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平等主题讨论会引发抗议,主办方致歉

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University)于10月4日举办了每年一度的Keith Davey讨论会,当日活动被十余位抗议学生打断。抗议内容针对本次讨论会的主题“社会不平等: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吗?是否有解决的方法?”

本次活动的重要来宾有梅西学院(Massey College)院长休·西格尔(Hugh Segal), 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专栏作家安德鲁·高恩 (Andrew Coyen),性别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莎拉·开普兰(Sarah Kaplan),以及本次活动主持人史蒂芬·莱德鲁(Stephen LeDrew)。

讨论会一开始学生们就走上了讲台,就他们眼中“不诚实、不尊重他人,且具有煽动性的”社会不平等框架发表了演说。

在讨论会开始前,政治科学系主任安托瓦内特·汉德里(Antoinette Handley)曾就本次主题所引发的争议发表言论,“请各位放心,活动主办方从未对社会不公的存在性怀有丝毫质疑,也从未想过弱化这个议题。”

“不过,我也充分理解本次主题构建会引发这样的解读。但是主办方的本意是希望发起一场关于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两者之间关系的讨论。”

学生们也对本次专家的选择提出了抗议——所有讲员均为白人,其中绝大多数为男性。

在抗议的过程中,一名观众高呼,“我们不是来听你们说话的。”这句评论引发了一阵欢呼掌声,与此同时抗议者仍在继续演讲。

台上演说进行了五分钟后,抗议学生邀请观众和他们一同离场,以示抗议。至少一排观众起身离开了讲堂。

“我在维多利亚学院上学的时候,从未见过有人像我一样在半夜清洗厕所的……,我这么做是为了付学费。”当学生们离场的时候,莱德鲁(LeDrew)如是说。

“我们并不是想针对你们当中任何一位。不是想针对你,这是才是重点。”抗议者如是回应道。

活动结束后,莱德鲁关于这次抗议者的出现接受了The Varsity的采访。“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抗议的权力,祝福他们,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 然而,莱德鲁认为,他们对于他和其余专家的批评是“无理取闹”。

“抗议的内容基本上是一群一事无成的富家子弟胡言乱语,他们说的这些,全都是废话。他们应当先查清楚事实。至于他们自己的观点,以及对本次话题提出抗议的行为,祝他们好运。”

抗议者离开之后,讨论会继续进行。专家们提及了许多话题,例如全民最低工资,原住民议题,以及性别和收入差距的问题。

在问答环节中,本报就最近于梅西学院(Massey College)发生的反黑人种族歧视事件,及其所导致的高级研究员麦克·马鲁斯(Michael Marrus)道歉辞职一事向院长西格尔提问,询问他准备如何回复学生。

“行政处和学院都对十分重视本次事件,” 西格尔说, “参与对这种冒犯他人、种族歧视且有损人格的事件的讨论都是不合适的,更有甚者竟然当做玩笑话……我代表学院致歉。”

讨论会主办方及专家组回应

次讨论会由政治科学系,政治科学学生协会(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Students, APSS),以及维多利亚学院三方合办。

汉德里系长向本报致信,“在昨天的Davey讨论会上,一群学生通过和平尊重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们的行为对本次活动几乎没有造成干扰。”

尽管维多利亚学院没有直接与本报对话,据汉德里系主任称,她的结论是与维多利亚学院代理院长史蒂芬·拉普(Stephen Rupp)商讨后得出的。

在讨论会开始前, 政治科学学生协会曾发表声明,表达对本次活动的不满。“本次讨论会对于讲员的选择确实值得质疑,我们理解你们的顾虑并赞同这一点。”该声明如是写道。

“政治科学学生协会对本次活动策划的参与十分有限:我们只开了一场会议,当时还没有选出任何讲员。不过,没能仔细考虑每一个被选定的讲员,以及向合办方提出我们的顾虑,确实是我们的过错。”

讨论会结束后,汉德里系长在政治科学系网站上发表了声明,宣称本次讨论会的主题绝无“质疑不平等是否存在”的企图。

学生参与者回应

本次讨论会是向公众开放的,但学校鼓励参与Vic One计划*以及上POL101课程的学生参加,以通过本次活动获得一分额外分。

(Vic One: 维多利亚学院为学生提供的活动计划,鼓励学生参与,如讲座等的学术活动。译者注)

其中一位参加者,乔伊·范(Joy Fan)告诉本报,“讨论会一开始就出现了抗议,这使得我对接下来他们会如何回应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好在整个会场的氛围都十分友好和开放。那些专家们也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立场,但仍然针对这种情况阐明了有价值的信息。”

另一位参与Vic One计划的学生香侬·文森特(Shannon Vincent)在活动结束后表示,“本次活动的主题和对讲员的选择是不合适的。他们不够多样化。但是,如果这些抗议者当时留下来了,他们就不会止步于抗议阶段,而可以深入展开,因为后来有一场很热烈的讨论,而且少数群体也有参与。”

APSS尚未回复本报提出的评论请求。


—翻译/Translate: 袁梦雨/Mengyu Yuan

—校对/Proof: 王雪琪/Xueqi Wang

浅尝‘不眠夜’

STEVEN LEE/THE VARSITY

晚上1000——我和我的朋友下了地铁进入弥敦菲腊广场(Nathan Phillips Square)。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展品是由纳托·辛普森(Nato Thompson)负责制作的革命世纪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s),由集装箱组成,每个集装箱都代表一个革命历史和全球正义的时刻。在离开的路上,我们加入了一个在公共洗手间里创造的舞蹈派对——“波塔派对” (Porta-Party) 。我们跳了一会,然后离开广场去探索新事物。

