)为猎杀一只濒临绝种的黑犀牛购买了狩猎许可证。许可证由纳米比亚环境和旅游部(Namibia’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Tourism)颁发，并在达拉斯狩猎俱乐部(Dallas Safari Club)拍卖。也许比以娱乐方式杀死最后仅存的极度濒危物种更有争议的是，由诺尔顿(Knowlton)和狩猎俱乐部声称的，发放此类许可证是为了保护环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诺尔顿说：“杀死一头年长的不会对基因库做出贡献但却可以伤害年轻男性的犀牛，是科学保护的一部分。”此外，诺尔顿为猎杀黑犀牛所支付的35万美元，将被用于资助保护和反偷猎。

在批评家看来，这是表面上的伪善，近乎荒谬。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主席(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阿泽丁·唐斯(Azzedine Downes)明确表示：“我们只是不相信狩猎也能算作保护。” 保护动物伦理协会(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的人承诺提起诉讼，并且宣称：“这些许可证从根本上不符合《濒危物种法》的目的，即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而不是授权屠杀它们。”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收到的反对此事的请愿书收到了超过13.5万个签名。

其他群体在面临相似困境时采取了更实用的方法。例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强调对于人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现状的保护。在一份任务报告中，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承诺了对于“对濒危物种生存没有威胁的狩猎项目”的支持。他们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项目为当地社会的保存和发展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来源，并且为这些长期投身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群体提供激励。”

我们平时对于保护环境的讨论中缺失的正是这种强调。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理解让环境为人类服务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保护动物。这一平衡不仅来自于对人类福祉的担忧，更是来自于长期可循环保护策略必须提供收入和财富增长，发展而非阻碍的理解。

说到底，诺尔顿的评论可能是正确的。允许一个动物被杀似乎确实违背了动物的价值超过它们对我们的价值这一原则——不论可能的经济利益，杀戮一个无辜的动物本身就是本质上错误的。但对于野生保护更本质的见解依然存在。

我们加拿大，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至少从经济层面已经获益于环境之于我们需求的主从关系。从我们一立场来说提倡环境保护很容易——开采早已发生，相对来说，我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对于纳米比亚，坦桑尼亚，和其他那一地区的很多类似的国家来说完全不是这样。

持续追求环境保护不能以发展为代价，尤其是因为那些最需要保护环境的地区，正是最需要经济发展的地区。我们应该让野生保护运动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谋福利，而不只是对动物有益。我们最好的保护方式应该适应时代发展。

扎克·罗森(Zach Rosen)是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历史和哲学二年级学生。他是The Varsity的实事专栏作家。

翻译/Translate: 陈嘉华/Jiahua Chen, 杨典潼/Diantong Yang

校对/Proof: 万春潇/Chunxiao Wan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多伦多，也极少会有回去的想法。我走遍了各大洲，多次换家，也保持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要回溯过去——要一直朝着未来。

然而在两年前我还住在中国的时候，当时我要为即将高中毕业的自己申请大学，而多伦多大学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选择。在多伦多是我读了第一本书，看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学会了说法语，也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短暂的恋爱，尝试骑自行车，但是一直失败。这些都让我在很大程度上成长了，而回去多伦多也让我感到很怀缅。

在这个城市里，我最喜欢的是无数个充满活力的空间。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喜爱读书到可以忽视整个外界的小孩，这个空间可以是一个公园，幼儿园图书馆，甚至是一块岩石的顶部。

2016年的2月，我收到了多伦多大学（U of T）的录取通知书。虽然，我还没有做好最终的决定，也一直在英国和多伦多之间进行选择，但是我知道我要去哪里。

十五年前

在我4岁的时候，第一次登上了飞机。母亲已经被指派担任菲律宾政府驻多伦多的副领事，这就是说我们将不得不立刻离开菲律宾。对于以前的事，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从我的记忆里，我要离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而且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无法见面。这代表着我要离开我唯一熟悉的国家，去到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陌生国家。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在别的地方长大。

2003年1月的这班飞机有点颠簸。在那个时候，我的国家并没有直飞加拿大的航班，所以我们必须在东京和明尼苏达中途转机。在旅途的第一站中稍微感到有些不舒服之后，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坐在东京的成田国际机场，悄悄地问妈妈是否可以再要一个呕吐袋。后来发现，原来这只是我的因为我太紧张才导致的不舒服。

