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情人节又要来了，多伦多大学(U of T)的同学们早已按耐不住对情人节的期待，想要享受一个充满红酒，白巧克力， 和粉红爱心的浪漫之夜。 然而单身狗们回归现实，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选择——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并没有在情人节前脱单，在这浪漫的日子仍然只能形单影只。

情人节是个让人情绪疲惫的节日。恋爱中的人总觉得身边的单身朋友过的十分苦逼，或者怜悯他们，即使他们眼里的“单身狗”其实很享受自己的单身状态。这反而让单身的人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什么问题。

作为所有人眼里的爱神丘比特，社会上以他做文章的宣传已经快被写烂了。在谷歌检索上杂志、报纸和博客上类似“送他爱的礼物”，“用礼物表达对她的爱”，“为2018选个礼物吧”的标题不计其数。这种打着为爱疯狂的旗号，实则完全为消费主义服务的风潮不仅将单身人士排除在外，更是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再一次产生怀疑——这种爱情的满足凌驾于其他所有理想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主流了吗？

我们可以共同向这种风气发起挑战——如果我们真的仔细审视单身人士的情人节状况，我们也许会发现在这种时候单身反而更好。

首先，单身的花费更少。圣诞节和情人节只相差了一个半月——更不用说其中数不过来的生日，这些都是吃瘪我们钱包，让我们肉痛的节日啊！去年，我就有朋友向人借钱来给另一半买礼物，还有人抱怨说他们只能加班来支付节日所需的费用。圣诞节的花费也许会因为其无私和以家庭为中心的本质而显得更加合理，情人节却没有这样的借口。去年，加拿大人每件礼物平均花费58加元，这其中还不包括晚餐和新衣服的费用。今年，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报道，超过一半的美国消费者预计将平均为他们的情人节计划花费143.56美元。当然，对于单身狗们来说，这些花费就都省了。

没有情人的人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为自己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聚会和朋友在情人节这天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忙于约会或在为没有人约而感到郁闷。《喧闹(Bustle)》杂志上提出了各种建议，例如庆祝“闺蜜节”、购物或者尝试新菜谱。

作为天天被困于社交前景与学习成绩的大学生，我们应该享受能够摆脱这两个牢笼的机会。这样看来，我们可以把情人节当作自我实现的一天。

最后，选择自己过情人节是一种享受。当你不需要它来证实你的存在，或者当你不会因为对孤独的恐惧而激发你的依赖感时，这段关系才会更令人满意。仔细想想，单纯地享受情人节而不是为它担忧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单身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对自己负责。我们的生命完全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为自己一人过情人节而感到自豪，这完全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如果我们选择接受现实，而不是用借口或解释来逃避，就能原谅自己并没有做一个自己所认为理想的人，或社会期望我们成为的人。同时，还可以教他人以这种尊重与同感心来对待我们。

我们该记住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情人节是选择性的。你可以用任何适合你的方式度过这一天。虽然没有另一半可能会让你失望，但是我们不曾真正孤独，因为生命中有太多重要的人。所以请在2月15号好好享受半价巧克力，支持你应得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情人孑’。

译者注：珍妮丝·敏诺(Jenisse Minott)是位多伦多大学密西西加分校(UTM)的大三学生，攻读专业为沟通、文化、信息科技和专业写作。她是The Varsity多大校报的副评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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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罗尹聆/Yinling Luo, 余思杭/Sihang Yu

校对/ Proof: 刘隽含/Rozee Liu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

2018 士嘉宝校区的学生会选举陷入了争论。在非官方结果已经公布的情况下，我们采访到了士嘉宝校区的想要对此次选举发表观点的学生们。

围绕着和士嘉堡学生会(SCSU)相关的争议，许多学生陷入了疑惑

进入大学，其中一件令我着迷的事情是学生会有能力去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从大一新生角度来看，士嘉堡学生会的宗旨应该是是“由学生决定，一切为学生“，同时为学生提供一个影响决策者并且维护自己权利的平台。

尽管这些理念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最近发生的事件说明这样的平台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实际的。看着今年士嘉堡学生会选举争议事件的不断发酵，首先令我感到震惊的是整个情况竟然是如此的不专业。我想知道被我们投票选举出的人是否认真地对待了他们的工作， 因为他们的全职工作是由我们作为学生团体支付的。

有关今年选举中不当行为的指控首先引起了社交媒体的关注；这些报道包含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指控，但是并没有相关的真实细节。直到今天，我们这些大多数没有机会在士嘉堡学生会办公室工作的学生，仍然被蒙蔽在一些令人沮丧且含糊不清的声明中。

在候选人会议上目睹了抗议活动并且浏览了士嘉堡学生会官方网页的回复之后，我不得不质疑这场争论有多少是为了正义，又有多少是为了个人利益。这些人真的在意我这样的学生吗，还是仅仅为了在早已令人深刻的简历上再为自己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当然尊重现在的执行委员会每天所做的大量工作，但我还是减少了对于整个组织的信任。作为一个没有认真对待的校园，我们不可能出现这种分裂的局面。对于很多高高在上的人来说，把学生会当作一个幼稚的存在是很容易的，我担心这样的行为更加肯定了那些傲慢的想法。

译者注：黛博拉 × 奥乔亚(Deborah Ocholi)是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神经科学专业一名大三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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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嘉堡校区学生会选举仍然是一个热点事件