晚上1100——我们去看了“亨利爵士金酒(Hendrick’s Gin)的L.E.V.I.TA.T.R.E.”的热气球。这个热气球被玫瑰和黄瓜图案覆盖,为了衬托出亨利爵士王牌金酒的主要制作材料。估计它能提起你的兴致。照了几张相之后,我们决定前往网飞公司(Netflix)描写的颠倒世界(Upside Down)。 但是因为队伍实在是太长了,我们就放弃它去了女王公园(Queen’s Park)。

凌晨1200——下了地铁后,我们顺着极大声的音乐找到了一个名为“汽车(Automobile)”的展品。制作人是约瑟夫·纳米(Joseph Namy),展品由一组同时鸣笛并转动引擎的汽车组成。我们的耳膜被震得嗡嗡作响,又继续在皇后公园周边漫步。期间,我们看到了马奔跑在街道上——这条街道是一个叫做“马(Horses)”的展览。我们在皇后公园周围看了一些有政治元素的展品后,决定结束今晚的旅程。

凌晨100——下一站,家。明年见,不眠之夜。

Simona Tersigni

MICHAEL TEOH/THE VARSITY

晚上805——我的朋友和我从家里早早出发,为了避开晚些将会聚集的巨大人流。我们首先走到了多伦多大学教学楼,看到了“预测未来(Speculating in Futures)”的装置。在任意一人拉动一个杠杆之后,它会随机显示出此人的运气。

晚上820——我们经过贝塔鞋博物馆(Bata Shoe Museum),但是队伍实在太长,我们就去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在那里,我们路过了

“家庭相机(The Family Camera)”展览。它相当的有影响力,并且引起了我的共鸣,特别是因为我来自一个非常珍视相片的家庭。.

晚上855——我们到达了音乐学院(Faculty of Music)。在这里有一条很长并且移动的很慢的队伍,因此我们决定跳过这些展览并且前往女王公园。我们看到了 “这里曾有一个巡航和庇护所的演奏台(Where Once Stood a Bandstand for Cruising & Shelter)”并观看了三个不同标语的揭幕。这是一场奇怪的经历,因为所有人都在四处跑,努力去看标语上写了什么。

晚上920——我们听到了马的声音。当我们认为所有人都在开玩笑的时候,我们在女王公园弯街(Queen’s Crescent)上看到了真的马,我们被震撼了。

晚上925——我们朝国王学院环道(King’s College Circle)走去。我们首先遇见了“汽车”。它由一大堆开着后备箱和门,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的汽车组成。我们确定自己是否明白这个展品的意义,但是总之我们很享受这音乐。

晚上940——我们走到了医药科学楼(Medical Sciences building)。这里在进行一个叫做 “保持不动//握在一起(Holding Still//Holding Together)”的现场演出,旨在描述为了进行政治抵抗而将人身安全置于危险境地的人们。

晚上952——我们撞见一群人在播放屠宰马的录像片段,引起了人群中各式各样的反应。

晚上1015——我们在安大略美术馆(AGO)排队看“森林(The Forest)”,一个一个人朗读另外两组人复述他的语言的述行为表演。我们有一些难理解它背后的意义,但是我们很享受在AGO的旅程。

晚上11:00——我们到达安大略艺术设计学院(OCAD University),但我们无法找到艺术展。

晚上11:20——我们在们、走向内森菲利普斯广场(Nathan Philips Square)途中看到了一个展览,装扮成猪的人们在供应人头,这大概是对肉食主义的又一个评价。

晚上11:30——我们在革命世纪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s)排队,那是最让我们感到兴奋的展览。展品中的一些集装箱的很有趣,但由于排队的人太多难以细查。

凌晨1:00——我们回到家,在漫漫长夜之后感到精疲力尽。

— Farida Abdelmeguid


—翻译/Translate: 刘滢薇/Yingwei Liu & 郑乐吟 Leyin Zheng

—校对/Proof: 井欣/ Xin Jing & 袁梦雨 Mengyu Yuan

学生也是居民

当讨论城市发展与规划问题时,一种“非此即彼双方对抗”式的心态总是出现。一些社区联合会和议员的行为正反映了这种想法的广泛性。大学生和当地居民的关系似乎越发紧张,同时,双方的利益诉求看似互不兼容。

尽管现状如此,多大(U of T)及其学生们比周围环绕的居民区更早地来此落户。类似阿尼克斯(Annex) 和哈伯德居民区(Harbord Village) 这样的社区是很多学生的本家,他们也是这些社群公民的重要组成。城市规划人员和议员们在制定影响学生居民的城建政策时需要考虑他们的利益。相应地,学生们需要更多、更加活跃地表达清楚自己的利益诉求。

最近,20号选区的议员乔伊·克莱希(Joe Cressy)协同来自阿尼克斯居民联合会(Annex Residents’ Association)、哈伯德居民区联合会(Harbord Village Residents’ Association)、以及休伦-瑟赛克斯居民组织(Huron Sussex Residents’ Organization)的社区领袖,共同敦促多伦多市政府移除兄弟会和姐妹会的许可证豁免权。此豁免权允许兄弟会和姐妹会在没有申请多租客租房许可时,即可出租名下房屋。这是学生-政府关系发展的重要事件。

过着希腊式生活*的学生们确实需要做个好邻居。与此同时有关方面也应当妥善处理关于设施管理不善、周边噪音、性侵害的投诉。然而,克莱希议员和居民联合会的提案只会影响到设施管理的部分,而不会处理任何有关他人行为的投诉。总的来说,不管提出什么样的规定,其发展执行都需要和多大学生商谈,无论居住在此的学生们是不是兄弟会或姐妹会的成员。