经过了24小时的旅程，我们在深夜悄悄地抵达当地。所以对我来说，这整个城市都是黑色的。由于我们还没有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当地的假日酒店留宿。我的母亲非常疲倦地睡去了，而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时差问题，所以在半夜就已经清醒过来，并想要找点食物。

十四年前

我走进了位于城市滨海区的公寓对面的小挪威公园。我抵达的时候已经是加拿大的隆冬，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从落叶到下雪的这个变化。我知道把冬天形容为魔法是陈词滥调，但情况就恰恰是这样。从热带海洋地区，唯一的机会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就在科迪勒拉中部，但这也是被视为一次性事件。

公园本身是相当低调的，即使这个地方曾经是挪威皇家空军的训练场，但在现在来说就几乎没意义了。在多伦多的公园里，我记得我第一次做雪天使，并试图挑起一场雪球战斗。我还记得我被捆绑起来就像一只企鹅一样。

滨海地区是我的邻居。这里就是一个存在于大城市中的一个小而紧密的社区，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房子中看到加拿大国家电视塔(CN Tower)和罗渣士中心(Rogers Centre)。我记得我和其他邻居们一起坐在阳台上看烟花，有的人包裹在羊毛毯里，有的坐在印有多伦多枫叶标志的折叠椅上。

上一个暑假，当我再次回到那熟悉的街区，我发现这个小镇已经失去了一点它曾经的魅力。再也没有安详和宁静。取而代之的是市区的喧闹和吵嚷。一栋栋摩天大厦耸立在曾经星光点点的空中。

诚实来讲，亲眼看着一个曾经无比熟悉的地方在短短十四年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真的很令人无法接受。但是，也有许多地方还残存着原来的影子。比如说码头旁的一家餐厅，仍然卖着在冬天用来驱寒最好喝的汤。我想，这就是人生吧。你离开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发现有些事物变得令人陌生，有些事物却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对于我来说，多伦多的湖畔永远会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十三年前

十三年前，我在学院街上观看了我人生第一场的圣诞游行。鉴于我之前的圣诞都是在 32 °C的天气里度过的， 我根本无法想象‘白色圣诞’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记得打扮成精灵的工作人员将我亲手写给圣诞老人的信投到了邮箱里。为了练习写作，我用法语写了那封信。得到的回信，自然也是千篇一律的回复。但是，在下方，有人特意用蓝色墨水用法语写下了一句简短的回复，让我瞬间觉得这是写给我独一无二的回信。当然了，我也知道了圣诞老人只是传说罢了，但是这些美好的回忆却鲜明地存在着。并且，我从未质疑过圣诞的魔力。作为一个国际生，频繁往返的机票实在是令人难以负担，但是我仍然会与妈妈视频。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思绪也会时常回到游行的那一天。

我周末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去参观安大略皇家博物馆(ROM)。最令人开心的展出莫过于霸王龙的遗骸和原住民的图腾。每个月至少一次，我会去参观一些从未见过的展出品，尤其是考古方面的发现。我甚至办理了一张儿童会员卡，妈妈和我一致认为这样更划算。我还依稀记得会在儿童游乐区的沙堆里假装自己发现了远古时期恐龙的遗骸。

我第一次参观皇家博物馆时，水晶玻璃门还在装修中，所以我从更悠久的东门进入的。当我在多年后再次参观时从新门进入，我微微有些失落—虽然东门重新开放了。

今天，从玻璃门进入时，我已然听见了许多多伦多居民表示怀念老门，但是也不可否认从这么漂亮的水晶玻璃门进入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但我仍然怀念圆形大厅天花板上的那些镶嵌图案。对于我来说，仅仅看到这圆顶便可以令我兴奋起来。因为这意味着新一轮的探索开始了。皇家博物馆教会我了探索的重要性，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对未知探索的兴趣。

十二年前
十二年前，我转入了我三年时间中所上的第三所学校。我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在家附近的滨海学校(Waterfront School)当了几个月的插班生。后来转学到一所位于圣劳伦斯地区的法语学校来学习第二门语言。有趣的是，作为一所位于市中心的教育机构，所有的课程和休息时间都是在同一栋楼里进行的。如果我们想到街对面的花园玩，必须要先过马路。前年，我跟我音尼斯学院(Innis Collage)的舍友在圣劳伦斯市场(St. Lawrence Market)闲逛时打算绕道参观一下我以前就读的学校。一切感觉丝毫未变—为了更加确认这一点，我玩了一下单杠也坐了好几次滑梯。