各种视频、标签和申请书，让两名候选人被取消资格已经迅速成为一股反对士嘉堡学生会的浪潮。但是这种骚动掩盖了学生会濒临垮台的根本原因。

这起丑闻的根源在于学生团体对于士嘉堡学生会管理层的无知。除非你是一个有政治理想或者希望丰富简历的人，否则你可能不会了解士嘉堡学生会的原则。选举规则是什么？预算如何规划？政策如何制定？公众对学生会的遗忘是由于学生会对自己价值观宣传的漠然。对于局外人来说，士嘉宝学生会的存在就如同影子一般，只有已经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了解它。透明度的缺乏也助长了腐败的发生。

此外，以牺牲原则为代价，过度聚焦于候选人的受欢迎程度，使得选举过程的信任度受到了侵蚀。在选举季走过校园一定会被各式各样、色彩艳丽的海报包围， 还会被学生拉票。候选人面孔的熟悉度成为了他们通向胜利的石阶。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方法似乎非常奏效。尽管大多数学生能够认出候选人，但他们可能很难说出对于这些候选人非常重要的政策。

由士嘉堡学生会组织辩论或论坛，让学生们可以讨论候选人政策的可行性，同时决定谁可以代表他们的想法。已经举行的一个候选人论坛，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出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当下的情况是，朋友为朋友投票。

与此同时，去浏览候选人的提案会就发现大量不切实际且难以执行的建议。人们不禁想问，什么样的无底洞能为珍珠奶茶和永久性溜冰场提供资金来源。

人们对士嘉堡学生会说：不要低估学生们的智商，他们需要参与到民主选举的机会。在选举改革之前，士嘉堡学生会仍将被视作一个不能体现学生声音，充满裙带关系的组织。

译者注：玛丽亚 ·雷文德伦(Maria Raveendran)是一名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人类生物学和心理学专业大三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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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候选人就意味着要遵守规定

我曾担任了两年士嘉堡学生会的负责人，在这段时间中我深刻地意识到了作为学生会领袖的优势以及资源。

利用学生会办公室策划选举以及招募其他候选人；利用职务之便在选举过程中散布攻击性的政治文章；故意错误地向学生解读选举条例(EPC, Elections Procedures Code)来误导学生，这只是责任管理人蒂娜·哈桑(Deena Hassan)今年违反选举条例的一些行为。

哈桑因此两次被取消了今年参选的资格。创建道德积分系统的目的正是为了防止有参选人通过使用如前文所述的一些投机取巧的方法获胜。

自然而然地，这些责任人在再一次参选时会因之前的违规行为而拥有极大的优势，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让此类候选人当选，否则他们并不会因自己犯下的错误而受到应得的惩罚。不了解相关规定也绝不是借口。作为董事会的一份子，选举管理者们有义务了解并贯彻所有学生会制定的规章和政策。

同样地，董事会以及其他下属组织及学生团体也有责任监督所有管理者。希望大家将所有候选人的声明与事实做对比，不要一味地听取那些能从选举结果中牟利者的言语。

译者注：亚斯密·拉贾比(Yasmin Rajabi)是在读于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公共政策与城市研究的大四学生。她担任了2016至2017年度士嘉堡学生会行政副主席一职，同时也是2015至2016年度士嘉堡学生会对外事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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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选举言论就是限制自由话语权

逐渐被曝出的士嘉堡学生会选举前夕的一系列有争议的行为让许多人，包括我，对于学生会的选举欺诈能力感到毛骨悚然。比如多伦多大学士嘉堡奋起参选团(Rise Up UTSC)（译者注：参选团是指由多个学生共同组成的参选单位）成为了士嘉堡学生会在绞尽脑汁控制其他参选人过程中的一个受害者。

我认为奋起参选团和其他参选团相比有极大的做出实质性改革的潜力。举例来说，当奋起参选团在努力策划扩建大学饮食中心(Food Centre)以及增加学术探讨课程来强化学生实践能力时，多伦多大学士嘉堡之声参选团(UTSC Voice)的当选主席(president-elect)尼科尔·布莱雅尼斯(Nicole Brayiannis)将大量精力放在了筹建一个奶茶店上，尽管学校中另一个餐厅已经在售卖奶茶了。在受到一周的投诉后，奋起参选团也要求他们的支持者将他们的言语尽量保持中立，因为参选团不想受到道德扣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奋起参选团在撰写一条饼干模具的广告时也被要求一定要在选举总监(CRO)批准后才能将这条广告散发给参选团的支持者。

但让人担心的事还不仅仅是这些，近期选举总监限制了与参选团没有直接关系的学生的话语权。任何公开支持奋起参选团的学生都有可能受到这一规定的制约。奋起参选团曾经也通知过我本人，要求修改我在脸书(Facebook)上发表的一些支持参选团的文字。究其原因也正是这条新规定，他们可能会因为我的话而受到道德扣分。即使我明确说明并没有任何奋起参选团的候选人指使我发表这样的评论，他们还是有可能因为我的话而被扣分。

我们目前才刚刚开始看到学生的自由话语权是如何受到侵犯的，而这一勾当的罪魁祸首正是一向声称尊重社会正义和平等的士嘉堡学生会。士嘉宝学生会能从这些非正义的行为中改过自新吗？我现在并不确定。但是我确定我每学期向士嘉堡学生会交付的40加币并不是为了买奶茶。

译者注：斯左·沙克(Shiza Shaikh)是一名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分子生物学以及生物科学的大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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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期间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权限令人堪忧