(*希腊式生活(Greek life):指代有姐妹会和兄弟会的大学校园传统,因大部分会名都由希腊字母组成,因此被称作希腊式生活。译者注。)

取消兄弟会和姐妹会的此项豁免权也会影响到住在集体式住宅的学生。如同租住兄弟会或姐妹会房产的学生一样,学生合作住宅(student co-ops)也拥有多租户租房许可证豁免权。合作住宅为这个平价房供应紧张的城市提供大量廉租房,做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入校就读的学生越来越多,校园周围仍然缺少物美价廉的出租房,这促使多大在近几年建立了更多学生宿舍。而这些建筑计划遭到了受邻避主义影响的诸多居民联合会的反对。

邻避主义来源于“别来我后院(Not In My Backyard)”的缩写。它通常导致居民们谴责房屋周边出现的任何改建计划,哪怕这种改建有利于整体社区。

在2012年到2013年,许多居民联合会反对在学院路(College Street)和士波丹拿路(Spadina Avenue)的路口建立24层的学生公寓。质疑声称这栋建筑的巨大的阴影会遮蔽社区的阳光,并且不符合周围社区的建筑风格。

最近,多大提出了在士波丹拿路和瑟赛克斯路(Sussex Avenue)路口建立学生宿舍的提案。哈伯德居民区联合会对此提出抗议,原因是为了建这栋学生宿舍需要拆除一幢1885年左右建立的老楼。这个案件由安大略市政上诉委员会进行听证,并考虑相关资讯的建议。多伦多政府人员支持居民联合会一方。

有人会认为,在校园事物上学生们应该更积极地发声。然而在商讨相关事宜的公众会议与出席市政厅会议的代表团中,除了偶尔出现的多大学生会高层,极少有30岁以下的与会人员。

曾有一度,学生们和城市部门、居民联合会并肩协作,取得了好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之交,居民联合会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成功游说阻止了安大略省政府建士波丹拿高速公路(Spadina Expressway)的城建计划。倘若改计划得到实施,从今天的艾伦路(Allen Road)开始到多大圣乔治校区(St. George campus)西北角的空间都会被占据。省政府也不得不拆除卡萨罗马城堡、一些教学楼和相当一部分阿尼克斯居民区。为了达成目标,学生们积极参与相关研讨会和代表团。

今天,学生们在有关市政问题的交流中时经常被边缘化。城建人员和议员们需要理解学生们作为社区一员的合理诉求,从而在影响学校周边的城建决策中倾听学生的意见。

此外,更多学生需要积极参地为他们关心的事物发声。这毕竟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校园里学习,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学校周边生活、工作。在公众会议上发言,或联系市议员都是有效的提出诉求的途径。这些努力能帮我们学生促进多伦多的发展,最好在事情变得糟糕起来之前。


—翻译/Translate: 井欣/ Xin Jing

—校对/Proof: 刘滢薇/ Yingwei Liu

讲真,为什么说多伦多公交系统TTC很不错?

今年夏天,美国公共交通协会(Americ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授予多伦多公交系统(TTC)2017年度杰出公共交通系统荣誉称号(Outstand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of 2017),这是1986年以来多伦多公交系统首次荣获“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奖之后的又一次获奖。介于火车延误,巴士失踪以及肮脏的座位,我们这些经常乘坐TTC的人对这个奖项表示质疑。在这里,我们的撰稿人分享了他们在TTC上的“光辉事迹”。

星期二晚上,我坐在地铁的座位上,准备回家。那时我是大一新生,还在试着习惯使用TTC,了解它的乘坐细节。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经历了列车随机停在隧道中间的经典桥段。同一车厢的还有一位穿着巨大充气恐龙服的男士,他看起来很讨厌这样突然的隧道停车。

他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声地抱怨当下的状况。随着他的抱怨声越来越大,列车再次启动,让这个穿着恐龙服的男士跌倒了。

—萨林·伊凡(Sarim Irfan)

那是八月份炎热的一天,我正在开向吉卜林车站(Kipling)的列车上,去我朋友家的游泳池。当我在地铁上找到座位坐下时,一位建筑工人模样的乘客在我旁边坐了下来,他看起来昏昏欲睡的样子,对周遭的环境毫无觉察。当车子开始移动,他的身体开始向我这边倾斜,直到最后他几乎靠在了我身上睡着了。

周围的乘客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鼓励道:“姑娘,你不必忍耐这种行为!”有一位乘客让了座给我,当我站起来的时候,这位男士径直向前倒了下去,毫无反应,人群就混乱了起来。

一位女士按下了紧急按钮,另外一位将她的钱包当作扇子扇了起来。人们喊叫起来,问我是否从他的呼吸里闻到了酒精的味道。当列车开到下一个站点时,等了15分钟医护人员才到达。

与此同时,其中一些人,包括双手发抖的小护士和一个从始至终只讲了一句英文 “ 我是医生(I’m a doctor) ”的医生试图救治这位男士。在月台上,一位男士喊道:“我急着去别的地方!”,周围人开始指责他,一位女士大声抱怨这位男士太自私了,接着开始口角争执。之前昏迷的乘客仍未苏醒。一些人开始录像,然而这位女士转向摄像的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执。

其他人参与进来,大家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个失去意识的乘客。最终医护人员到达了,在被担架抬出去的时候那位乘客似乎短暂地恢复了意识。

— 利亚·库伯曼(Leah Kuperman)

今天夏天,就在圣乔治车站(St. George station),我受到了一位中年女子的骚扰,仅仅是因为我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因为当天要去参加朋友的生日派对,穿着打扮要适合派对场合,我是这样认为的。