翻译/Translate: 钱泳欣/Janice Chin, 王佳盈/JiaYing Wang, 王姝锦/Shujin Wang

校对/Proof：刘星雨/Xingyu Liu，晏薇/ Wei Yan

终校/Final Read: 郑乐吟/Leyin Zheng

多伦多大学分子遗传学系教授萨契戴夫·西德虎(Sachdev Sidhu)参与创建的生物技术公司得到了六千二百万美元的二次投资，使总投资增长到七千二百万美元。

批奥尼免疫疗法集团计划将目前的抗癌治疗研究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此研究原由西德虎和加利福利亚大学三藩医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School of Medicine)的麦克斯·克鲁梅尔(Max Krummel)教授共同启动。该集团结合了西德虎对噬菌体抗体展示技术以及克鲁梅尔的免疫系统的生物学研究，于2015年成立，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这个项目将与西德虎、克鲁梅尔、多大分子遗传学博士杰森·莫法特(Dr Jason Moffat)共同创立的多伦多重组抗体中心(Toronto Recombinant Anti-body Centre，TRAC)合作。此中心位于唐纳利细胞和生物分子研究中心(Donnelly Centre for Cellular and Biomolecular Research Centre)内，重组抗体研究人员正进行关于合成抗体治疗潜力的研究。

合成抗体可以被用于攻击一系列疾病中的分子，他们是药物开发的关键。批奥尼的抗癌治疗，也称为髓性整定(Myeloid Tuning)利用合成抗体提供的高特异性，通过操纵肿瘤的微环境来增强免疫系统对癌症的防御能力。

免疫系统利用T细胞检测外来分子以引起防御反应。因为肿瘤是由体内现存的细胞产生的，它们可以逃脱T细胞的识别，抑制免疫反应，并失控地增殖。关键是恢复机体抵抗抗癌症的免疫能力——这是肿瘤免疫治疗的前提，也就是所谓的免疫肿瘤。

“办法其实很简单：想启动T细胞，只需直接找到抑制T细胞的蛋白，”西德虎说。

髓性整定通过消除抑制免疫系统的细胞以得到效果，因此，抑制免疫激活细胞的形成并增强抗肿瘤的防御能力。“T细胞是由消除抑制性细胞来激活的，而不是由专门针对它们的攻击。”西德虎解释。

批奥尼的技术还可以完善现有的抗肿瘤疗法，如T细胞检查点抑制剂。 检查点是调节T细胞和免疫系统之间通讯的调节器，它们负责微调身体的免疫功能，并在检测到原生细胞时对其进行下调以避免引发自身免疫反应。通过使用检查点抑制剂，可以开发出阻断肿瘤逃脱T细胞检测的能力的疗法。

商标名称为Yervoy的伊匹单抗(Ipilimumab)开创了美国首个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针对皮肤癌的治疗性抗体的先例，并引发了新一轮免疫肿瘤学的研究热潮。由克鲁梅尔(Krummel)联合发明的药物抑制了CTLA4(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4)，这是在体细胞上发现的众多检查点之一。同样地，帕姆单抗(pembrolizumab)又名吉舒达(Keytruda)抑制了被称为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的检查点。

西度说：“抗PD-1(Anti-PD-1)与T细胞结合……并通过这种方式激活它，然后我们再添加另一种可以消除体内的骨髓细胞的抗体，从而达得到双倍的效果。”

但是现在这个研究小组必须解决的这个领域的关键问题是：肿瘤的其他部分没有可以攻击它们的T细胞吗？或者还有其他未知的突变吗？这些可能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且已经存在在现有研究之中。据西度介绍，免疫肿瘤学的未来已经到来。

骨髓调节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免疫肿瘤治疗方法。目前，正在研究的可用于抗肿瘤治疗的药物涉及了其他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

“目前在免疫细胞的激活方面还没有太多的发现”西度说：“但令人兴奋的是，虽然只有一小部分癌症对免疫疗法有反应，但那些有反应的患者往往做出了极大的反应。”

翻译：王海琳/Hailin Wang，谢旻怡/Minyi Xie

校对：罗尹聆/Yinling Luo

终校：刘卓颖/Zhuoying Liu

“实验解释”是The Varsity科学板块下的子版块，专写历史上的重大发现。我们的目标是展现那些影响了现今人们对科学认知的实验。

踏进医学科学大楼(Medical Sciences Building)的麦克劳德礼堂(Macleod Auditorium)，你会发现一个关于胰岛素发现过程的展览——这也许是多伦多大学医学研究中最广为人知的成功故事。