从自相矛盾的指控到毫无逻辑的声明，冲突和误解在士嘉堡学生会的竞选当中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虽然学生政治通常都是有一些暗箱操纵的，缺乏监管和透明度，不服从体制在今年已经堕落到了荒谬的地步。竞选名单都是由即将离任的管理者准备的，这早就不是什么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了。为什么我们的总会有领导层连任，新人刚参选就出局的现象,总会有空票废票无效票？抛开这些不谈，让我们说一说候选人论坛里海报上的时间为什么总是“暂未确定”(TBA)，与之相关的脸书活动页面都是在活动时间前一晚制作出来的，并总是凑巧和其他大型活动宣传期相同。假如竞选需要更多时间宣传的话，明明有很多的机会更改宣传日期，尤其是在当下巨大的矛盾和选举新首席风险官(CRO)的情况下。你可能觉得学生会因成员间的民主而自豪。

可实际上，士嘉堡学生会通常都不了解任何关于选举的细节情况，或者漠不关心——这是有些人想让我们盲目相信的。像候选人论坛一样以鼓励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大型活动，往往适得其反背道而驰。我在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上学四年以来，从未见过一场合理宣传的士嘉堡学生会选举或是正经的综合年会(Annual General Meeting)。在今年的综合年会上，一项关于适当选举宣传的提议被通过了，但这并不足“教会”士嘉堡学生会如何来具体执行这项提议。

虽然看到整个校园在此次士嘉堡学生会选举争议之后充满警戒是一件好事，但把握时机是最重要的事情。没有足够多的学生知道选举中正发生着什么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可整个士嘉堡学生会都毫无头绪似乎听起来更荒谬。

译者注：凯蒂·康士坦丁普罗(Katie Konstantopoulos)是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的大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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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学生会的丑闻表明立即解决士嘉堡学生会问题的重要性

笼罩着士嘉堡学生会的丑闻着实让我们担忧。同时想到发生在加拿大其他大学的学生会里的一些更严重的丑闻，我们应当确保士嘉堡学生会的事件不会再度升级。在来士嘉堡校区就读之前，我曾在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学习过两年。渥太华大学学生联盟(The Student Fede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每年都会因为它的可笑行径以及腐败行为荣登新闻头条。比如它曾经将管理层的薪水统统提高了百分之十八，结果不久后学生联盟就被迫宣布破产。

士嘉堡学生会可能是第一次受到非法取消参选人资格的指控，但这一指控在渥太华大学却是家常便饭。主张改革的学生经常受到排挤，尤其是在职参选团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在2011年，一位正处于优势的竞选担任董事会(Board of Administration)成员的学生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参选资格，之后学生联盟指派了竞选排名第二位的学生担任了这一职位。在2015年，属于改革派的渥太华大学学生联盟主席(the President of the SFUO)成功当选后不久就辞职了。丝毫不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的继任者，通讯副主席(VP Communications)，正是头一年参选团的一员。

另一个存在管理不善的学生会是瑞尔森学生会(Ryerson Students’ Union)。最近有关“男生俱乐部”和糟糕工作环境的评论使得其中一位高管辞职。行政副主席(VP Operations)也已经对工作环境作出了批评，他指出在重要的活动日程上，他和其他的高管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咨询。

尽管士嘉堡学生会和渥太华大学学生会以及瑞尔森学生会不能相提并论，但最近的事态发展确实代表了令人不安的趋势。当学生政治成为一个行业时，当举行选举并不能带来收益时，选举的代表性就会下降，而丑闻和不作为则会增加。渥太华大学和瑞尔森大学的例子应该给予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的学生以及学生领导人一个警告，行政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这样的现状必须得到解决。

译者注：安德烈 ·罗伊(Andre Roy)是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城市研究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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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段舒萌/Shumeng Duan, 管亦笛/Yidi Guan, 侯嘉炜/Jiawei Hou

校对/Proof: 段舒萌/Shumeng Duan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

在能够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大量科学文献的时代，这些信息是否应该免费公开成为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许多著名的期刊都要求付费注册以获得使用权限，他们都受版权保护。另外的一些期刊则有公开权限，这意味着他们的文章可以免费地被随意使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引用两篇报道来辩论，正方将讨论公开权限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是重要的，反方则将解释为什么对文献收费是“必要的恶行”。

正方：支持公开权限

科学公共图书馆(PLOS,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表示科学文献公开权限带来的好处，包括加速研究发现、充实公众知识和改进教育系统。科学公共图书馆是创立于2001年的公开权限期刊，也是超过1.1万个免费对读者开放同行评议过的学术文章且没有使用和传播限制的期刊之一。

如果没有科学文献公开权限，读者就需要付费阅读。这些由订阅期刊为获得收入和抵消发行费用而设置的障碍，会影响学生、研究人员、企业家、医疗从业人员和公众获取科学知识。

作为一名学生，获取研究论文是必不可少的。幸运的是，对于多伦多大学(U of T)的在读生，多伦多大学图书馆(UTL, U of T Library)系统通过和订阅期刊签订有偿合同，使得大多数需要付费的文章都可以免费阅读。实际上，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期刊馆藏是世界最大的馆藏之一。