当我和朋友进入地铁站时,我们发觉有一位女士看着我们,但我们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她正要出站。当我们在等地铁时,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位女士掉转头来开始对我的衣着大声评判起来;她一口一个荡妇、妓女,还有很多不堪入耳的言语。

车站里没有一个人来安慰我,关心我是否安好,我很庆幸那天我的朋友在身边,但如果他们不在呢?像我遇到的这样的状况还不断地在地铁里上演,除非能让每个人感到安心舒适,否则TTC将永远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阿利亚纳·马萨米 (Aryana Munsamy)


—翻译/Translate:李映雪/Yingxue Li

—校对/Proof:邵越美/Yuemei Shao

并非欲速,但求必达

周五晚上,迈克尔(Michael)像往常一样打电话叫我出去喝酒。但我仍旧去不了,像往常一样。因为我又要在家处理新出现的问题。

“又不行?”他说道。

“嗯,抱歉。下周吧。”

其实我知道下周还是去不了。我都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让一切变得更糟:是出于一些他们不理解,我也没提过的原因而拒绝朋友的邀请——即使他们确实想试着理解我的处境,但我还是和他们的社交生活完全陌生,因为在我拒绝了一定次数之后,他们就不再邀请我了。

我屏蔽外界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今年夏天,我母亲生病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一下子都落在了我肩上,比如照料家里、管理家庭财务、处理账单,还有购物,以及给自己、哥哥和母亲做饭。在处理这些事的同时,我还是个全职学生,一边参与着校园政治团体和其他活动,一边申请研究生,做着同龄人都在做的一切。

当然,寻求学校事务和“成年生活”——我们这些小孩现在开始这样称呼自己的生活了,之间的平衡点,是所有独立生活过的人都经历过的。但是在家长生病住院或在家休养的时候,情况就是复杂多了。

你可能觉得受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学业,但真的不是这样。当我向教授解释说因为要去医院接母亲,我可能会缺席一节课的时候,都不用我主动提,她就非常大方地告诉我她会提供这一学期中我所需要的任何便利政策。我所在学院的行政人员也很快帮助我申请了助学金和奖学金,以缓解我的财务状况。

我发觉受到影响最大的其实是社交生活。朋友们不知道遇见我这种情况该做点什么,我也不怪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困难的人几乎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只能在脸书上发给我一条善意的短信,告诉我如果我需要帮忙有他们在。有一次一个朋友帮我叫了一份披萨,这件事对我的安慰远远超过一个披萨的价钱。

除了最初的一句“希望你没事的短信外,真正能帮到我的就是他们的陪伴。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有些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担心自己的举动会触动到我,有些时候干脆就对我避而不见,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个举动或者哪句话会摧毁我蛋壳般脆弱的外表。这种情况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人们闭口不提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而另一种则是有些人永远只讲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

几周没跟迈克尔联络后,我给他发了条消息。“嘿,你怎么好久都不来找我了?”我问道。

“你看着挺忙的,我不想打扰你。”他回道。但事实上,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来自朋友的消息也永远不算打扰。

有时候你真的很容易陷入对一切的绝望中。

“为什么连我看做‘朋友’的人都没来问我怎么样了?”我后来向一个朋友倒苦水。

“可能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让他们看出来你需要他们的支持。” 她说道。她说得对。我一直以来拒绝向众人求助,这样别人怎么会知道我需要帮助?

然而还有些人,总是问一些很隐私的问题,对我的个人生活刨根问底。“你还好吧?最近怎么样?”在暑假打工的时候,我每次见到我的老板她都要问我这些。她真的什么都问,我不喜欢这样。

她的话让仿佛让我将生活中苦难再回味一遍,而这样只会让我更难以继续前行。我永远回答实话,即使别人只是出于客套才问的。很正常,这一切都是矛盾的。我不能对问和不问的人都生气:我应该反省自己到底希不希望别人关心我的生活才对。

除此之外我还感到愧疚。当好不容易有屈指可数的既关心我的处境又不刨根问底的几个人出现,我又觉得痛苦,因为我发现我永远说得比对方多得多。这使我很容易就会陷入绝望,对周围人也失去了信心,不是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关心我就是因为我不希望他们太关心我。

“我希望你们喜欢我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而不是因为你担心我实在找不到别人倾诉了。”在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之后,我向一位密友坦言道。

他们的回答让我感觉好多了:“和你聊天是我一天当中最高兴的事之一,哪怕话题比较沉重。”我没告诉过他们听到这种话我有多高兴。

现在这些都成为我的新常态了。有时候确实很容易陷入对一切的绝望之中。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人,他们真的想帮忙,但是这种看法很快就被“多数人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想法盖过了。

重建对他人的这种信任很难,坚持消极的看法倒是非常简单。但是我会努力——并非欲速,但求必达。

The Varsity Magazine的The Belief Issue已于三月22日上架。更多文章请见

magazine.thevarsity.ca


—翻译/Translate: 王雪琪/Xueqi Wang

—校对/Proof: 郑乐吟/Leyin Zheng

辱黑种族歧视事件严重损害梅西 学院声誉

近期,一名梅西学院(Massey College)高级研究员的辱黑不当言论引发了我校师生的大量批评。

据称9月26日午餐时分,在梅西学院院长修·西格尔(Hugh Segal)经过迈克尔·马鲁斯(Michael Marrus)和三名初级研究员的餐桌时,多伦多大学大屠杀历史学家、名誉教授马鲁斯(Marrus)对一名黑人初级研究员说:“你可知道这是你的主人,嗯?有没有感受到迎面而来的威压?”