在发现胰岛素之前，I型糖尿病就是死亡象征。病人们不是死于疾病本身就是死于治疗过程。当时的治疗手段名为饥饿疗法，这种疗法将儿童的日卡路里摄入量限制在低至500卡路里的水平，然而却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对他们有益。

1920年，加拿大医师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草草写下24个词：“将狗的胰腺管结扎。维持狗的生命直到腺泡退化离开胰岛。试着分离这些内部分泌物来缓解糖尿。”

换句话说，糖尿病——班廷把它等同于糖尿，因为糖尿病人排泄出的尿液中含有葡萄糖——已经被追溯到胰腺了，也就是那个藏在胃后面的曲棍球棒状器官。更具体地说，他已经意识到胰腺与胰岛——遍布胰腺的细胞团块的功能失调有关了。

之前对分离胰岛分泌物——一种健康人拥有而I型糖尿病患者缺乏的物质——的尝试最终都走向失败。

班廷推测先前实验不成功的原因是胰腺分泌出了包含消化酶的液体，这些液体在抗糖尿病的分泌物被分离之前就分解了它们。

因此他的计划是：“将狗的胰腺管结扎”以阻止它们分泌消化液，然后收集胰岛的分泌物。有了这个想法的支持，班廷搬去了多伦多。在那里，多伦多大学的教授约翰·麦克劳德(John Macleod)为他配备了一个实验室和一位助手，医学院学生查尔斯·贝斯特(Charles Best)。

1921年5月，班廷和贝斯特开始进行试验，他们切除了第一组狗的胰腺，使它们患上糖尿病。同时切除了另一组狗的胰腺管，以提取胰岛分泌物。

然后他们把第二组狗的分泌物注入已有糖尿病的第一组狗体内，监测他们的血糖和尿糖的水平，以及他们的寿命。第一组狗活了下来。

胰岛的分泌物缓解了狗的症状，这种提取物最初被称为isletin，之后被改名为胰岛素。

麦克劳德最终被反复实验后的成功结果说服，他为二人带来了伯特伦·科利普(Bertram Collip)，来帮助他们将分泌物提纯。这时，他们已经从使用狗胰岛转向了牛胰岛，不过只是因为狗的胰岛分泌物量少而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虽然班廷最初的切断胰腺管的想法失败了，他们的团队还是成功地分离出了胰岛素。

1922年1月，该团队第一次将胰岛素用于人体——14岁的伦纳德·汤普森(Leonard Thompson)。当时，汤普森仅有65磅重，处于死亡边缘。治疗后，汤普森的病情好转。他之后活了13年，其他有类似情况的人在采用胰岛素治疗后也病情好转了。

同年，美国开始了实验性治疗；七月，该药物开始在北美进行临床试验。当年年底，欧洲开始生产胰岛素。1923年，班廷和麦克劳德因发现胰岛素而获得了192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班廷把他的奖金和贝斯特分享，而麦克劳德与科利普分享了他的奖金。

到目前为止，胰岛素虽然不能治愈糖尿病，但是使糖尿病变得可控。

麦克劳德礼堂的命名，及其对班廷、贝斯特和科利普的致敬，不仅仅为了铭记多伦多大学医学史上的华彩时刻，更是为了庆祝这个持续拯救人类生命的重大科学突破。

翻译/Translate: Qiyan Huang/孙雪霏 Xuefei Sun

校对/Proof: 杨典潼/Diantong Yang

终校/Final Read: 王雪琪/Xueqi Wang

前几日的极寒气候让我想起去年在罗巴茨(Robarts)图书馆所观察到的一次令人不安的记忆。为了能在罗巴茨通宵复习，学生们通常都会被图书馆安保人员要求出示学生证(Tcard)。有天晚上，我看到一名工作人员走向一位正在餐厅区桌子上低头休息的青年黑人。当这位男子无法按照要求出示学生证时，工作人员命令他离开图书馆。尽管该男子万分不情愿，并质疑这位工作人员是否得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下依旧坚守如此严格的纪律态度，他最终还是在工作人员扬言要通知其他警卫的威胁下离开了。

这个观察只是管中窥豹。我们教育制度中的复杂安保系统，将一部分学生群体识别并断定为威胁。这些学生因他们的外在表现而被定义为威胁——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相关机构的形象。像多伦多大学这样的机构可以选择忽视或者主动危及这些学生群体的安全，并将他们的需求置于主导机构、世界观及身份的安全的对立面。