当你在校或者附属于一个类似多伦多大学的知名机构，免费获取论文基本上不成问题。但是，当你毕业或者不再被雇佣，论文付费问题就会重新出现。

用于付订阅期刊的资金来源于学生的学费，日渐增长的订阅费用或许是导致学费上涨的部分原因。加拿大的多所大学不得不因为猛涨的订阅费用和加币的贬值而大幅削减期刊订阅量。

科学文献公开权限从开始就消除了这些障碍。无论你是否能从机构获取、是否贡献学费，你的身份是学生或是职工，只要你有网络连接，你就能获取科学文献。

科学文献公开权限的利处不仅限于可获取性，还给予作者透明化的优势。一篇学术论文和它的作者的影响力取决于被引用的次数——引用次数越多，影响力就越大。近日，《方面(FACETS)》杂志发表的对海洋生态研究表明，有公开权限的比需要付费阅读的论文平均增加了接近60%的引用量。引用在促进科学合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开权限也能通过降低检索难度，从而帮助群众提高信息素养——一种定位、评估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能力。为了免费获取收费阅读的论文，学生需要通过自己所在的学校或机构链接的数据库进行搜索。如果学生没有连接到校园无线网络，他们需要进行额外的步骤，通过my.access来链接，这样让多伦多大学学生在校外也能连接到图书馆的数据库。对比之下，开架阅览消除了这些额外的步骤，并且可以通过简单的检索来获取到资料。

幸运的是，当下机构都施压促进公开权限。在2012年公开备忘录中，哈佛大学学院顾问委员会(Harvard’s Faculty Advisory Council)呼吁作者把文章存储至DASH，即一个公开权限并提供各种类似每月为作者提供浏览量数据和增加引用率的统计数据库。

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支持通过科学空间(TSpace)的倡导来公开权限，科学空间是一个可以由多伦多大学社区任何人都能进行编著的学术文章资料库。同时，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也对那些在公开权限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多伦多大学科研人员提供出版费的折扣。

希望像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这样世界著名的机构能共同努力，帮助增加公开权限的规范，并增加在学术领域知识的可获取性、可视性，使其更透明化。

译者注：缇娜·波哼(Tina Bohin)是一名大二学习神经科学与细胞和系统生物学的学生。

卡珥拉·泰森(Clara Thaysen)是一名学习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的大五学生，她是The Varisity科学专栏的副主编。

 

反方：支持付费使用

没有权限使用一些文献让我很不满，看到需要付费更是让我恼怒得很。即便如此（我不是学术文章出版社雇佣的说客），我却不得不承认付费使用学术文章，从以下几个原因看来，是“必要的恶行”。

支持付费使用的几个原因中最基本的是典型的“万恶之源”：钱。不管他们的目标有多么崇高，学术期刊归根结底是一项生意，生意的运作自然需要成本。这些成本通常是由各种机构承担的：这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因为多伦多大学为学生和教职员工购买了许多出版物的使用权限。在这个公开权限愈发普遍的时代，付费注册这一项收益的减少将导致支付运营资本的负担转嫁到了文献作者身上。

有些作者在将作品交付给同行审阅的过程中就已经支付了一笔费用——即便在权限公开的期刊里也是这样。这些钱通常来自于他们自己的资金预算，但这些作者是否有能力去支付额外的费用，来弥补期刊因为免费公开权限而造成的赤字呢？似乎这不太可能。很不幸的是，过去通常由政府提供的研究资金变得越来越少。在过去的十年中，加拿大的政府拨款逐渐减少，而2013年更是自二战以来美国政府首次没有将主要政府财政收入用于基础研究经费的一年。

有很多私人企业，经常会为了促进研究发展或者扩大服务范围为私人研究提供资金。但是这也就引起了关于公平——一个在其他文献中早已普遍存在的问题。

如果政府和企业的资金都不复存在，作者就只能自己通过私人或个人资源来支付各种费用。这对于学生、业余研究者和处在事业初期的科学家来讲，会挫败他们在有声望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积极性，导致他们只能屈才于那些以收费低却不讲究编辑诚信或严格的同行审阅的期刊。

公开权限和付费使用的争辩又对公众有什么影响呢？有人声张取消付费能通过阅读经过同行审阅的科学文献以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然而，这效果并不好。即使能免费阅读文章，也未必代表着能看懂。

“不是物理学家的人会读不懂粒子物理学的论文，这是毋庸置疑的。人文学论文也是一样的道理。”多伦多大学的学术影响中心 (U of T’s Impact Centre)项目组组长伊曼纽尔·伊斯特雷特博士(Dr. Emanuel Istrate)解释道。“我们要在我们力量可及的范围内做更多能够让公众参与的事情。单单给出论文文档不是真正的解决方式，这只是亡羊补牢的办法。”

译者注：斯班赛·凯(Spencer Y.Ki)是天体物理学和数学双专业的大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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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万春潇/Chunxiao Wan, 侯嘉炜/Jiawei Hou

审阅/Proof: 罗尹聆/Yinling Luo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

多伦多大学(U of T)年度戏剧节将于本周四晚在Hart House剧场隆重开幕，届时将有九场精彩演出。

九场演出涵盖了由学生社团，大学戏剧社以及个人准备的作品，同时还会有一场即兴演出。这个戏剧节长时间以来只接受校内学生的原创作品，现在已经是第16年了。

本届戏剧节将由在多伦多大学戏剧、剧场及表演艺术中心(U of T‘s Centre for Drama,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Studies)的助理教授吉尔·卡特(Jill Carter)执导。在周六表演结束后，卡特将亲自主持颁奖典礼，届时将会颁发最佳表演，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编剧等三项大奖。

周四

《慢性地》(Chronically)，由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戏剧社(UTM Drama Club)出演

劳伦·蕾西(Lauren Lacey)的表演，由卡拉·马丁(KhaRå Martin)执导，探讨了慢性疾病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时间感知。其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包括：慢性疾病如何导致一个人的生活变得索然无味，以及当年轻人意识到慢性疾病会伴随他们一生后他们该何去何从。