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梅西学院主管的头衔一直是“院长”。

“我强烈谴责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马鲁斯对我们的一名初级研究员发表的伤人且完全不当的评论。”在9月29日发表的一则声明中,西格尔表示,“在梅西学院决不允许有任何种族歧视发生。”

西格尔已经“撤销”了院长头衔,并表示“此举与本周所发生的种族暴力和冲突有关”。正式变更西格尔的头衔需要梅西学院理事会向安省立法机构申请,通过法律途径执行。

此次事件促使一些初级研究员向西格尔发表公开信,信中提出了五项要求。此次行动受到了近200名多大师生的支持。

要求如下:
一、革除迈克尔·马鲁斯的梅西学院高级研究员职位

二、梅西学院发表正式的公开道歉

三、立即取缔“院长”头衔,另选合适的头衔来称呼梅西学院主管

四、梅西学院为所有初级和高级研究员,特别是内务委员会成员组织强制性的反种族歧视培训

五、正式会见修·西格尔和梅西学院管理层,以陈述初级研究员们关于回应此事和其他现行种族问题的行动计划。

目前迈克尔·马鲁斯尚未辞去研究院职位,也尚未被停职。

在9月29日发表的声明中,西格尔表示梅西学院管理层将与由初级研究员组成的种族平等秘书处合作,举办关于种族主义的市政活动。梅西学院院长也将会见提出行动呼吁的初级研究员,以讨论下一步方案。

同时,西格尔承诺将与多伦多大学反种族歧视和文化多样性办公室合作,为全院成员提供反种族歧视教育。

迈克尔·马鲁斯未回复我刊的评论要求。


—翻译/Translate:邵越美/Gillian Shao
—校对/Proof:吴雯堃/Amy Wu

教职工追随学生的脚步开始使 用Office 365

多伦多大学(以下简称“多大”)的教职工预计会在秋季学期完成Office365的更新。由于整个夏天关于更新产生的邮件数据问题接连不断,多大行政部门希望更新的进程减缓一些,以保证日常运作。“Office 365是一项早前学生们已经开始使用的工作环境了,”博·温施耐德(Bo Wandschneide),多大信息主管,如是说道。

温施耐德说这次更新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和教授在同一平台互动,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一举措主要是为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提供便利。”近期,教职员工通过UTORexchange和UTORmail两项服务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和会话交流,Office 365将会在未来取代这两个工作平台。据官方网站“常见问题”(FAQ section)一栏显示,Office 365是由微软提供的,新型综合性的在线交流协作平台,”office365.utoronto.ca这个网站是为教职工提供主要资源和讯息的平台,平台还提供了更新前和更新后相关讯息;该平台还提供了探索新软件的小窍门。网站的主屏幕会显示了已更新用户的人数,包括部门数量——目前已有一个部门和239名用户更新了服务。

温施耐德说他们选择从技术部门开始更新是因为技术部门需要潜在问题进行评估。“这其中有很多小的问题,而这些小问题无所不在。”随着第一轮数据迁移,第一轮修正也将展开,也就意味这要在软件进入第二轮初步测试钱,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温施耐德还在和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确保所有教职工都为这次更新做好准备。他相信这次数据迁移会平稳度过,因为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使用Outlook邮箱,“这操作起来并不难,只是换了一个收发邮件的地方而已。”Office 365为创意和协作提供了平台,包括商用Skype网路电话和1TB的存储空间的OneDrive云端硬盘。“我觉得人们看见这些新功能会很兴奋。有很多教授向我询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使用?’”温施耐德说道。秋季学期末所有的教职工将完成更新,可以开始使用Office365。


—翻译/Translate:李映雪/Yingxue Li
—校对/Proof:王艺璇/Tiffany Wang

重新定义恋爱:学生们2017年的浪漫经历分享

我五个月都没有做爱了。不,我不想要怜悯,而且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实话实说,我一直没有怎么注意,直到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一部分我没有做爱的原因是药物的副作用降低了我的性欲,尽管我的性欲已经算平均水平之下了。另一部分是我发现自己下意识地只愿意和跟我有深度交往的人去做爱。

我不是在找“命运之人”或者类似的东西。我太悲观,无法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完美的人为我注定,而且我也不相信我能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找到那个人。我想我是在寻找一段关系。

最近我生活的重心之一就是我的心理健康。这个暑假我花了些时间去关注我的健康和安乐,并试着成为一个大体上更快乐的人。大概来说,我感觉对自己更有信心了。我想达到一个不依赖感情支柱却想要恋爱的状态。

这一点最令我难以启齿的原因是,我还在游走于希望和绝望的中间,在试图成为前者。我已经感觉到了一种在同性恋群体尤为盛行的压力,那就是追求随意一夜情的风气。对年轻的男同性恋者来说,下载Grindr,一个给男同性恋者们寻找一夜情的程序,和跟年长男人无感情地做爱已经成为了一种仪式。

我大学一年级的初期做过类似的事情。一个晚上,我醉醺醺地在Grindr上给一个想让我去他奇特的哈伯德村家(Harbord Village)的男生发了短信。我那一晚上最明显的记忆就是在他那无窗,天花板低矮的卧室里感觉到的陌生和不安。他穿的老海军(Old Navy)人字拖鞋也没有安慰我。

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不喜欢为了做爱而做爱。我之前性关系中经历的那些乐趣和激动都来自于跟我认识了一段时间、有明显交集的人。

先交心后做爱的我过于理想主义了吗?已经过了五个月了,但是我不会为了它以后会不会再次发生而担心。有的时候,我的确有过那种脆弱的时刻,想加速这个熟悉彼此的过程,把精力集中在一个男生身上,而且试着去强行和他制造羁绊。我也在好奇是不是我的要求太高了,是不是我应该随意地接受一个远远地喜欢我的男生,即使他只是为了一夜情。

我表达这些是为了强调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有那么一时三刻感到脆弱,会自我批判,还会感到绝望。但是谈到做爱这种私人问题时,一定要诚实和务实地去考虑自己的需求。而且记住即使现在没有人和你做爱,也没有任何问题。

 

你愿意参加我的多边恋吗?