安保系统并不应限于任何群体：包括原住民、性别酷儿、性侵犯经历者在内的许多在校园内的团体，常能证实这些安保过程是如何盯上他们的。然而，在种族这个具体问题上，黑人同学们格外地承受着安保系统运转所带来的挑战。

黑人青少年的犯罪化

在教育这个大环境下，黑人学生既被认为是威胁，同时也认为自己该受到威胁。这种双重性在新作《管制的黑人生活》中得到了解释：

激进分子罗宾·梅纳德(Robyn Maynard)在《加拿大的国家暴力：从奴隶制社会到今天》解释了黑人儿童并不像白人孩子那样，可以与脆弱，无辜或者应当获得安全联系起来，反而与危险性相连结。在这方面，梅纳德将种族隔离和黑人儿童在公立学校中所遭到的忽视，与直到二十世纪末才结束的土著儿童在寄宿学校所经历的文化灭绝相提并论。

一方面，黑人学生在学业，指导员工和资金援助中不受重视；另一方面，他们被视为应当受到监视与惩罚的超级威胁。梅纳德特别注意到，尽管黑人男学生的这种行为是最显眼的目标，但种族歧视者也与女性，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精神病，无身份者都有交集，并会产生对教育与生活不良的结果。

这份具有警告性质的报告是以约克大学的教育、社区和散居部门担任吉恩·奥古斯丁主席的卡尔·詹姆斯博士(Dr. Carl James)为首提出的。报告中指出了在多伦多地区的学校中，黑人学生面临被停课的可能性是白人学生的三倍，并占据了被开除学生人数的一半。此外，老师们对黑人学生期望值较低，导致很高比例的黑人学生流入缺乏支持的低端教育系统，而不是大学所要求的学术类课程系统

相应地，警方以维护安全的名义加剧了对于黑人学生的教育忽视。政府的学生资源官(The Student Resource Officer, SRO)项目，最近允许了持有武器的警察进入多伦多地区的学校当中。此项目遭到反对的主要理由是在校内安置警察会使种族化的年轻人感到被针对，并且产生偏激的情绪。更多的是，高开除率以及高停课率会让黑人学生在面对校内警察时感到更加无助。据梅纳德解释，这种措施反映了政府机构想要将黑人学生从校园中踢出，因此增加了社会不稳定性，同时还限制了黑人学生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多改善经济的机会。

多伦多大学的阻力

安全化的作用在教育中并不仅限于中小学教育机构。 多伦多也不例外，因为最近在校园里发生了反黑人种族主义的事件。

十月份，在麦西学院(Massey College)，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马鲁斯(Michael Marrus)与一位黑人学生谈话之后辞职了，他提到了学院的“大师”，并提出了奴隶制的概念。 长期以来对大师头衔的批评以及大学里的种族主义文化推进了对这一事件的愤慨，使像迈克尔这样的掌权人士能够提出这样的评论。 大学里的种族主义，使处在类似权力位置的人能够发表这样的言论。

十一月，为了应对大学长期以来在处理应用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的反黑种族主义言论的失败，黑人学生协会(BSA)举办了一个市政厅会议，并分享了对于校园里缺乏黑人代表和调节政策的沮丧感。 鉴于此类事件，大学在针对黑人学生的持续不安全气氛中的共犯关系变得明显。 正如黑人学生协会市政厅会议所表达的，公立教育的安全化能够改善黑人学生在高等教育大学中自我价值、代表性和知名度的缺乏。

大学和公共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做的是，承认反黑人种族主义是黑人青年（取得）教育成果的持续障碍，并采取适当的政策来应对。 正如2017年的报告所建议的那样，主管部门应该要求教职员进行多元化的反歧视培训，确保课程能反映反种族主义和多元化，并收集基于种族的数据。

与此同时，黑人青年不是无助的受害者，而是为自己努力争取安全权益的反抗者。可以看看去年夏天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首届黑人学生毕业典礼，以及这次秋季事件后形成的社区意识。在多伦多，黑人生活自由学校(Black Lives Matter Toronto’s Freedom School)的目标是为年轻黑人儿童提供不同的教育体验，而多年来来自社区成员和激进组织的压力促使TDSB在2017年11月结束了SRO项目。