《云层八号》(Cloud 8)，由三一学院戏剧社(Trinity College Drama Society)出演

由薇薇安·谢(Vivian Xie)执笔，柯南慕·帕克(Q-Nahm Park)导演的《八号云层》讲述了一个中国的母亲和一个出生在加拿大的女儿如何跨越代沟从而改变母女关系的故事。

多伦多大学即兴演出社(U of T Improv)将在麦吉尔大学2018戏剧节出演

今年麦吉尔大学(McGill)戏剧节碰巧和多伦多大学戏剧节在同一时间举办。于周四晚间，观众可以在六个节目中随机选择三个要求表演，这六个节目都是会在麦吉尔大学戏剧节上表演的节目，届时我们的演员将会即兴表演。“我们觉得让大家从两个节目里面挑一个可能不是很公平。”本次艺术节的主持詹姆斯·海伊特(James Hyett)说，这种节目形式也来源他的构思。这种形式是受到了来自一个埃德蒙顿(Edmonton)即兴表演剧团的启发，这一剧团在参加欧洲艺穗节(Fringe Festival)时也采用了类似的表演形式。

周五

《我不能相信任何人，大家都伤害了我：一个喜剧？》(I Can’t Trust Anyone, Everyone Hurts Me: A Comedy?)由大学学院滑稽社团(UC Follies)的希莉斯特·任(Celeste Yim)和阿巴·阿姆坎都(Aba Amuquandoh)出演。

即使这部演出创作于#我也是(#MeToo)运动之前，“我不能相信任何人”这一题材充分展现了它的先见之明。这部由阿比盖尔·维特尼(Abigail Whitney)、卡迪佳·萨拉伍(Khadijah Salawu)和阿兰姆·哈桑(Ahlam Hassan)执导的戏剧，讲述了当三个好朋友发现他们最喜欢的明星被指控暴力伤害女性后，他们对于这一新闻所做出的反应。

联合编剧希莉斯特The Varsity表示，在获得戏剧节演出的资格后他们略微修改了部分剧本内容。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丑闻后，她和阿姆坎都认为剧本应该少一些解释，多一些认同感。

此戏剧将许多不易于讨论的主题与一些诙谐幽默的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我们想表现出每一种情况都是很复杂的，从来也没有一个神圣的规定来教导我们什么时候改原谅某些人，什么时候又不该……同时我们想多增添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希莉斯特说。

这一戏剧的演员们也都是有色人种。希莉斯特表示，“我们就是一些有色人种，努力去表现出活在当下是多么的糟糕滑稽却又与众不同”。

《绿的，金的，灰的》(The Green, The Gold, The Grey)，由圣麦克学院游吟诗人(SMC Troubadours)出演。

本剧由利亚姆·麦康奈尔(Liam McConnell)编写，莎·散泰提(Shay Santaiti)执导。它讲述了“处于冲突对立面的两人被迫面对自己和对方的理想“的故事。

《闪金镇的巴特比》(Tinsel Town Bartleby)，由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College)戏剧社团演出

故事发生在一个好莱坞经纪人的邮件收发室里，一个实习生正整理着一些永远都无法到达明星手里的粉丝信件。编剧兼导演艾米丽·鲍文斯(Emily Powers)向The Varsity表示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自己在一个电影制作公司打工时的经历，她的工作正是整理粉丝的信件。“当我看到有许多给明星的信件是多么私密的时候，我真的感到很惊讶”，她说，“事实上，除了我能阅读之外，他们的故事将没有任何人知晓。”

这一表演包括了八段独白，都是由一些不会在台上互动的演员们来演绎。但是，鲍文斯也指出：“从整体上来看这些独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一戏剧也会加入一些多媒体元素，比如将会在舞台上投影真实的明星采访视频，从而烘托出好莱坞的氛围。

周六

《药片与芒果》(Pills and Mangoes)，由大学学院滑稽社团(UC Follies)出演。

这一戏剧主要讲述了一对正在与心理疾病作抗争的本(Ben)和露西(Lucy)的情侣，露西对患有社交恐惧和抑郁症的本给予支持的故事。编剧兼导演汉娜蕾·赛比安(Hannah-Rae Sabyan)向The Varsity表示戏剧的灵感来源于她和她男朋友的亲身经历。“创作这个戏剧就是我发泄的方式。”赛比安说。

赛比安承认创作《药片和芒果》是她到目前为止做过最困难的事情，看到她自己的经历在舞台上表演出来也绝非易事。她补充说，想借用这舞台剧向观众传达“感到困难是很正常的，寻求他人的帮助也是绝对可以的”这一信息。

《雨中的花瓣》(Raining Petals)，由圣麦克学院游吟诗人演绎。

由柯南慕·帕克(Q-Nahm Park)编剧，帕克与赛蕾娜·科(Serina Keh)共同执导的《雨中的花瓣》讲述了一位加拿大第一代移民苏荷(Soo-Ho)的故事。苏荷在韩国传统背景与加拿大社会观念寻找平衡点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最终他迎来了改变他家庭环境的“关键时刻”。（编者注：英语中的关键一词与本戏剧题目中的花瓣一词有相同的词根，故此戏剧采用花瓣为题）

《韵律的方法》(The Rhythm Method)，此独立节目由来自于高中的朋友们(Friends from High School)出演。

《韵律的方法》由麦凯拉·罗伯特森(Micaele Robertson)担任编剧，近期执导大学学院滑稽社团戏剧《春之觉醒》(Spring Awakening)的威廉·道(William Dao)担任导演。