一位学生眼中多元之爱的复杂精细与美丽

—Vanessa Perruzza

 

“那,你是一夫多妻主义者吗?”这位白人男孩问我,一边喝着加水的啤酒,一边用探问的眼光看着我。

“不是,那是一个男人娶很多妻子的情况。我不是男人,而且我也没有结婚。我也不参与一妻多夫主义,那是一个女人有很多丈夫的意思,”我解释,对这些反复而简单的结论已经厌烦了。

“但是你说了…”

“我说的是:我是多元之爱主义(polyamorous)者。你应该知道‘ploy’代表多,‘amorous’代表爱?在安全和彼此知情的情况下,我的伴侣和我可以去追求别的感情。”

这是一个我谈过多次的话题,而且每个处于一对一关系的人都给出了一样的答案。我明显的记得一年前在不眠夜(Nuit Blanche)中的一次争吵,而且当时我和现任刚在一起。那次事件真的考验了我的耐心。

“如果你的男友有别的女友,那他肯定不爱你。他真正爱你的话,你一个人就够了,“某个人告诉我。由于我引以为傲的自我控制力,我很简单地走开了(没有打他)。

毋庸置疑,多元之爱是一件伟大的事情。爱,在它最纯净和慷慨的时刻,是精彩而有生命的。但是,很多一对一的情侣会感觉我肮脏自私,而我只是想和世界分享我的爱。

与没有边界的开放关系(open relationship)不同,多元之爱更复杂而且更需要沟通。一对多边恋的情侣,一组多边恋的三人,一群共同多边恋的情侣,会永远自由和诚实地去沟通他们的需求、希望,和限制。这样会帮助大家避免一些嫉妒和不满的感情,而且这些感觉也是一对一和开放恋情一拍两散的原因。

事实上,多元之爱最美妙的地方,也是一个经常被忘记的话题,就是“共享伴侣(metamours)”(注:当A和B同为C的伴侣时,AB即为“共享伴侣”)。这些人是你伴侣的扶持者。

在一对一的恋情里,你恋人的另一个恋人是“小三”。在开放关系中,你恋人的恋人是一个让你嫉妒的陌生人。但是在多边恋中,你爱人的另一位爱人是你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个你可以放心大胆让他/她爱你的爱人,也可以和他/她分享你的秘密的人。

想一想闺蜜间的谈话,但是更加有料。关系良好的共享伴侣间的鼓励是别人不能比的。在我的经历中,他/她们的对话是最有趣的。

“他以前从来不咬我,是从你那学的吗?看看这个伤痕。我好喜欢!“

“你也是的!那个舌头动作是因为你吗?因为,哇!“

不只是分享亲密关系,有一个像你一样关心你伴侣的人是一件很完美的事,而且在一些无知的评论中感觉是值得的。如果你的伴侣生病或者痛苦,他/她会受到多方的关爱。对我来说,这是多元之爱最好的一部分:我不只是从一个地方得到爱。

 

模拟类型的浪漫

四次Tinder约会经历是如何让一位学生了解现代化交流的

—Sonali Gill

 

寻找爱一点都不简单。这个普遍的说法跟50年以前一样的真实。

我们的确在数码时代中生活,但是爱与性观念的问题早已被重新定义了。我们在生命中所有方面都越来越依赖科技,这点可以从不断增长的移动程序中看到。因为这些我总是在问自己:科技是在提高还是在毁灭我们的感情生活呢?

我与各类移动交友程序的经验表明(科技)是在毁灭我的感情生活。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想讲述一下我的故事。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话说是“一城与三次约会记”。

我没有为了第一次约会发生的事件做准备。在约炮神器Tinder上一番欲火焚身的调情以后,我和一个身材健美的半日本半伊朗血统的男生正式见面。这次令人尴尬的对话与我们想象中的热情有很大的差别。我一点都不浪漫地伸出了手去握他的手,于是我在脑海里开始争论:他想要什么?我们应该在喝咖啡之前去睡还是之后?我们必须要一起睡吗?

对我自己来说,我很惊讶居然有人在网上能找到配偶。我感觉在线求爱缺少了那种在酒吧产生的自然感。我也发现跟一个刚见面的人去设定我们性关系中的界限是很难的。这让一个本应愉快的场景变得有压迫感。

在寻找第二次约会机会时,我突然明显地感觉这就好像是在亚马逊 (Amazon)一样的网页上从产品样本里选购。看着不同男生的Tinder简介就像是翻看电子和时尚产品样本。再次,我也没有为了有些男生给我发表的过分的信息而准备,而且每一条都带有拼命的感觉。毫不令人意外,这次约会也不顺利。

两次不幸以后,我很确认我已经度过了最糟糕的(约会)。大概来说,的确是过去了。

第三次约会是在多大校园中的一个复古风格的酒馆进行的。我注意了避免在Tinder中调情,为了不会对对方有太高的期望。我们彬彬有礼地交谈了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有了思想的交流,但并未擦出火花。这次经历让我相信了一夜情属于(喧闹的)酒吧或夜总会。

我第三次失败的经历印证了网恋需要碰运气的观点。网上恋爱有很大误导别人的可能性,因为比起来自己想说的话,人总是喜欢重复别人爱听的话。这样一来,传达错误的几率是很高的,因为大部分网聊的人都把重点放在(错误地)分析表情文字和标点上了。所以,在恋爱中最好保持谨慎。