这些成就表明了长期持续行动的需求和潜力。 在这种情况下，活动家德斯蒙德·科尔(Desmond Cole)在BSA市政厅鼓励黑人社区继续通过媒体提高知名度，并继续将在大学发生的具体事件与更广泛的系统性问题联系起来。

安全化：不是一个单一议题

更完善的安全化也将帮助同样脆弱的多伦多大学的其他社区。 例如，2016年，校园警察在多伦多大学自由言论集会(the U of T Rally for Free Speech)中的无所作为使对跨界团体成员的暴行成为可能。 2017年秋季，在一次住宿派对之后，一名校园警官涉嫌挑出一名有种族特征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学生代表巴迪亚莫纳瓦里(Bardia Monavari)，其后来指称助理学监未能保护他免受伤害。 如果不是直接的暴力，那么当关键问题威胁到大学的声誉时，学校主张沉默和压制，而不是建设性的改革。三一学院对坦森里德(Tamsyn Riddle)性侵犯案件的不当处理和即将进行的（针对患有心理疾病学生的）强制性休假政策的投票，可能将有心理问题的学生置于不利地位，是体制性沉默的突出例子。

尽管这种丑闻造成了不和谐的校园气氛，但妇女和性别研究专业的副教授艾丽莎·特罗兹(Alissa Trotz)指出，学生在权力面前并没有退缩，实际上却是为正义而动员和组织。 然而，为了最有选择性地追求这方面的正义，我们不能将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理解限制为孤立的或不相关的。 本着最终形成广泛的政策变化的精神，（我们）必须形成这样的跨学生斗争的坚实联系，以揭露大学在交叉问题和制度层面的失败。

大学应该为所有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然而，如果制度化的惯例针对、打压和伤害那些经历并置了大学的声誉和现状合理性的学生，（这样的愿景）是不可能实现的。 鉴于反黑种族主义是教育安全化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公共教育体系和大学社区在来年应该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和改革政策。

Ibnul Chowdhury is a third-year student at Trinity College studying Economics and Peace, Conflict, and Justice Studies. He is an Associate Comment Editor for The Varsity.

艾布诺查德哈瑞(Ibnul Chowdhury)是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三年级学生，主修经济与和平、冲突与正义研究。 他是The Varsity的副评论编辑。

翻译/Translate: 刘星雨/Xingyu Liu, 晏薇/Wei Yan

校对/Proof：李逸然/Katherine Li

终校/Final Read: 郑乐吟/Leyin Zheng

冬季学期伊始，CSC108（初级计算机编程）采用了全新的教学方式：自主通达学习(self-paced, matery based learning)。这次教学改革由校长学习与教育优化基金(Provost’s Learning and Education Advancement Fund)赞助，目的是考查通达学习法在计算机编程教育方面的成效。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副教授保罗·格雷(Paul Gries)长久以来一直希望在CSC108中采用自主学习模式。然而，他并不确定该如何将其有效实施。现在，通达学习法现成为一个可行方案。通达学习法要求学生证明自己已熟练掌握现有概念，之后才能进入下一个概念的学习。而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同一概念一学期中仅仅会被考核一到两次。课程分为七个单元，称为“探索任务”：学生通过在家观看教学视频完成这些任务，再前往课堂完成相应练习。

为保证概念掌握，学生在测验中达到一定成绩，才能进行下一个单元的学习，而分数线通常在70%-80%之间。

如果他们没有通过测验，也无伤大雅——在课堂中，学生们可以进行更多练习，或与格雷教授或其他助教进行一对一辅导。

为了促进便于共同学习，那些有相同问题的学生将被安排在一起学习。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或快或慢地来通过探索任务——这是大学课程闻所未闻的事情。格雷认为，通过这种模式，课程材料有可能在学期的中途就能够完成。CSC108有学生退课或不及格的历史，（他们）只能在之后重新上这门课。格雷认为这是有这种情况可能的发生的，是因为学生到期中才意识到他们被课程材料所困扰，而往往这时候已经太迟了。“并没有机制或结构来让他们有效地跟上进度。”格雷如是说。

报名上课的学生很多，因此很难辨识那些觉得课程有难度的同学。CSC108在秋季、冬季和夏季都设置课程，是圣乔治主校区(St. George campus)人数最多的课之一，每学期至少2000名学生报名上课。