2018年多伦多大学戏剧节将于2月8日至2月10日在Hart House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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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管亦笛 /Yidi Guan

校对/Proof: 刘星雨/Xingyu Liu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

颇具争议的强制休学政策最新草案在上周被驳回。这一举动被视为校方对患有心理疾病的学生群体的尊重表现。

过去几年，这项政策准许了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学生在“非惩罚”的情况下进行休学。被批准非惩罚休学的学生需满足以下条件：精神状况被诊断出对自身、学业、甚至是他人造成了负面影响。原始草案的发布引起了学生们以及校园群体大规模的担忧，纷纷表示校董会(Governing Council)应该暂缓政策，并等待进一步地反馈和修改。

政策颁布状态目前还尚未明朗。由于在广大学生群体中引起的担忧，多伦多大学或将重新拟稿一份新的草案。同时，学生的的建议和反思将在政策拟定的过程中起到作用。过去这几个月的抗议，正充分体现了学生捍卫自己心理健康权益时绝不退缩决心。

目前，校方将强制“缺勤“政策列入学生行为守则(Code of Student Conduct)的一部分以便管理。值得一提的是，比起守则中对于缺勤所采取的措施，大学“休学”政策是无意对学生进行惩罚的。不同于现有政策框架下的其他措施，这套新的政策不会在学生档案上记过。

尽管如此，这项政策被抨击的原因大多集中在对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群体的歧视性对待。于2017年12月，安大略省人权委员会（OHRC）首席专员为此考虑到了这一点，并表示认为它不符合安大略省人权委员会基于残疾的能力和歧视政策，以及预防政策对精神健康障碍和成瘾的歧视。据官方发言，大学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来帮助那些“无法自理困境””的学生群体。尽管上述担忧，学术委员会在一月底批准了最新的政策草案，促使安大略省人权委员会要求政策进一步延迟。

令人不安的是，安大略省人权委员会的干预似乎是直接影响了大学最终决定。安大略省人权委员会坚持认为这项政策可能违反了安大略省的人权法且具备法律效应以至于最终令草案的重新审定。相比之下，在这一学年内，学生以及校园组织的呼吁反对显然没有促成问题的解决——政策的修订的消息一直迟迟未来。

一场鼓舞人心的基层反对运动将三个校区的学生们汇聚到了一起。代表各大学院和大学本科生的圣乔治圆桌会议(The St. George Round Table) 寻求了学生们的担忧，以简化反馈过程。 反对政策的请愿书由无障碍学生组织和安大略省教育研究所(Students for Barrier-free Access and 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分发。多伦多大学研究生联盟执行委员会(The U of T Graduate Students’ Union Executive Committee)也站出来反对这个政策。心理健康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Mental Health)也展开了一场座谈会来讨论这条政策的宗旨。其他学生在线上形成了一个强制休学政策的反馈小组，逐条地汇编了学生的批评和不满。

这条草案最终被驳回离不开这些组织和学生个人的努力。但是尽管收到了大量的反馈，草案的修改可以说仍然是有名无实。多伦多大学学生联盟(University of Toronto Students’ Union)就这一政策提出的14个问题，只有三个在最终截稿时被采用。

首先，该政策的1.C.21章节中新增了“基本”一词，以缩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所能干扰的“活动”的范围。其次，由于国际学生只有注册入学才能获得在加拿大居留的合法身份，该政策的执行将可能对国际学生造成大幅度影响，为回应此担忧，对该政策的一项修订允许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学生提供学生移民顾问(Student Immigration Advisor)的服务。最后，该政策中还新增了一项条款，以确保大学执行个人健康信息保护法(Personal Health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的规定，该保护法规定了在安大略省范围内对个人健康信息收集、使用和公开的准则。

该政策的其余部分大多保持不变，同时仍有众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该政策没有对专业医护人员的参与提出明确要求，并且规定将决定权交至副学生教务长的手中。接受了相关培训的健康专业人员可以恰当、准确地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评估，并确定学生的生活受到这些问题影响的程度，然而对于那些并未接受相关培训的教务处工作人员来说，能否做出这些评估是很难说的。

对该政策的另一条担忧是，该政策中意义模糊的措辞给了校行政部门过于宽泛的权利，从而限制了学生的自主权。对学生是否留在学校，以及被强制休学后返回学校做出的决定，完全落入副学生教务长的手中。任何申诉必须在决定下达后的15个工作日之内，向大学法庭(University Tribunal)的纪律申诉委员会(Discipline Appeals Board)提出。委员会的高级主席将听取申诉，并对申诉做出最终决定。

最终，可悲而讽刺的是，，一项旨在缓解学生心理健康压力的政策却通过强制学生在已经很不稳定的情况下休学，这可能在实际中给学生造成更大的痛苦。在像多伦多大学(U of T)这样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休学几天后作业将会堆积成山，所以一个学生若落下一整个学期甚至更多的学业，或将不能完成学位，对于学生来说将是十分痛苦的。在多伦多大学(U of T)，学生的学业被心理健康压力所干扰的情况并不少见——高压环境是学生体验中令人不安的一部分。

值得肯定的是，学校相关部门坚持该政策是非惩罚性的，且是出于对学生利益的考虑。尽管如此，该政策中的大量规定在学生群体中引发了大规模抵制——当然，这种抵制是可理解的。然而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该政策将会使校园里一部分最脆弱的人过度地边缘化。如果大学真的希望政策能为学生服务，那么解决学生们担忧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校园心理健康问题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当前，这一政策又一次进入了修订阶段，大学仍有机会对此做出更深入的回应。