网恋给我们提供了比以前相比更多的选择机会,而这是一把双刃剑。在感情生活中用电子产品的缺点的确超过了优点。恋爱需要稳定和真实的开始以减少被欺骗的机会,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分手

友情结束带来的心碎

—Gabrielle Warren

 

音乐专辑是有影响力的。有时候当专辑从原先意义分离而加入到你的生活中,它就会跟你当时的经验而合体。

对我来说,索兰络(Solange)的《桌子旁边的椅子》(A Seat by the Table)就是那种专辑。它刚出版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它的重要。它的确让我很着迷,但是它最为重要的就是在我分手的时候帮助了我。

大学是一段艰难的时光。是一段发现自己的改变和了解自己的时间。在大学一年级,我和我最早喜欢的人之一分手了。在大学二年级,我和一个我最好的朋友断交了。

从现在来看,那段友情是给我打击最大的。即使到今天,当我想到那段时光的时侯我也会有很大的反应。每个人都想谈论浪漫的分手。有很多类型的音乐在谈坠入和离开爱河的话题,但是很少会谈到与一个朋友解散的意义。这种经历可能比失去爱情更痛苦。写下这段经历意味着你需要去面对它。

友情是一个慢热的过程,通过接触慢慢变强,直到触及灵魂。浪漫关系中的两人可以不是心灵层面的朋友,但是友情必须要有精神交流。

我觉得是友情中的心灵天性会让它的解散更痛苦。共同交换的生活经历意味着有一个人带着一部分的你。即使你们被什么情况分离——对方也会永远记着你。

分手的一个月之前,我感觉到了和她的精神距离。当我们在说话时,话题没有改变但是气氛的确变了。我的注意力分散到了别的人和事情上。我们以前聚会的快乐已经消失了。现在这个空间被冷谈和沉默占领了——我们是共同感觉到的。

已经很晚了。我在流鼻涕。为了下星期的考试我很紧张。一个通知突然在我的屏幕上出现。我在读时,挫折感变成了愤怒。短信的话题包括了该说的事情、我所知道的真实的事情,和不可以收回的话。

我开始放《愤怒》(Mad)。索兰格(Solange)在我的耳朵里唱,“你有光,数着你所有的快乐。你有愤怒的权利。但若独自承受它只会挡你的道。他们说你得丢掉它。”

当这首歌结束后,我又看了那条短信。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还可以当朋友吗?有些事情是不应该说的。我们怎么走过这段?

《我们去哪》(Where Do We Go)开始放;好像索兰络(Solange)在我旁边问一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去哪。不,我不知道在哪里留下。不知道去哪。我不知道在哪里留下。我们从这去哪?你知道吗?我们从这去哪?”

当这首歌也结束时,我找到了力量。我回了她的短信。很长而且很为难。我向她道歉,自己是个不好的朋友,向她说明我需要时间 。事实上,我知道已经说出来的话会永远像墙一样挡在我们中间。一堵让我们没有安全感和信任的墙。我不想让她或我自己去受损害。

终于,《别希望我好》(Don’t Wish Me Well)开始在放。如同一首情感电影末尾的歌,它告诉了我:“我会一直走。但是我会给你留下灯光…我会一直走。现在快看不到你了。” 那个时刻感觉像是结束了一部情景喜剧。是一种悲伤,因为我的爱不会回来了,但是也有一种解脱感,因为我们可以为了新故事而向前走。


—翻译/Translate:王海琳/Helen Wang

—校对/Proof:邵越美/Gillian Shao

 

关于蘑菇

上个世纪,美国总统尼克松一力促成,将致幻药物(即毒品)描述成位列第一的公众敌人,近十年则有相反的趋势,公众已经开始大面积地接受毒品作为药物的治疗效用。

这要大大归功于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领域里奠基性的研究。研究表明,这些药物的治疗潜力远比以往估计的要高出许多。同时,众多国内新兴组织和跨国集团也在致力于推广这些研究成果,为现今公众对于药物的广泛接受做出了贡献。

加拿大学生毒品改善政策协会(Canadian Students for Sensible Drug Policy,CSSDP)多伦多大学分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该协会于今年9月23日策划举办了名为“与蘑菇一起做思维导图”的研讨会。该研讨会于每年举办一次,目的是让普罗大众能够了解有关致幻药物治疗作用的最新信息。

本次活动的策划人,丹尼尔·格里格(Daniel Grieg)宣称,CSSDP的主要目标是在政治层面让青年人发声,使得这一群体能够更加融入政治生活。据格里格所说,大部分政治家偏好严格的药物管制,号称是为了青年人群体的益处,但政治家们甚少考虑青年人得诉求到底是什么样的。去年,该协会的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大会药物政策的特别会议,其中一名代表出席了社区会议。

格里格认为无论法律是否支持人们仍旧会使用致幻药物。因此,政策不应当以惩罚为目的,而应当从支持和康复性的角度来看待。CSSDP多大分会在过去的几年主持了多个支持这一观点的讲座和活动

让-马克·蒙卡尔沃博士(Dr. Jean-Marc Moncalvo),兼任多伦多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副教授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自然历史系真菌馆馆长,曾在研讨会上发表关于菌类和人类及其他动物关系的演讲。童年时期他常在瑞士阿尔卑斯山采摘蘑菇,这一经历使得他之后就读于瑞士洛桑大学,并钻研真菌学课题。

当被问及政府应当如何对待毒品政策时,蒙卡沃尔教授回答,“要知道,这是个有历史根源的社会议题。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是一样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以西方文化为主,受现代战争和各种赚钱机器影响的社会。为什么选择酒精而不是裸盖菇素*(psilocybin)?我认为目前各国政府的毒品政策都有些荒诞。”