当课程是精熟和学生自定进程为主的时候，学生可以非常快速地分辨出自己是否觉得课程很难，同时学生们也给予了一次跟上课程进度的机会。

CSC108的学生之一米希尔·斯派克(Michael Spyker)表达了对通达学习的看法。他相信这种新兴的教学方式消除了传统教学中存在的“恶性循环”Spyker（斯派克）说：“通达学习的部分……提供了更系统的教学学习环境。”

通达学习是在多伦多大学一项新兴教育改革。然而，这并不是CSC108课堂中的第一次出现创新的学习方式——已经实施的教学方法有纯线上学习与反向式学习(inverted version)。

反向式学习和通达学习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由学生自定学习节奏。

格雷说：“还有很多其他研究支持反向式教室比传统教室更好，因为学生在可以主动学习——他们更能理解融入学习材料内容。”并且表示他相信这种持续，短期的材料内容融入能领导学生更好的学习。

大二学生斯潘西·凯(Spencer Ki)在秋季选修了CSC108。他同意了反向式教学的有高效性：“这种在课堂中调动所有人一起解决问题的教学方式大大帮助了我对课堂内容的理解，而不是仅仅记诵教学材料。”

然而，凯更愿意以通达学习的方式上课：“我可以肯定地预言通达学习将是大学课程改革的下一步。”

然而，精熟的课程并不适合所有人。格雷说：“我们预料期待对一些人而言，反向式教学可能是更合适的学习方法。”

凯对于通达学习的版本有着相似的想法：“拖延症的欲望可能会更严重了。”

格雷对于教育改造的热情不仅限于CSC108。如果这次试点成功的，通达学习可能会被引进多伦多大学的多门基础型课程中。

格雷并不觉得通达学习仅仅限于大学课程：“许多高中并不提供（计算机编程）。我们正在寻找在高中开设更多计算机编程课的方式因此，在未来几年中我们会有以通达学习为教学模式的的高中课程体系。”

格雷建议计算机专业学生能前往各个高中帮助老师们备课与教学。

翻译/Translate: 李逸然/Yiran Li, 万春潇/Chunxiao Wan

校对/Proof Read: 陈嘉华/Jiahua Chen

终校/Final Read: 沈梦溪/Mengxi Shen

受到过去几周持续恶劣天气的影响，多伦多老旧建筑的冻融循环系统(Freeze-thaw cycles)受到严重破坏。由于多伦多大多数的基础建设已接近其50年的使用寿命，这座城市必须转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并进行创新。

专攻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多伦多大学(U of T)副教授绍莎娜·萨克斯(Shoshanna Saxe)在给The Varsity的邮件中写到：“问题的焦点是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础设施建设呈现井喷式发展。大多数当时的基础设施的设计使用年限在50年左右，这意味着现在正是该更新换代的时候。”

随着冬季气温骤降，人行道和道路被冻结。这就是目前“真·北方“面临的现状。虽然这种重度冻结的情况本身不是问题，但随后气温的快速变暖就会导致问题。这种极端气温之间巨大的波动会导致混凝土的裂纹并破坏水管，造成整个城市的鞭鞘效应(whiplash effect)。

例如路面上的坑槽，坑槽是冰雪融化渗入沥青道路的表层的裂缝然后再次结冰，导致裂缝扩张而形成的。然而，多伦多一些路面使用的现代波特兰水泥(Portland Cement)是惰性的。这种混凝土是由压实的沙子和碎石构成的，并不具有良好的弯曲和延展能力。

根据多伦多工程建设服务部门的媒体联系人谢丽尔·圣·胡安(Cheryl San Juan)所说，当车辆行驶过处于潮湿膨胀的压力下的路段时，车辆的重量使得路面破裂，把沥青被挤出，从而形成了路面坑槽。

由于多伦多的基础设施只有接近50年的寿命，在很多常见的问题上的不便体现出它们需要被更换，比如路面坑槽及水管破裂。

气候变化也导致这个问题的因素之一，其影响之一是更为频繁的极端天气波动。萨克斯解释说，多伦多的基础设施的设计荷载——即在它们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可以承受的最大压力，已经不适用于如今的气候状况了。

此类问题已经引发了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兴起。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综合了多种学科，包括土木工程、环境科学、经济学以及材料科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总结成一个词就是: 快速恢复能力。

类似于ResilientTO的倡议书——旨在提高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以及我们这座城市存在的，比如不平等、基础设施老化、住房和过境这些问题”带来的挑战的抵御能力—和TransformTO “多伦多最新且最具野心的气候行动计划”只是当地两个对于可持续化基础建设作出回应的例子。