多伦多大学可能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地方，在这里一个能够解决校园心理健康问题的综合方法是亟需的——如果新出台政策能有效服务学生，该政策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先进的方式。

幸运的是，过去几个月以来，学生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面对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希望今后的草案能够以一种更加关注学生需求姿态来解决现有的担忧，如果改变甚微，那么毫无疑问地，学生们还将会继续推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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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 Sandy Wang, 王姝锦/Shujin Wang

校对/Proof: 晏薇/Wei Yan, 孙雪菲/Xuefei Sun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

译者注：本文出现的Eating Disorder均译为进食障碍。

2014年5月，妈妈为我预约了一个医生。我当时18岁，理论上有能力自己去预约医生，但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是妈妈替我决定要去看医生的。

我们并排坐在我童年时的全科医生办公室的候诊室里，翻阅着人民(People)杂志。当医生叫我的名字时，妈妈站了起来，偷偷摸摸地向医生解释了我们访问的原因。当她的声音安静下来，我揉了揉眼睛，只听见空调的嗡嗡声。

她说：“我只是担心她吃不饱。”

坐在检查台上几分钟后，医生上下打量着我。

“你一定是真的少吃了很多碳水化合物，所以体重才会下降的如此之快，”他探查着我的记录说。

“我最近已经增加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 我答道。

“还在吃肉吗？”

“每天晚餐时会吃。”

他想了一会儿，合上我的病历并站了起来。 “好吧，听起来你吃得很好。我得说，我认为你看起来不错。“他离开房间告诉我的妈妈，我的身体很健康。

当我们回到车上时，我的母亲既困惑又心烦意乱。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也有同感。我曾经抵触过这个预约，因为我预计会有两分钟以上的检查。我本来希望能重视起自己的饮食和锻炼。我作为一个可怕的骗子，我曾认为我的身体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我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除了运动之外，我每天只摄入都低于1000卡路里的食物。我本来以为会被告知我不能再这么做。相反，我得到了一个让自己挨饿的通行证。

诊断进食障碍

到我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很确定我知道进食障碍是什么样的：变得骨瘦如柴，就像那些胳膊肘已经是胳膊最宽的部位的女孩。这是一个已经被许多媒体广泛报道的进食障碍的形象，比如说在网飞(Netflix)上最近备受争议的电视剧《深刻入骨》(To The Bone)。你可能听说过很多关于神经性厌食症(AN, anorexia nervosa)和神经性贪食症(BN, bulimia nervosa)的报道。你可能认为这些疾病相对较少，而且从统计学角度看，你并没有错：流行率在不同来源之间有所不同，但根据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副教授及临床治疗主任斯蒂芬妮·卡森博士(Dr. Stephanie Cassin) 的说法，神经性厌食症约占总人口的0.5％，神经性贪食症约占1％至3％。

卡森说：“如果你只关注这些流行率，人们可能会想，‘哦，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这些数字并不能反映问题的真实情况。 “实际上只有有很少种类的进食障碍有诊断标签。所以我们实际上只能跟踪那些已经被诊断出有进食障碍的患者，因为他们有特定的诊断标准。”

卡森补充道：“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形式的进食障碍可能不在这些诊断标准之内。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实际上包括这样一个病例标签：“其他特定的”进食障碍(OSFED, Other Specified Feeding or Eating Disorder)。这种类型的诊断被称为“剩余类别”，本质上是对于那些不符合“完全失调”疾病标准的患者（如AN或BN）的笼统说法，也被称为阈值进食障碍(TED, threshold eating disorders)。

精神障碍的分类是复杂的，每一个部分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都是有歧义的。但是，这种分类饮食相关病理的方法描绘了“平均” 进食障碍的错误形象。尽管其他特定的进食或进食障碍在字面上表明它是异常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的多项进食障碍的研究发现它是一个很常见的诊断。研究人员还发现其他特定的进食障碍在心理障碍方面等同于阈值进食障碍。

“很多人在得了进食障碍症时体重并没有减轻，”多伦多国家进食障碍症信息中心(NEDIC)的外联和教育协调员凯尔西·约翰斯顿(Kelsey Johnston)说道。有的人虽然清除或严格控制饮食，但他们可能也只是平均体重或超重；最近才被官方诊断命名的“暴饮暴食症”在学术界外也普遍很少受到关注。多伦多国家进食障碍症信息中心的网站强调道：“如果你吃饭和看待食物的方式在干扰你的生活，让你不能享受生活或继续前行，那么这就是失调的饮食。”

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除非你很瘦，否则饮食失调不会“严重”。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进食障碍症也被广泛认为只会影响年轻的白人女性，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失调的饮食影响所有的种族，民族和性别，跨性别者患病的几率稍高。错误的观念使危险的行为变得非常容易被人忽视，甚至被医生忽视。

身体以外

在我的医生还没发现我的进食障碍时，我已经陷得很深，警钟应该要响起了。在那年的三月和九月之间，我轻了将近25磅。但是我仍然没有“看起来像”我有进食障碍症。如果不是我母亲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周围没有人会表达任何担心。其实恰恰相反，“你现在真漂亮！”一位朋友跟我说，“我的意思是，不是说你以前不漂亮。但是你懂。”