*裸盖菇素:是致幻剂脱磷酸裸盖菇素的前药,后者是裸盖菇素的活性代谢物和其全部精神作用的产生源。

出席座谈会的嘉宾还有多伦多大学智慧与意识实验室(Wisdom and Consciousness Lab)的主任约翰·维威克(John Vervaeke),以及副主任安德森·托德(Anderson Todd)。该实验室从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领域的角度出发,探索不同的意识改变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和智慧培养之间的关系。

意识改变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不同于正常意识的其他状态。

这个团队最终想要探索超越理性或神秘经历和生命意义之间的联系,而生命被赋予的意义往往被忽略。维威克主任认为,某些毒品禁令背后的历史原因很值得质疑,而呼吁政策大改的观点也得到了近期研究结果的支持。

心理技术学(Psychotechnology)的产生意义重大,在治疗方面也有巨大潜能。“没有一个政治家关心意义危机。他们没有投入时间、精力,或是注意力在这些方面,使得孤独开始蔓延,最终导致今日我们所见到的极为严重的精神健康危机。”

托德副主任认为,虽然美国的“毒品之战”确实矫枉过正,但这种自由党主义下深受人们欢迎的反击同样危险,亦是不可取的。大概没有哪位研究人员或专家会大力宣传迷幻药物的娱乐用途,比起这个,托德相信科学应当继续努力展现迷幻药物并不危险的一面,并且表明用于治疗时,这些药物是十分有作用的。

“迷幻药物不是玩具,是工具。你不会轻易让人去使用电锯,那么同样,你也不应该让人轻易使用迷幻药。”


—翻译/Translate: Yvonne Yuan 袁梦雨
—校对/Proof: Yingwei Liu 刘滢薇

前任多伦多大学教师被发现持有假文凭

在近期的一个采访中,CBC(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视栏目Marketplace发现多伦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University of Toronto’s School of Continuing Studies)的前任教师都巴克·兹哈利(Dubravko Zgrablić)持有假的阿尔梅达大学(Almeda University)计算机科学的文凭。

兹哈利(Zgrablić)现在在圣力嘉学院(Seneca College)授课,他也曾在其它加拿大高等教育机构授课,比如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百年理工学院(Centennial College)和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

兹哈利告诉CBC记者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取得了他的硕士学位,只需要完成11个电话测试。他之后又在脸书(Facebook)上写道他用了9个月的时间取得了这个学位。

在那一条消息中,兹哈利说他从2002后期开始寻找网上的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当时在美国这类学科的硕士并不多见——他感觉“阿尔梅达大学看起来更加体面,因为他们的网站上陈列了一系列的资格鉴定。”在那之后,他完成了这所大学的入学评估,其中包含了一些通过电话进行的测评。

兹哈利收到了这所大学的一条短信,说他的学识已经超过了硕士学位预期内容,因此他不需要写论文也能获得这个学位。之后,他拿到了全部学科都为 “通过” 的成绩单。

Marketplace获得了一个Axact公司的商业记录,一个位于巴基斯坦的信息技术(IT)企业。这个企业向全世界人民发放假文凭。阿尔梅达大学是企业所有业务中的一个:一个没有任何资格鉴定的假网络学校,只有一个不可信的邮寄地址,位于博伊西(Boise),爱达荷州(Idaho)的邮寄地址。

“阿尔梅达大学是一所合格的大学,只是没有获得正式的机构鉴定而已。” 兹哈利反驳道,并说,他和他授过课的四个教育机构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质疑这所大学的质量。

两个CBC记者假装成圣力嘉学院的学生进行暗访,向他询问了他所授专业内的一些问题。当在问到他是在哪里完成的硕士学位,他不能马上说出教育机构的名字,最后还是两个记者提醒他是从阿尔梅达大学毕业的。

兹哈利和CBC记者以及The Varsity分享了他的电子邮件通信记录。在这些电子邮件中,他分辩道,他向所申请的四个教育机构提交了文凭,但是没有一个机构对他的学位产生质疑。

当这些学校面对兹哈利是否拥有教学资格这一问题时,都不愿意提供任何形式的说明。圣力嘉学院拒绝回应,并表明他们不能对“个人原因导致的人事问题”做出评价。多伦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The Dean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School of ContinuingStudies)也给出了相似的回答,并拒绝录像采访。

百年理工学院(Centennial College)声称在2000年时,学校雇佣他并非根据阿尔梅达大学(Almeda University)的硕士文凭,他被雇佣是根据他在克罗地亚(Croatia)萨格勒布大学(University of Zagreb)的文凭。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也发出了声明:“在招聘过程中,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需要应聘者安排授予他们学位的教育机构直接向大学发送他们的成绩单。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不会接受成绩单复印件或者应聘者提交的公证成绩单原件。如果有学位是否合法的问题出现,我们将交给大学的教务处进行进一步验证。”

在CBC的争论之后,兹哈利(Zgrablić)将他的硕士文凭从LinkedIn个人资料中删除。然而,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感到愧疚,他在脸书(Facebook)中写到:“我将阿尔梅达大学(Almeda University)从个人资料中移除是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它是争议的来源并且成了一个负担。”他认为他的文凭没有问题,但是“授予这个文凭的教育机构有问题。”

Marketplace揭露了超过800个加拿大人可能拥有假文凭这一问题,但调查到“学位工厂“的FBI前特工艾伦·伊则(Allen Ezell)说这个数目可能更高。他估计一半以上在美国获取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翻译/Translate: Yingwei Liu 刘滢薇
—校对/Proof: Helen Wang 王海林