在众多焦点之中，这些倡议者和其他主要参与者寻求解决的许多问题包括持久性，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问题等等。

关于耐用材料的一项创新是“自我修复混凝土”。荷兰代夫特科技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教授亨克·琼克斯(Henk Jonkers)在混凝土中嵌潜入了可以合成细菌的石灰岩胶囊，这种细菌可以在没有水、氧气以及乳酸钙的环境中存活，其中乳酸钙还是细菌的食物来源。当混凝土破裂，细菌会合成石灰岩从而填满裂缝，这样就免除了人工维修的需要。但是，生产这种混凝土的成本使得它很难投入到生产和使用中，所以只有时间才能说明这项技术如何更好地适应实际情况。

其他创新性的举措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例如已经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古罗马混凝土(Roman concrete)。许多用这种材料修筑的建筑物已有两千年的历史，至今仍然存在。这些建筑的长寿部分是由矿物质和火山灰混合而成，这些材料的混合使混凝土更加灵活和耐腐蚀。然而，材料的稀缺可能会阻碍它们被广泛使用于城市的基础建设。

[在多伦多], 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面对21世纪的挑战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我们能否迎接这一挑战还有待观察” 萨克斯说，“最关键的挑战在于建筑寿命的计划和方针。我们的基础设施设计使用年限是多长？年限越长成本越高，但也意味着能够减少需要更换次数。”

无论前进的障碍是什么，每一个进步和变革都会激励我们迈向一个更绿色，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翻译/Translate: 侯霖/ Lin Hou; 段舒萌／Shumeng Duan

校对/Proof: 孙雪霏/ Xuefei Sun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 Zhuoying Liu

信不信由你，蝙蝠并不是第一种利用回声定位来捕猎的有翼生物——现代蝙蝠的祖先在6500到85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利用回声定位（即用反射的声波来确认物体位置的过程）了。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UTM)的生物助理教授约翰·拉特克里夫(John Ratcliffe)和他的团队利用分子系统发生学(molecular phylogeny)的方法来解密蝙蝠回声定位能力的进化历程，以此让我们重新理解这种生物如何又为何能够成为夜晚的“声纳十字军”。

他们近期发表在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篇现有的系统发生学研究之上的。这篇现有的研究显示，蝙蝠进化出强大的生物声纳能力，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在视力和回声定位能力间做出了取舍。

蝙蝠是全球哺乳类第二大目，下属有超过1300个品种。这些品种大多是夜行肉食动物，靠在夜晚利用回声定位捕食小型昆虫为生。

研究者们利用系统发生学对比(phylogenetic comparative methods)的方法了解了蝙蝠的声纳系统、神经结构和形态的进化历程。研究结果表明，古代蝙蝠的视力不足以在夜间捕猎小型猎物，但从神经解剖学的角度来讲，它们完全可以利用回声定位。这一点证明了这种远祖身上的回声定位能力可能在后代身上进化为一种强大的感知系统。

从进化的角度讲，蝙蝠一直展现着“取舍”行为的过程：回声定位能力较差的物种往往视力较好，反之亦然。

通过深入研究他们发现，如果根据使用“回声定位能力的频率”来分组，现代蝙蝠里最少应用回声定位的物种的视力往往比其他组更好，说明这种“取舍”（蝙蝠的视力与回声定位能力此消彼长）在蝙蝠研究里双向存在。”无回声定位能力的翼足目“正是这种”取舍“的案例之一。

令人惊讶的是，无回声定位能力蝙蝠的大脑与和有回声定位能力蝙蝠的一样有感知声音的分区。这一退化的器官表明了这一品种的蝙蝠曾经能够利用回声定位，但现在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这种情况与另一种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回声定位能力的蝙蝠）与有回声定位能力的蝙蝠进化过程各自独立。相反地，它们源于同一种祖先。

拉特克里夫团队的这项研究不但回答了关于蝙蝠（全世界最多样的物种之一）主要特征进化的问题，而且为系统发生学研究(phylogenetic research)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

过去四年一直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本文第一作者珍南·西亚加文(Jeneni Thiagavel)说道：“（我们的研究）就像是在不同的情境下重放进化的视频。”

“我们的研究一定能为（这些对比方法的）用户带来重现历史的能力。”

翻译/Translate: 邵越美/Gillian Shao

校对/Proof: 谢旻怡/Minyi Xie

终校/Final Read: 沈梦溪/Mengxi S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