看起来“不够病态”往往会阻碍进食障碍的人们试图去获取帮助。事实上，那些让进食障碍患者生活得非常痛苦的是——对体重增加的持续不断的恐惧，不断的羞愧和自我厌恶，对食物的强烈的关注等等，都独立存在于人的身体之外。当我们谈论进食障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忘记，它们主要是心理失调，只是通过外表能看见的方式呈现出来。

一位只愿透露其名的大四的学生麦迪(Maddie)亲身体验了“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界限”可以变得如何模糊。她说，她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与食物有着复杂的关系，从高中开始，她就因减肥而陷入了许多饮食失调的行为。与此同时，她患有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症。通过治疗她的抑郁和焦虑，她重新开始了正常饮食，体重也稳定了下来。

“我以为我没事，因为我在吃任何我想吃的东西，”她告诉我。但是这些不正常的行为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演变成了为世人所赞许为健康的事情——运动。从几乎每天下班走几公里回家到强迫她自己做折磨人的锻炼，她仍不顾一切地在保持身材：“不是因为我真的想这么做，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如果我错过了锻炼，那就像’噢，我毁了我的一天’，所以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失败了。”

“我以为我还好，因为我没有呕吐。我也没有不吃东西，但是我讨厌自己，”她补充说。

社会的节食狂潮

我们所在的社会不光会把控制饮食和健康相关联，还会把节食和成功与道德捆绑起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像麦迪这样的想法已经越来越常见。EAT项目组对大约5000名青少年的进行研究，发现一半以上的少女和三分之一的少男使用了不健康的体重控制手段。现在，随着像#节食健身这样的话题疯狂地席卷我们的社交媒体。

这种狂热已经侵入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其中包括恋爱关系。对于麦迪来说，一次次地忍受别人对她体重的陈腔滥调令她感到极其的沮丧和焦虑。她告诉我，“我真的，真的不喜欢让我的身体成为一段谈话中的焦点”。虽然和麦迪关系亲近的人会注意不提到体重的事情，但和她不熟的人总会迅速将话题引向体重，说一些“你的身材好赞！你是怎么保持的？”之类的话。

不出所料的是，我们对纤细身材的狂热追求是导致饮食失调的一个关键原因。埃里克·斯蒂斯(Eric Stice)，一位俄勒冈研究机构的高级科学研究员已经就进食障碍的现象发表了多篇论文。他认为虽然生理、心理和社会逻辑等众多因素都会导致饮食失调，但“瘦才是美”观念的内化才是最核心的因素。

“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导致饮食失调的风险因素都指向对‘瘦才是美’的追求……简单来说，正是这种追求让这些风险因素产生可预料的影响，”埃里克说。换句话讲，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可以导致饮食失调，但这一切都存在于瘦总是更好的这一观念。

据卡森所说，“不管是厌食症、贪食症、还是暴饮暴食症，它们的核心都是对体重和身材的过分关注，而这才是导致各种饮食失调行为的原因。”

当我们总在讨论体重时，我们很难不去过分关注这件事。很显然，注意到某个人变瘦了便是更高的赞美了。

同时，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提倡欣赏自己的身体，“肥胖羞辱”仍然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国民消遣，尤其在一些会鼓励女性公开表达对彼此身体的厌恶的课程中。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题目为“如果你还算胖，那么我已经肥死了！”的论文中表明，这种交流会反映并加强对交流者对自己身体的不满。

改变观念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改变正在发生：举个例子，通过医学专家证明模特们是健康的才能在法国从事；女士内衣品牌艾黎(Aerie)则选择了无修图的广告活动。

但是要普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是困难的——完美身体形象的理想太根深蒂固以至于不能被擅长公关的营销策略所剔除。是时候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挑战这些概念了。

一个与艾瑞克共同创办的饮食障碍调解计划——身体计划(The Body Project)正是想要改变这些观念。二十五个国家的上百万少女和年轻的妇女已经尝试了这个计划，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项干预的强大可以通过神经影像学扫描可见：这个项目之后，大脑中奖励区域对于超模的反应会比普通正常重量的人更弱一些。

干预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过程。斯蒂斯描述道，就是说服年轻女性不要再有追求苗条的想法，而是用专业的方法去变得健康。

斯蒂斯说：“我们在这个项目中所做的就是给年轻女性一个机会，去定义在这个被大众传媒中人格化的外貌问题以及去讨论追求美丽的代价。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也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事。”

在这个项目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叫“认知不协调”的核心的心理学概念——人们对于自己的连续的想法和行为有一个强烈的需求。如果批判了想要变瘦的想法，会让人对于它的追求变得没有那么渴望。

身体项目是一个由心理学家们一起研发的项目，但斯蒂斯说根据最近的试验显示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调解项目。这个由大学学生们领导的版本与过去学者们领导的版本相比，是一样有效的。

其含义是令人兴奋的：通常情况下普通人只需要进行一些关键的谈话来改变饮食紊乱的现象。“你不需要成为临床心理学博士，”他说，“只要你问几个问题带动这个话题，它就会自动继续下去” 。

当我与卡森交谈时，她注意到很多经历过进食障碍的人都惊讶于他们一开始与别人谈论这个话题。“他们的反应通常是，‘哦我的老天，我没有想法’和 ‘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她说。

进食障碍比你想象的更加常见——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你周围的人肯定经历过。这代表我们必须对此采取一些措施。那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该改变一下我们讨论体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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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Translate：晏薇/Wei Yan, 余思杭/Sihang Yu, 刘星雨/Xingyu Liu

校对/Proof：邵越美/Yuemei Shao

终校/Final Read: 刘卓颖/Zhuoying 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